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科委的两桩小“功德”

武夷山

2001年，我国首届最高科学技术奖颁发给了吴文俊先生和袁隆平先生。巧的是，国家科委都为支持这两人的科研工作出过力。

据《中国科学报》2012年1月2日的报道“吴文俊的数字之舞” （https://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2/1/257932.shtm）：

    改革开放之初（博主：其实已经是80年代中期），吴文俊应邀出访了美国，加拿大等国。当时，中国驻美使馆工作人员（博主注：驻美使馆的科技外交官是国家科委派出的），把吴文俊在美国引起重视的情况向有关方面作了详细的汇报。

   不久（博主注:时在1990年，见http://www.amss.ac.cn/wwj/xslz/201705/U020170506493022807072.pdf，当时吴先生71岁），原国家科委基础司从科研特别支持费中拨专款100万，对机器证明研究给予强力支持。中科院以此为契机，在中科院数学所成立“数学机械化研究中心”。从此，中国数学机械化研究掀开了新一页。

请注意，不是吴先生殚精竭虑写课题申请书、通过层层评审才拿到这100万，而基本上是国家科委主动支持了100万。吴先生曾在电视上讲过这一段经历，我刚好看到了。

据袁隆平先生自述：

“文革”时期，我的研究刚起步，“打倒反动学术权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叫声一浪高过一浪，我也做好了思想准备，但不知什么原因，那顶“牛鬼蛇神”的“帽子”迟迟扣不到我的头上。后来我才知道，我在中国科学院主编的《科学通报》杂志上发表了《水稻的雄性不孕性》一文。国家科委九局的赵石英局长看了这篇文章，非常重视，立即请示国家科委党组书记聂荣臻，聂老表示支持。赵石英及时以国家科委九局的名义，向湖南省科委与安江农校分别发了便函，责成他们支持袁隆平从事杂交稻的研究。 （http://www.ceweekly.cn/2009/0927/40906.shtml）

另据一篇题为“文革中，他签发了一份挽救杂交稻的文件”的文章（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00518322939322509&wfr=spider&for=pc）：

袁隆平发表的论文，被时任国家科委九局局长的赵石英看到了。他意识到袁隆平进行的研究意义重大，就向主管国家科委工作的聂荣臻元帅进行了汇报，想请聂帅出面对袁隆平进行保护。

可是，还没等到聂帅的指示，赵石英自己就被打倒了。原来在他向聂荣臻元帅进行汇报后不到三天，他去参加了科委的一次座谈会。会上，赵石英发言中说现在学生们要搞“文化革命”，不想上课，这是行不通的，这会给国家的科研人才梯队培养带来不好的影响，国家的科学技术需要认真上课的学生。

这个发言，让赵石英成了某些人的眼中钉。两个月后的6月1日，一张《赵石英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的大字报就贴到了国家科委大院，赵石英随即被打倒。但在被批斗前，赵石英想到了袁隆平，在强烈的责任心的驱使下，他自拟了一份公函，盖了科委的公章，下发到了湖南。正是这份文件，挽救了袁隆平。

以上两个说法在细节上不完全一致：到底是以国家科委九局名义发的便函，还是盖了国家科委公章的公函？但可以肯定，不管便函还是公函，这个函对于袁先生躲开干扰进行科研是至关重要的。

我想问的是：如果两位未来有可能获得最高科学技术奖的年轻或年老的科研人员（吴先生获得100万元经费支持时已经71岁了，袁先生获得“救命函”时是36岁）生活在今天，他们还有可能获得科技部或其他政府部门的非常规支持吗？几乎不可能了。现在只一味强调规范程序，强化监督，公务人员既不敢有非常规的作为，也无法作为——他们几乎没有自由裁量权了。那么，怎么可能主动发公函或便函呢？怎么可能主动向年过七十者提供经费支持呢？

要建设世界科技强国，我们肯定还是有需要非常规支持的时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