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可真
顾炎武的《春秋》学研究概况
2023-12-10 2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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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炎武1613-1682)向以经学修明”(清汪琬)著称于世对于经学理学的关系,有一著名论“理学之传,自是君家弓冶。然愚独以为理学之名,自宋人始有之。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非数十年不能通也。故曰:‘君子之于《春秋》,没身而已矣。’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不取之五经而但资之语录,校诸帖括之文而尤易也。又曰:《论语》,圣人之语录也舍圣人之语录而从事于后儒,此之谓不知本矣。这是把经学理解为据经论理的学术,并认为据经论理是理学的本性,而阳明心学及其末流则离开“五经”和“圣人语录”而堕于空谈心性的禅学。

顾炎武的经学是据经论理之学,其首要特点是激烈抨击阳明心学及其末空谈心性的禅学风气,主张回归五经“圣人语录”,对儒家经典文本开展“考据”与“义理”相结合的诠释性研究。“考据”是对儒经文本的信息还原;“义理”是对儒经文本的信息重构。用现代新儒学家的术语来说,信息还原是“返本”,信息重构是“开新”。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顾炎武的经学是“返本开新”的明清之际新儒学。

顾炎武早期的经学研究是对《诗》《易》二经的音韵考据,其标志性成果是《音学五书》。清康熙六年(1667年)《音学五书》开雕于江苏淮阴;同年,顾炎武客居京师,从孙承泽(1593-1676)家中借得唐陆淳(?-806)《春秋纂例》、北宋刘敞(约1008-1069)《春秋权衡》南宋朱震(1072-1138)《汉上易传》等书,抄之以归。顾炎武在《钞书自序》中提到:愚尝有所议于左氏,及读《权衡》,则已先言之矣。这里所“有所议于左氏”,应是指他在《日知录》撰写过程中对《左传》的研讨与批评四年后初刻《日知录八卷本》(康熙十年,1671年)其书第二卷42条17条是关于《春秋》的。这17条后来全部被收《日知录(三十二卷本)》第四卷,其中有条目标题略有改(如:《春秋》变为《鲁之春秋》;《王十月》变为《王正月》;《不书族》变为《卿不书族》),也有些条目内容有所损益(如:《鲁之春秋》比《春秋》增加了两个注;《三正》比原来增加了后面四段文字约400字左右;《王正月》比《王十月》增加了后面三段文字约170字左右;《仲子》比原来增加了中间三段文字300多字)。

《日知录(三十二卷本)》卷四论《春秋》77条,比初刻本第二卷增加60条。而据顾炎武自称“若鄙著《日知录·春秋》一卷,且有一二百条可见至少有数十条甚至百余条未被收入潘刻本《日知录》,以笔者推测,这些条目的内容可能大部分被分别《五经同异》《左传杜解补正》《七经误字》了。

《七经误字》是康熙十一年(1672年)顾炎武60岁时在山西郊城县刊刻的,此书后来被收入《四库全书》经部七五经总义类,题曰《九经误字》。所谓九经,即《易经》《书经》《诗经》加“三《礼》”(《礼记》《周礼》《仪礼》)再加《春秋》三传,所以实际是七经,只是把《春秋》三传也都当作经来看待,“九经”。顾炎武自序称“今天下‘九经’之本以国子监所刻者为据,而其中讹脱寔多。《周礼》《仪礼》《公羊》、《谷梁》二传既不列于学官,其学殆废;而《仪礼》则更无他本可雠,其譌脱尤甚于诸经。若士子各专一经,而下邑穷儒不能皆得监本,止习书肆流传之本,则又往往异于监本。无怪乎经术之不通,人材之日下也。余至关中见唐石壁九经,复得旧时摹本,读之虽不无踳駮,而有足以正今监本之误者,列之以告后学四库提要》对此书给予了充分肯定,对其中所引石经“子朝奔郊”四字提出了非议。顾炎武认为《左传》监本脱“子朝奔郊”四字,《四库提要》则认为《左传》所记根本不存在子朝奔郊之事,“子朝奔郊”四字是明万历年间王尧惠等妄加的,顾炎武采信之,未免泥古太过。

《左传杜解补正》是对魏晋时期经学家杜预(222285)所撰《春秋左传集解》进行补充和驳正的书,主要参考了三明代学者的书——邵宝(1460-1527)的《左觿(xī)》陸粲(1494-1551)的《左传附注》傅逊的《左传注解辨误》。顾炎武自序云:“《北史》言周乐逊著《春秋序义》,通贾、服说,发杜氏违。今杜氏单行,而贾、服之书不传矣。吴之先达邵氏宝有《左觿》百五十余条,又陆氏粲有《左传附注》,傅氏逊本之为《辨误》一书,今多取之,参以鄙见,名曰《补正》,凡三卷。若经文大义,《左氏》不能尽得,而《公》、《谷》 得之;《公》、《谷》不能尽得,而啖、赵及宋儒得之者,则别记于书而此不具也。”对顾氏此书《四库全书总目》有如此评价:“炎武甚重杜《解》,而又能弥缝其阙失,可谓扫除门户,持是非之平矣。

《五经同异》是据宋、元、明有关学者解经之文来研讨《五经》中的一些问题,其中上卷涉及《易经》、《尚书》,中卷涉及《诗经》、《春秋》,下卷涉及《礼经》。该书涉《春秋》者共12条,从其征引的材料来看,其《日知录(三十二卷本)》卷四论《春秋》者几无重合之处,然其思想内容与后者相一致,且彼此多有互补之处。例如,《五经同异》中卷《春秋褒贬之例》起首引述朱熹传弟子吕大圭(著有《春秋或问》二十卷)之论曰:

《六经》之不明,诸儒穿凿害之也,而《春秋》为尤甚。《春秋》穿凿之患,其原起于《三传》,而后之诸儒又从而羽翼之,横生意见,巧出义理,有一事而或以为褒或以为贬,彼此互相矛盾者矣。有事同而前以为褒后以为贬,前后自相抵牾者矣。纷纷聚讼,而圣人之意益不明。然其大端,不过有二:一曰以日月为褒贬之说,二曰以名称爵号为褒贬之说。……是《春秋》不以日月为例也。《春秋》据事直书,而善恶自见,名称爵号从其名称爵号,而是非善恶则击乎其文,非书名者皆贬,而书氏者皆褒也。……是《春秋》不以名称爵号为褒贬也。……学者之观《春秋》,必先破《春秋》以日月为褒贬之说,与夫以名称爵号为褒贬之说,而后《春秋》之旨可得而论矣。……盖用达例而无加损者,圣人之公心;有特笔以明其是非者,圣人之精义。达例所书,非必圣人而后能, 虽门人高弟预之可也。精义所在,岂门人高弟所能措其辞哉?非圣人不能与。此学者之观《春秋》,必知孰为《春秋》之达例,孰为圣人之特笔,而后可观《春秋》矣。……学者之观《春秋》,必知有《春秋》之达例,则日月、名称、爵号如后世诸儒之穿凿者,必不同也。必知有圣人之特笔,则夫名义之间、名实之辩、几微之际,有关于理义之大者,不可不深察也。

这些材料不见于《日知录(三十二卷本)》,但后者卷一论《易》条目中有所涉及:《易》之互体卦变,《诗》之叶韵,《春秋》之例日月,经说之缭绕破碎于俗儒者多矣。文中子曰:九师兴而道微,三传作而《春秋》散。’”这里与《五经同异》所表达的思想是一致的,只是后者在内容上更加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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