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见一女孩，太好玩了，是记之。

其实，之前我和她的闲聊都是有一搭没一搭的，她看上去的随意、简单、平凡和她名片上某英文主流日报“特稿特刊中心首席记者”的称谓所形成的那种参差的对照，使我对她初步的印象还不错。于是我们两个特别不着调的人就在外滩华尔道夫酒店各国领事深色西服云集的酒会上，就着一张铺着白色桌布的高脚小圆桌，嚷着“饿死了！”，形成了我们自己小小的气场。

真正让我觉得和她心有灵犀是因为她在以先到者熟门熟路的姿态带我参观我还很有好奇心的华尔道夫——这家据说在上海的老外最喜欢的酒店的时候，揶揄外滩这一片的酒店、专卖店其实都特别假模假样：没有机会再亲历殖年代的老外们在这里仿造的古董群中寻找昔日的浮华梦——他们真回到自己的国家，还不会这么暴发户相——和我心里想的一模一样。再后来我才知道她从wellesley毕业，电影和经济双学位，很多投行老板都超“欢喜”她，想挖她去做风投。有一个投行老板“欢喜”她到在最后一轮面试前悄悄告诉她该把手指上戴的朋克风格戒指摘掉，因为那不是投行人的风格。“我这时才留意自己戴了那么多会戳来戳去的东西。其实戴着倒也不是为了显示什么，戴惯了，都没有什么感觉。”她说虽然常常觉得自己现在的工作无聊，又没有前途，但也想像得出投行的工作会更无聊——好像也没有什么工作会比做记者更有聊。暂时不换工作的唯一理由是“因为我很懒”——这点又和我很像。她说她猜也是，要不然，她就不会和我聊得起来了，她和做投行的人一点都没话说。我们还达成了一个共识就是：工作虽然比较无聊，但过程中往往会发生些有趣的、不一定要体现在稿子里事，比如今天在一个这么虚伪的酒会里的我们的相遇和闲聊，这使工作总体上还可以让人忍受。

台上有个著名的中科院院士又在说那套我随时可以从GOOGLE里搜出来的话，她问我科学家怎么样，我说很多完全没有人文情怀，要不就是像台上那位一样的，其实只不过是搞理科的人里面语言表达能力比较强一点的人而已，长得像个科学家，还有那么一点点风度，不知怎么就被选成了院士，其实就是比别人多知道点我们自己看看书也可以知道的艺术史，真的画起结构图、做起工程来，还未必比别人强。

“怎么会这样？”她很不解：“照道理懂艺术史的人都很牛的！我们学校艺术史的课就特别好玩，我超喜欢我们那位教艺术史的老师，他考试让我们看画面辨别流派，但如果你答错了流派其实也不要紧，只要你接下去的分析说得通。”我觉得，这点和我的导师有点像。

我问她高中毕业怎么就能去了wellesley那么好的学校，她很奇怪我居然知道wellesley，说基本上就是因为她走运，“那些人脑子坏掉了才会选我。”——据说那一年七、八百个中国学生申请者中，只录取了她一个。我不信理由就那么简单，她想了想，补充说：“其实我成绩还是挺好的，什么数、理、化比赛，我都得奖——我看着不像成绩好的人吧？”说着她自己就笑了起来，又说：“还可能是因我的申请信写得比较好吧，很多人都是请中介代写的，所以等面试的时候，主考官问得深一点了，他们就答不出来了。我都是自己写的，因为这个学校也是我自己选的嘛，准确地说，是我和我爸各退让一步妥协的结果。我爸是那种特别老派的人，美国他是根本看不上的，英国的剑桥他都看不上，他就看得上牛津，就想让我去上牛津。其实哈佛也录取了我的，他都觉得不好，因为那在太市中心，他怕我不好好学习。我们各自退让一步的结果就是我进了wellesley。我自己写信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不用交5000美金给中介了。我跟我爸说：‘要是我自己写信申请成了，你就把那5000美金给我。’呵呵，还真成了！很奇怪（我看得出来她是真觉得奇怪），我们学校里的很多老师都很欢喜我，有一个女校董特别欢喜我，常常把我叫去说话，我就不知道该和她说什么好。我很怕老师，可能是因为老师是那种特别容易对你产生期待的人吧，我就是怕别人对我有期待。我爸爸妈妈都从来对我没要求的。我也特别怕领导，在单位坐电梯，碰到集团的党委书记，每次她很热情地和我说话，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前面两秒钟还可以说：‘啊！您好啊！’那电梯要开37秒钟，后面还有35秒该怎么度过呢？我觉得真是特别尴尬。”

我有点想不明白像她那么顺利、自由、大大咧咧的人怎么还会有特别怕的人，她说：“大概是因为我从小总是被老师批评吧。”我说：“你成绩那么好老师怎么还会批评你呢？”她说：“但我总是犯错误啊，像对着人家家里的玻璃窗踢球，把人家的玻璃踢碎了之类的。”我说：“那你那么怕老师，挨过几次批评就可以吸取教训了嘛，为什么明知又会挨批评还要犯错误呢？”她说：“那我怕归怕，做事情的时候却从来不想这些嘛。我爸说我还在我妈肚子里的时候，他就知道我将来早晚有一天会被捉进去的，所以他就赶早去当了律师。”“啊？”我张大嘴巴：“那你妈是怎么看你的？”“我妈觉得我还好，不是因为我读书好，是因为她觉得我的‘三观’都还比较正。”我问她什么叫“三观”，她说：“大概就是世界观、人生观，金钱观吧，现在很多小孩金钱观特别有问题。”

我问：“宋美龄、宋氏姐妹也是你们学校毕业的吧？”她说：“是啊，宋美龄那叫特殊化，她的房间专门有两个凸出去的小阳台，还带淋浴房，是套房。那时候她老爸就是美国人捧起来的嘛。我们同学中只有申请到做宿舍长的才可以在宋美龄的那个套房住一阵子，我没住过，做宿舍长该有多烦啊！我就在希拉里以前住的房间住过，那就和普通的宿舍没什么区别了，不过也是要做到宿舍长才能住的。”我问：“那你是怎么住进去的？”她说那就是因她们的舍监很“欢喜”她，于是她就趁着放寒假的时候，把这个机会从舍监那里蹭来了。

说起住，她问我有没有听说过威海路上有个类似莫干山路上那样的艺术家集聚区，我凭着依稀记忆说：“我知道”，她说她家曾经就在那里，“威海路696号，那里房子的特色是50平米大的开间中间都没有间隔，据说从前是有钱人买下来准备开鸦片坊的，后来不知道为什么也没有开成，现在那个地方已经不存在了。威海路696号原来是第五钟表厂的仓库，我们报社办公的威海路775号原来是第五钟表厂的办公楼”，她告诉我。“噢，你每天就在第五钟表厂的办公楼上班，然后回它的仓库睡觉。”我调侃她。“你知道我怎么会选中那房子的吗？有一天我在那个弄堂里走，夕阳西下，一只蝙蝠忽地从一扇门里蹿出来，我太欢喜这个场景了！那一刻我就决定搬去那里住了。”天！我一直以为她一家人都住在那片老房子里，这时才意识到她是自己特地找了那里住的。她向我描绘那房子有很大的露台和玻璃窗，老外邻居常常在露台上开PARTY，“刚开始的时候,每天半夜两三点总有人敲门把你敲醒，叫你一起喝酒，我不理他们，接着睡，偶尔一抬眼，面前矗立着一个黑影，我说：‘你好呀！’黑影就从窗口递来酒瓶请我喝酒。那些艺术家一般都是下午三四点钟才起床吃早饭，我每天五点多下班的时候，四下里串串门，正赶上和他们一起聊天。第一个月，50平方米的房子房租才800元，第二个月就涨到了1600元，再下个月就变成2600元了……”“哈哈，于是你就成了报纸上写的那种被高房租赶走的艺术家！”我觉得她描述什么都有一种特别欢乐的情调。“是啊，报社让我就这个题材做个专题，我就随便找几个邻居采访一下。”她感慨说：“住过那样的地方，住哪里你都会觉得没意思……没有那种温暖的情感了。”

我惊异于她在上海都可以住格林威治村，她说自己什么地方都住不久，总想换换。

对于很多投行老板喜欢她这件事，我的推测是：她是一个其实不乏见识，但又特别能让人感到轻松愉快的人——投行太需要她这样的人去解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