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效利他主义运动的起源

武夷山

    The Scotfree网站2022年8月10日发表文章，介绍了effective altruism（有效利他主义，简称EA）运动的来龙去脉。文章很长，下面我只摘编关于有效利他主义运动的起源的点滴内容。原文见

https://thescotfree.com/humanity/what-had-been-a-small-eclectic-club-of-philosophers-and-do-gooders-is-now-worth-billions-things-are-getting-weird-for-effective-altruism-2/。

中文环境下可查到的“有效利他主义”词条见https://wiki.mbalib.com/wiki/%E6%9C%89%E6%95%88%E5%88%A9%E4%BB%96%E4%B8%BB%E4%B9%89。

“有效利他主义”这个词和作为整体的有效利他主义运动，可追溯至大约12年前牛津大学的一个小群体的工作。2009年11月，牛津大学的两位哲学家Toby Ord 和 Will MacAskill成立了一个名叫“尽我所能捐助”（ Giving What We Can）的小组。小组一些成员签署了一桩誓言，发誓每年将自己收入的10%捐给慈善机构。

2011年，MacAskill和牛津大学学生Ben Todd共同建立了另一个宗旨类似的小组，名为“8万小时”，意在与“尽我所能捐助”互补：“尽我所能捐助”关注的是如何最有效地捐助，“8万小时”关注的是如何选择能做很多善事的职业。2011年晚些时候，两个小组欲合并为一个正式的慈善机构，需要给新机构起个名字。据MacAskill回忆，17名小组成员用投票方式定名，候选名称包括“理性利他主义社区”、“循证慈善协会”等。

投票选定的最终名称是“有效利他主义中心”。有效利他主义运动有好几个知识源。第一个知识源就是哲学。经过几十年的研究，Peter Singer（博主注：澳大利亚道德哲学家）和Peter Unger（博主注：美国纽约大学哲学教授）逐渐形成了一个观点：富国的人民有义务捐出其收入的一大部分来帮助穷国的人民。他们认为，利他主义并非奔向良善生活的选项，而是一项义务。

Ord说，他发起建立利他主义慈善组织之路始于2005年，那时他正在攻读牛津大学的哲学学士学位，该学士学位的难度不亚于硕士学位。为获得该学位，学生必须根据给定的题目，完成6篇长度约5000个词、可达到发表水平的哲学小论文，每篇论文的写作时间只有几个月。Ord遇到的一个题目是，“每当我能够拯救另一个人的生命时，我是否该放弃一些奢侈品？”于是，他开始阅读Singer 和Unger这两位哲学家的著作，然后一系列问题让他陷入沉思；“我应该放弃享用奢侈品吗？放弃哪些东西呢？放弃多大价值的东西呢？”。

后来，Ord的朋友Jason Matheny（当时是Ord在牛津大学的同事，现在是兰德公司的CEO）让Ord去关注一个名为DCP2的项目。DCP的意思是“疾病控制优先事项”，这个思路源自世界银行1993年发布的一个报告。报告试图测度，不同的公共卫生项目能够拯救的生命年数有何差异。Ord吃惊地了解到，差异太大了！世行那份报告指出，他们所研究的项目中，最佳的干预方式的效果比最弱的干预方式要好1万倍。

于是Ord想到，如果说富国的居民有道德义务帮助欠富裕国家的居民，那他们同样有义务找出成本效益最高的方式来提供帮助。EA人士不仅要捐助，还必须有效地捐助。

无独有偶。在美国纽约，Holden Karnofsky和Elie Hassenfeld 两人（他俩都曾在桥水联合基金干过）于2007年成立了一个名叫GiveWell（明智地捐助）的组织，旨在为捐助者识别出成本效益最高的捐助机会。他们所做的事是前所未有的。当时的慈善评估者主要关注的是确保受捐助的非营利组织在经费管理上要透明，间接费用不要太高。而GiveWell要做的是，就向哪一家非营利组织进行捐助提供咨询意见。例如，向博物馆捐款也许是锦上添花，救助世界上的穷人就是雪中送炭了。总之，GiveWell在慈善评估领域引发了巨大变革。

如果说EA的第一戒律是捐助，第二戒律是有效地捐助，那么第三戒律就是在问题较易解决的地方下手。“较易解决”的意思是：通过投入更多的时间和资源，确实有可能解决相关的根本问题。近年来，全球期望寿命有明显提高，说明全球卫生是一个相对说来高度易处理、易解决的领域。

没过多久，大家就看出，Ord及其朋友在牛津所做的事与Hassenfeld和 Karnofsky在纽约布鲁克林所做的事异曲同工。于是，这两个机构开始互相交流。双方的交流联系对于EA运动迎来第一次筹款高峰起到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