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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和IF可能有错,Nature和Science也可能会有错

已有 1596 次阅读 2022-7-4 18:42 |系统分类:观点评述

SCI和IF可能有错,Nature和Science也可能会有错

冯兆东(2022-07-04

一、SCI

我(冯兆东)是认可SCI的历史功劳的。SCI的被重视成功地将一大批中国的中年和青年科学家带到了国际“主战场”,也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可以与国际上最活跃的学者平等对话的学者。自“黑暗的中世纪”以来,西方的科学研究的文化一直比较正常,他们的科学发展的历史也比较长了。而中国呢?上世纪的"五·四运动"才开始嚷嚷着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的引进,之后几十年的战乱年代里几乎无科学可言。我的一位很是成功的学者朋友说得好:中国的科学进入正轨和常速发展仅仅开始于1980年代。是的,我们过去几十年的科学进步也许真的是“学徒式”的进步:既模仿又引进。但是,我们当时与西方的科学差距真的很大唉,不学徒?不模仿?怎么会有跟进和超越呢?是的,在整个过程中,由于我们的不成熟(学徒吗),由于我们体制的不健全,还由于我们过长的封建历史,我们在SCI方面有不少的偏激和失误。例如,SCI被神器化后,SCI甚至将中国科学引向“科举”:人们为了“升官发财”而SCI。但是,我认为SCI的功劳是远远大于过失的。

 

二、IF

中国SCI盛行的另一后果是“滥竽充数”的SCI杂志盯上了中国的SCI出版费。后来呢,IF(影响因子)的被引入似乎有效地遏制了“烂SCI”问题。但是,IF似乎也被“滥用”了。几乎所有的学人每时每刻在谈论IF,却是没有人谈论他(她)自己认为的有趣科学发现或进展。原因很简单:监督部门看重IF,它(IF)与奖金、升职、甚至争夺院士都挂起钩来啦。客观地讲来,一个最为有效的争论是:IF是那本杂志的IF,并非你的那篇文章的IF。但是,学者们的假定一定是IF高的杂志的审稿标准和接受标准更高些,事实也确实如此。至于“不少‘低IF的文章’后来被证明比大多‘高IF的文章’具有更大的科学价值”这一事实确实给了我们难堪。但是,我们总不能靠“观察”学者的面相去预判学者或“祈求”上帝替我们做判断吧!所以,IF还是管用的,在全世界的学界都管着用的。

 

三、Nature和Science

再说Nature和Science。科学网上有人说,争得院士的必要条件之一便是有一篇Nature或Science的文章。我曾在我任职的德州一所大学地质系做过“Search Committee”的Chair。一个助理教授职位的申请者中的三位有Nature和/Science发表的经历。其中一人竟然有3篇Nature和/Science的一作文章,但是他仍然落选了,因为他的学术经历和知识结构并不是那个地质系所需要的。这一经历导致了我对“一篇Nature或Science文章半定乾坤”有点不认同。但是,我又是被“追求Nature或Science发表”洗礼过的。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做博士后时见证到,那里的学者把发表Nature或Science文章作为他们的“攀比”指标。虽然Nature或Science被认为是“Old Boy Club”,虽然它们的很多文章也被证明是Nonsense(胡说八道),但它们的学术信誉却是被长期地和广泛地认可的。他们的文章(特别是述评文章)一直起着引领学术方向的作用,它们的审稿和接受标准都很高。我的结论是:没有必要为了一篇或两篇‘Nature或Science文章’去伤透了学者的心或管理层的心,但中国真的是到了辈出“引领科学方向”的国际学术领袖的时候了:出现一批在某个领域“引领风骚地”在Nature或Science不断发表文章的学者。不过呢,历史还反反复复地告诉我们:在Nature或Science发表了文章,并不意味着“找到真理”。一个扎心的事实是:Nature或Science出Nonsense(胡说八道)的频率与其它杂志一样一样的。还有一个扎心的事实是:被同行认可的和被事实证明的重大科学发现并不总是发表在Nature或Science上的。

 

四、出路在哪儿?

4.1.小结:鼓励SCI,引进IF,提倡Nature和Science发表都是具有长远意义的合理政策,我们无需批评。我们需要批评的是“过分化”和“简单化”(甚至粗暴化)。

4.2.策略:科学研究的评估确实是一个难题。不过,只要一个国家的宏观-中观-微观战略的部署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具合理性,社会需求会用竞争的办法给不同级别和不同定向的学术机构“赛出”符合实际的和合理的评估体系的。所以,首先得给大学校长以足够的办学自由,让他(她)把学校办出特色来,办出优势来,办出风格来。这样一来呢,清华、北大等等就有望朝着真正“国际一流大学”去奔啦。

4.3.一个需要引起高度重视的问题:“有组织科研”被一些人当作了制度优势。结果呢,“有组织科研”被简单地理解为组织起来拉项目,从而不尊重科研主体的个人选择,不尊重不同类型科研活动的发展规律,不尊重基础理论研究的偶发性、长期性和独创性。是的,有的事儿是可以“在科学战略家的领导下”实施举国举动的(例如,修建三峡大坝和高铁)。而另一些事儿可能得鼓励那些在“权力和资源竞争中处于劣势但很适合于科学研究的人们”去做的。近代科学史告诉我们:重大的科学发现都不是靠“科学战略家的组织能力”实现的。要不,容许我们将过去100多年的重要发现的“发现方式”一一地摆出来?看看:是“有组织科研”重要?还是“个人静心钻研”重要?我担心,我们的导向是:只要“玩通”了社会,什么都行得通了。但是,世界上的“赢家”却不是这样玩的,所以我们的安全感(甚至是安全本身)可能常常会受到那些“世界赢家”的威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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