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测与占卜是半斤八两吗

■武夷山

（发表于2021年4月1日《中国科学报》）

2020年9月，英国伦敦的Reaktion Books出版社出版了以色列希伯来大学荣休教授、著名军事史专家Martin van Creveld（马丁·范·克雷维尔德）的著作Seeing into the Future：A Short History of Prediction（本文作者译为“展望未来：预测简史”）。

预测未来的能力对于现代社会至关重要。没有预测，则无法面对人口增长或是天气模式的变化做出规划安排，无法预知产品需求，无法进行库存管理。那么，自古以来人们是怎么做预测的？他们置于预测之下的基本假定是什么？他们采用了哪些预测方法？不断增强的计算机算力和先进的算法改善了我们预测未来的水平吗？还是说我们的预测水平与祖先的占卜水平其实也就半斤八两？本书认真地回答了这些问题，就预测之历史、现状与未来给出了精到的看法。

美国Technology and Culture（《技术与文化》）杂志2021年第一期发表了出生于荷兰的女学者Jose Van Dijck对本书的评论文章。她写道：

“美国总统林肯曾说过：‘预测未来的最佳方式是创造未来。’克雷维尔德在本书中也说，未来是不可预测的，除非你自己创造未来。虽说预测未来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人们总是对此孜孜以求。

“本书考察了自古至今人们展望未来时采用的主要方法。预测的性质和预测哲学一直是历史学者的关注对象，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德裔美国哲学家Nicolas Rescher的Predicting the Future：An 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y of Forecasting（《预测未来：预测理论导论》）和德古意特出版社2015年出版的德国奥格斯堡大学现代史教授Elke Seefried女士的德文著作Zukunfte（《未来》）便是典型代表。

“克雷维尔德在本书中聚焦于预测方法之历史演变，对于前人的研究文献是很好的补充。技术进步进一步强化了人们对展望未来的需求，尤其是大数据和算法模型的出现使人们对预测这一深刻的人类活动再度产生浓厚的兴趣。

“本书介绍了人们逐渐采用的一系列预测方法：猜想、推理、趋势外推、民意调查、建模。在猜想式预测时兴的时代，活跃的人物是萨满、先知和传达神谕的祭司。后来，占星术士和算命者采用了一些有一定知识含量的方法来进行预测，比如鸟占术（根据鸟的飞翔和鸣叫情形来预卜吉凶）和古罗马的肠卜（根据动物的内脏来预卜吉凶）。启蒙运动自然也改变了人们的预测方式，1650年至1780年之间，人们逐渐放弃了诉诸神意、诉诸魔术、诉诸来世的预测方法，而通过普通的理性规则来预测。

“进入现代以后，新的预测方法都是基于理性的，包括趋势外推、民意测验、问卷调查、建模等。此时的预测者认为，通过了解过去就可以了解未来，于是他们采用各种新工具来搜集信息，以识别事物发展的模式，应用周期逻辑来辅助判断。

“20世纪早期，有关国家设立了一些机构，让其利用新技术来系统收集社会数据、人口数据和金融数据，于是包括统计学和问卷调查在内的经验方法逐渐发展成熟。由于电话的普及，1945年之后，民意测验这种新方式出现了。数十年之后，由于计算机技术的突飞猛进，人们能够建立起精算模型，预测个体遭逢交通事故的概率。”

总之，技术进步显著影响了基于科学的预测方法，而技术进步与预测方法都与政治家的需求密不可分：他们不仅要预测未来，还想管理和控制未来。Jose Van Dijck女士认为，考虑到这个需求，本书对某些问题的探讨还不够细致，比如，是哪些人在哪种类型的预测活动中采用部署了辅助预测的相关技术。

预测技术与方法在形塑社会变革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因此，公众对于每一种新的预测方法的接受过程都能反映这个作用。

本书概述了一个有趣的历史现象，以前的预测，是预测个体的命运；现在的预测，则着眼于宏观社会经济的未来。古代的算命者和祭司若能做出个性化的准确预测，如某武士在一场战斗中的胜算有多大，则将声名远播，而现代战争技术能够让战略家就战役胜负前景建立模型，以此决定一个国家的未来命运。

基于同样的道理，先进监控技术现在不仅用来追踪人类个体的线上行为，某些国家还利用这些技术来引导和操纵消费者的需求，从而控制社会行为。

“预测”这个词就是与未来挂钩的，克雷维尔德倒过来研究预测的历史，所以本书选题趣味盎然。

《中国科学报》 (2021-04-01 第7版 书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