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化“辨证论治”,把中医从特色论中解放出来

               ----------“辨证论治”特色论是中医“西化”的产物

“辨证论治”不是中医的传统，也不是祖国医学留下来的遗产。更谈不上是所谓“中医特色“。“辨证论治”是现代中医研究的产物。

 1.  “辨证论治”的起源

古代中医经典中并没有“辨证论治”。明清时，张介宾在《景岳全书。传忠录》中首称之为“诊病施治”，明代周之干在《慎斋遗书》卷一中首次用专门章节讲述“辨证施治”。清乾隆后期、道光年间，章虚谷在《医门棒喝》中首概之为“辨证论治”。建国前，极少有著作系统论述“辨证论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五、六十年代，辨证论治的研究、应用极少。

2. 辨证论治及其特色论的提出与普及

周之干首提的“辨证”与现在所倡导的“辨证”的意义完全不同。《慎斋遗书》卷二中说：“盖病有标本，多有本病不见而标病见者，有标本相反不相符者，若见一证，即医一证，必然有失。惟见一证，而能求其证之所以然，则本可识矣。”

辨证的初提者认为，证只是与症、征的概念一样，不是“所以然”，更不是病的本质。是一种临床表现。

2.1.  辨证论治及其特色论的提出

为了证明，中医不仅仅是对症处理，许多中医界人物，提出了很多见解。

1954年，朱颜先生在《中华医史杂志》上撰文“中国古典症候治疗的一般规律”，一般认为，这是建国后，首次提出“证候治疗”。

1955年，任应秋先生发表了题为“中医辨证论治的体系”的文章，他指出“辨证论治是中医临床上不可缺少的基本知识……中医的证候决不同于西医的症状，殊非诊断治疗上的关键。”有人认为，辨证论治，由任应秋先生首次提出。

1957年，秦伯未先生撰文“中医辨证论治概说”，较全面阐述和介绍了辨证论治，认为“辨证论治”是一个体系，是在中医理论指导下，产生的一种方法，离开了中医基本理论便没有方法来进行……“辨证论治”是中医的诊疗规律，主要在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有人认为，秦伯未先生首次系统论述“辨证论治”。所以“辨证论治”应归功于秦氏。

1960年，秦先生再次撰文，“论中医的辨证论治”。由于秦氏在全国中医界的学术地位很高，所以这些观点引起了广泛重视。

1962年，岳美中先生阐述“辨证论治实质探讨”，姜春华、孙弼纲、刘振邦、马龙伯等也纷纷发表文章，探讨辨证论治的提法。“辨证论治”得到广泛讨论和应用。从而奠定了“辨证论治”在现代中医中的地位。中医辨证论治诊疗体系逐步建立。

2.2.  辨证治的普及

伴随着中医院校的组建和统编教材的编写，中医基础理论方面的认识越来越统一，于是学术界对中医基础理论的研究进入了比较繁荣的发展阶段，“辨证论治”术语的含义与概念逐渐明确，并且作为中医的“经典”，被广泛接受和传播。

随着中医界引入“辨证论治”的概念，理论和实践，基础和临床的争论从来没有停息。如果当初没有西学中派或中学西派提出“辨证论治”的概念,大概不会有现在所谓”证”及“辨证论治”概念的争论。

辨证论治的普及，两代中医人的更替，以至后来演变成为中医的特色和核心。

辨论论治，实际上是中医“西化”，或者说是中西结合,或是中医现代化的产物。

2.3.“辨证论治”代替“诊断治疗”

受现代医学的影响，也为了保持中医特色，新的高等中医院校教科书，直接用“辨证论治”代替了现代医学的“诊断”和“治疗”。本来，诊断和治疗，一般的医学教科书、指南，手册等都是分开论述。中医的教材编写者，为了突出辨证论治的特殊性，用辨证，代替诊断，看似一个简单的代换，把“史书上有记载的症状”、“舌苔外貌”、人为感知的桡动脉搏动特点等三项指标所总结出来的“证”，替代诊断，但却丢掉了一个，对临床表现分析，相关的传统的体检和先进的医学检测等关键的医学综合思维。特别是丢掉了本来是可以顺利引进中医系统的“体检”项。

体检本来是中医的弱项。古人认为，人体本来是受之于天，或受之于父母的，摸不得。连御医也不行。谁敢摸太后股动脉？谁敢摸公主的白肚皮，除非不要命了。中医古典中，记载的体征本来就少（仔细考正，还不真少），可我们现在的中医却还弃之不用。所以，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发热头痛时，只想到感冒分四型，从来不做脑膜刺激征的体检；腹痛时，只想到胃脘痛，从来不叩肝浊音界；更不用说黄疸时，只知有阳黄，阴黄，要不要检查一下肝大不大，要不要查肝功能，肝B超。因为这些都是“西医”的东西，弃之不用是很在道理的。

中医古典中，既没有“辨证论治”的条目，也没有“诊断”与“治疗”分开论述的条目。为了与现代医学接轨，也为了“中医”有别于“西医”，中医的研究者们粗暴地将现代医学的诊治条目，直接移植到中医高等教育的教科书，形成了现在这种不伦不类的“证”、“治”不分，诊治混杂，条理不明的“辨证论治”章节。以至于现在中医院校毕业学生，都形成了“证”一经辨出，处方也随之开出的这种不求甚解的习性。

2.4.中医核心问题的转移  

针对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出现的否定中医的思潮，五十年代末，国家出台了一系列保护中医药的政策。自上而下，号召并组织西医系统的医务人员学习中医，强调中西医结合,中西医之间开始全面交流。

由于时代的限制，当时中医的核心及应该继承的传统并没有总结性结论。为了反击这些否定中医药的思潮，一些首先接触现代医学的中医人和一部分较熟悉中医的现代医学的学者意识到，保护中医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提出中医的特殊性、中医的实用性和重要性。

根据这种思维，有人总结出，中医的辨证论治的观点，不久，“辨证论治”成为了讨论的热点，很快又就出现了“辨证论治”中医特色说。中医研究，中医遗产全面继承研究，很快变成了“中医特色”研究，中医特色研究又演变成“中医辨证论治”研究。

很多人认为，最早撰文介绍 “辨证论治”是中医普遍应用的诊疗规律的是秦氏，“从认识证候到给予适当的治疗，包含着完整的极其丰富的知识和经验。”

一般认为，西学中学者中，最先提出特色（特点）说的是孙氏。“辨证论治是中医诊断学和治疗学的基本原则。以证为对象进行治疗，反应了中医在诊断和治疗学上的特点；现代医学则是以病（病源）为对象进行治疗的，也可以说是‘辨病论治’。中西医在诊断和治疗学体系上存在着重要的差别。”

近来还有人说“辨证论治是中医传统理论的精华”。其实，辨证论治本身不是理论，也不是什么传统的精华。它只是一种对理论的运用方法，是一种诊断方式。

传统的中医要求，中医病案包括理、法、方、药四部分，辨证论治需要运用全部中医理论，是中医理、法、方、药的一种简单、有效的方式。就现在看来，这种对所谓的理、法、方、药总结的“辨证论治”，过于简化了中医传统，也是限制中医发展的最大障碍。

五、六十年代时，社会进步太快，中医人突然接触大量的现代医学知识，好多人不知所从，也一下接受不了那么多的医学疾病，所以，有人提出了“证”需要认真“分辨”。但是，常常在辨去辨来的过程中，把自己也辨糊涂了。多数时候是自己认为把“辨证”理清了,“论治”却相隔十万八千里，

为了与西医区别,，“辨证论治”成为了的热点，“辨证论治”成为中医特色和优势。

中医的学说、理论很多，学派林立，绝大多数杂乱无章地存在于浩瀚的中医古代医典中。每种学派，都有一套理论。有的壁垒森严，有的众采百家。中医的理论家们，最初自己也说不清什么是证，什么是辨证论治，证的定义也不明确。

因为证的认识不明，常常对疾病认识不清，分不清各种证、病和证候的区别。

西学中的学者们认识也很肤浅，也不知道中医的诊疗核心是什么，最早有经验说，秘方说，经络说，后来有阴阳平衡说，五行演化说、推演说等。

那时，中医界很担心人们的误会。 “中医辨证是不是光靠症状？这是一般所想提出的问题。”所以，着力说明具体的辨证论治方法和过程。现在看来，最初中医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

有人认为，一开始西医不了解辨证论治，中医不能用西医容易接受的术语和理论阐明辨证论治，又不愿意说辨病为中医所短，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中医诊断过程中的辨病内涵。

随着老一辈中医人的消亡，也由于“辨证论治”特色说提出者的教学、教材优势，特色说越来越普及。且逐渐被广大中医工作者所接受。“辨证论治”特色论很快普及并得到确认。辨证论治演化为中医诊疗的唯一方式。复杂的中医研究，被转移到简化的所谓“辨证论治”的研究。重点的转移，使我们丧失了对中医的整体把握，丧失了中医的精髓，更重要的是丧失了我们应该发扬、继承的中医核心。把我们的中医研究，引向了简单化、公式化，难以进步、难与现代医学接轨的歪路。

其实，在传统的中医人面前，辨证论治如简化的“二十四式太极拳”，只是一种简化、普及中医的方式。不是传统中医人倡导的专业方式。更不应该是中医高等学府里几乎是唯一讲述的重点内容。

3. 中医经典中证的含义

中医经典中，病和证常常同时存在，并没有严格界限，也没有明显区别，更没有强调辨证论治。常常是一句一证，一病一方，或是一证一方，甚至以方命名证，更多的是一征一方。条理清楚，无需分辨。

 如伤寒论中：“ 太阳病  太阳之为病，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   太阳中风　太阳病，发热汗出，恶风脉缓者，名为中风。   太阳伤寒　太阳病，或已发热，或未发热，必恶寒，体痛，呕逆，脉阴阳俱紧者，名曰伤寒。   太阳风温　太阳病，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若发汗已，身灼热者，名曰风温。风温为病，脉阴阳俱浮。”

从“伤寒论”中，古人的讲述清清楚楚，实在看不出多少需要现代人去分辨的东西。

又如伤寒七十二证候，几乎都是一句一证：

“论伤寒七十二证候

循衣摸床（仲景云。伤寒吐下后不解。不大便五六日至十余日。发潮热。不识人。循衣妄撮。微喘。直视。脉弦者生。涩者死。仲景云。小便利者可治。）

瞪目直视（仲景云。直视摇头。此为心绝。又云。狂言反目直视。肾绝也。）

汗出如油（仲景云。脉浮而洪。身汗如油。喘而不休。此为命绝也。）

两手撮空（仲景云。吐下不解。大便不利。潮热。摸床撮空。皆宜大承气。服后脉弦者生。涩者死。）

喑哑不言（痓病者。如发痫之状。喑哑不言。）

舌卷囊缩（仲景云。厥阴受病。则舌卷。烦满。而囊缩。扁鹊云。舌卷囊缩者。必死。）

鼻中煤烟（宋迪阴证诀云。阴毒渐深。则鼻中黑如煤烟。）

指甲黑青（宋迪阴证诀云。阴毒甚。则指甲黑青。扁鹊云。手足爪甲下肉黑者死。）

　　目盲见鬼（难经云。脱阳者见鬼。脱阴者目盲。）

　　．．．．．．

　　以上七十二证.或必死.或可治.浅深虽不同.要之对证用药.斯过半矣.”

　　前称“证候”，后称为“证”，可见祖宗们的“证”，“证候”是不分的。

   　《伤寒论》中，常常用“方”来命名证，如桂枝证，柴胡证等。        

读惯了古典医书或古典原著的中医人，喜欢寻章摘句。开口便是“太阳病，太阳之为病”云云，哪听得惯什么“辨证”。因而所谓的“辨证派”，常常受到实力派中医和临床经验派老中医的嘲笑。经典掌握不了，糊里糊涂的，当然要去“分辨”。在我的记忆里，祖辈们常常把那些摇头晃脑讲“辨证论治”的黄口小儿当笑柄。

吴谦在《医宗金鉴》总括里面所说，“首六经，次合病并病，次差后劳复食复阴阳易，次坏病痉湿暍霍乱，次可汗不可汗，可吐不可吐，可下不可下，次平脉辨脉法，此一书之次第也，首纲领，次具证，次出方，次因误致变，次因逆成坏，此一篇之次第也，首经文，次注释，次集注，次方药，次方解集解，其经文有缺误者，则加辨论于经文之下，以按字冒之，其与本条互相互发明，而非专论本条者，加辨论于本注之后，亦以按字冒之，此逐条之次第也，俾后学了然心目，易于融会贯通，金匮要略，序法仿此。”

       “首经文”，次合病并病，条理清楚，阐述经典。只需背诵，只能背诵，用不着后人去“辨别”什么。中医古典中的“辨”，其实，多用于古书记载的正误，或纠正错误的“条辨”。陈士铎的“辨证录”等，甚至把“证”各“脉”分开来看。

        4. “证”及“辨证”含义的转移

　　为了片面强调“证”或“辨证”，中医经典中的病、证的界限，被现代中医人绞得模糊不清。

4.1. .“证”的定义错误

中医界对证的认识极其混乱。就一般定义来说，现在的中医教科书，特别是近几版的中医教科书的编写者认为，“证”反映疾病的本质。证候为证的外候，即所谓证的外在表现。

更严重的是，几十年来所教出来的学生们，也这样认为，并且毫不怀疑地认为，中医经典中也是这样定义的。

例如，感冒病人中医认为有风寒证、风热证的不同。所谓“风寒证”是以病人出现恶寒、发热、无汗、头身疼痛、舌苔薄白、脉浮紧，或鼻塞流清涕，咳嗽等所谓外候症状体征的概括。目前的中医认为，它表示疾病的本质为风寒证。在这一阶段的病因是感受风寒之邪，病位在表，病性属寒，邪正力量的对比处于邪盛正未衰的局面等。与其说证是实质，不如说证是一种认识，证候是客观表现。

“证”就是证据，而我们中医人把它定义为“实质”或“本质”。这就混淆了中文中“证”的基本定义。

“伤寒七十二证”中的七十二证，没有一个“证”具有现代中医人所说的“证”的含义。我们是不是先要否定古人认为的“证”，再来重新定义现代中医人讲究的“实质证”呢？

其实，现在的中医教材编写者，远不如老祖宗的水平（辨证施治的首倡者认为，证不是所以然，也即不是实质）。

我们再把“证”与“证候”的实质剖开来看。

中医证候不外三个方面：１．症状，如咳嗽。２．舌苔或面色，如舌苔黄腻。3．脉象，如沉细。

中医的改革者们认为，从这三个方面的所谓证候，就能得出疾病的实质，即得出所谓的“证”，从而定义“证”是实质，“证候”是“证”的外候，即“证”的外部表现。

仅凭部分临床症状，加上舌苔、脉像等少数几种所谓证候，就很得出疾病的的实质吗？如果疾病的实质仅根据这么几条原则就能得出，这么容易掌握，古人留下的那么多经典医著，岂不是多余的。如果疾病的实质这么容易得出，现代医学的那些手段真的是多余的。

我们仍以所谓“风寒证”为例，病人出现恶寒、发热、无汗、头身疼痛、舌苔薄白、脉浮紧，或鼻塞流清涕，咳嗽等所谓外候症状体征，目前的中医认为，它表示疾病的本质为风寒证。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把它当作普通感冒服用中药治疗。绝大多数情况，并不会出现什么问题。但如果患者不是患感冒，而是脑炎，脑膜炎，或是出血热，甚至是某些烈性传染病，我们的中医实质是不是也认为是风寒证，与普通感冒一样，既不隔离，也不监护，仅仅“异病同治”，同等对待呢？古人这样认为，这样处理，我们无可非议。而现代社会，从事医学的人，也这样处理，问题就大了。人们并不认为你是中医，应该犯这样的错，可以原谅。

4.2.病、症、证、征本来是很清楚的概念，被中医人自己绞得糊里糊涂。

对现代医学来讲，症、病、证、征区别的很清楚的，我们中医人也十分讲究，但从来就没搞清楚过。全国统编教材的第1、2、3、4、5版，从来都是病、证不分，各系统疾病讲述时，只好用“病证”来代替。

病，指疾病。定义清楚。连病人都很清楚，“我来找医生看病的！”没有人说是找医生看“证”的。我们中医人强调，中医主要是看“证”。

症，指疾病的症状。呕吐、咳嗽、腹泻、悬停（胸水）、臌胀（腹水）、黄疸、便秘，本来是症状，我们的教科书却非要不加区分，非要用“病证”来替代。老师讲不明白，学生听起来也糊涂。一代一代传下去，结果搞得我们中医药大学毕业的学生都是不加区分，也从来不思考这些问题。

4．3．  “证”和“证候”的定义错误，导致辨证施治的方向错误。

就当时看来，辨证论治特色论者的看法没有明显错误。但是，从历史的角度看，特色论意味着要把“辨证论治”当作整理和发扬中医的重点或方向，本来应该对她做一番深入的理论探讨。由于当时的医学发展水平较低和中西医结合或汇通的程度较差等原因，学者们匆匆往“中医整体观”和“辨病与辨证临床结合”的方向走，遗留了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现在有必要加深认识。

从本质上看，遗留问题主要还是怎样认识“病”、“症”和“证”，“病”和“证”的联系，“病”和“证”的层次关系“证”与“症”的区别。而且应该先从中医角度说清“证”。

对古人来讲，“证”的辨别，确定了疾病的部位、性质和邪正盛衰。以此来施治，尚情有可原，也无疑是正确的，肯定不会有比此更好的方法了。而且是古代西方医学远远不及的。但是，科学技术十分发达的今天，古人的辨证显出了许多局限性。

反过来，把出现恶寒、发热、无汗、头身疼痛、舌苔薄白、脉浮紧，或鼻塞流清涕，咳嗽等所谓外候症状体征的病例，如果都确定为“风寒证”，那就会犯大错误，以此施治也会延误患者病情。因为脑炎，脑膜炎，甚至于肝炎、出血热早期也会出现此类证候。我们是不是要把普通感冒，脑炎，脑膜炎，出血热的此类“证候”都定为实质“风寒证”呢？如果这样的证候都定为“风寒证”的“实质”，那麻烦可就大了。人家会说，中医是把感冒，脑炎，脑膜炎，出血热当一个所谓“实质”治疗的“庸医”（实际上，几乎所有的教科书教我们的就是当一个“证”或病治疗）。

同样，所谓实质是“肝胆湿热”证的疾病，现代科学发现，可以是肝炎，可以是胆囊炎，也可以是肝癌。三种疾病的疗效、转归、预后都极不相同。如果只停留现有的辨证上，采用“同证同治”的辨证施治法则，使用同样的方剂，将会造成很大错误，给患者造成极大痛苦。

认为“证”是实质，使我们认为，已经掌握了认识疾病的根本，失去了进一步研究、探讨深层次疾病本质的动力。甚至连老祖宗的经典都不必深究了。

实际上，“证”为疾病实质的认识，是在疾病的认识上,犯了方向上的错误。

所以，中医的“证”，要赋予新的含义。

5. 辨证论治特色论遗留的问题

5.1.  辨证论治的局限性越来越被临床医务工作者所觉察，辨病论治问题被提出。

临床工作中,许多学生发现了一系列辨证论治的问题.如:同病同证时论治问题不大,异病同证时怎么处理?有病无证怎么施治?其实,疾病早期,大量的病人是无证可辨的.特别是医学事业非常发达的今天.等到有证再治,是对病人的犯罪.

尽管辨证论治的倡导者们反复强调，“辨证论治”与对症处理不同。但多数人认为，因为找不出证的实质，辨证论治与对证处理或对症处理，说不出太大差别。

　　5.2. 辨证不能替代诊断

　　现代中医人把辨证当成了认识疾病、诊断疾病的唯一的，或者说是主要的工具。认为中医就是辨证，讲疾病的诊断或者治病，是“西医”的事。

　　如果只讲辨证，胆石症、肝炎、肝癌就会当一个证来处理。胃炎，胃溃疡，胃癌，胃穿孔就会用一个法，一个方。越是所谓学院派老中医，越容易犯这样的常识性错误。对证的认识水平也是良莠不齐，多数中医人认为，中医的精髓是辨证，中医讲究辨证，中医就是辨证。证相同，理、法、方、药相同。治则相同，处方当然也大致相同。基于这种认识，中医在处理疾病时，往往会犯很大错误。

       实际上，中医的高等教科书，历来就是把“辨证论治”当作诊断和治疗。换句话说，历来的中医高等教育都是把症状、舌苔、脉搏表现一样的胆石症，肝炎、肝癌，当作同一证，同一方来治疗的。连所谓“江湖中医”都知道，无论辨为何“证”，只要“诊断”了肝癌，在肝癌的治疗中要加抗癌的中草药。我们的最高学府的教科书，却因为辨不出“证”来，不符合“辨证”的原则，废弃了中医的这些进步。

       就是因为只有辨证的观点，没有诊断的观念，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发热头痛时，从来不做脑膜刺激征的体检，脑膜炎当感冒或太阳病理所当然（再说中医也没有脑膜炎）；腹痛时，从来不叩肝浊音界，胃穿孔当胃脘痛吃药，不吃到休克不罢休（手术时发现，穿孔有大拇指粗的孔洞，很在道理的是，我是中医，怎么知道孔有多大）；更不用说黄疸时，要不要体检检一下肝大不大，要不要查肝功能，肝B超。因为这些都是“西医”诊断必不可少的东西，我们中医讲究辨证，这些“西医”的玩艺儿，当然可弃之不用。

       所谓辨证，根本分不清胆石症、肝炎、肝癌，只有使用诊断的概念，才能分清胃炎，胃溃疡，胃癌，胃穿孔。而且，只有使用诊断，接受、使用这些所谓西医名词，中医才能避免误诊误治，中医才能进步。

       5.3. 现代医学的诊断，标准严格，条理清楚。治疗原则、措施详细。都是值得借鉴的地方。

       中医的诊断，演变成“辨证”；中医的治疗，演变成“施治”。诊断和治疗两个章节，往往放在一块，用“辨证施治”总条目来代替。胡子头发一把抓，诊断没说清，治疗更是条理混乱，一个“施治”，不断重复所谓“病机”、“病理”、“辨证”，把个“施治”弄得四不像，还不如中医经典中的条理清楚。高等教育的教材尤其如此。

　　5.4．只讲辨证，是中医人犯错误、产生医疗纠纷的根源

XXX中医院(三级医院)的一位病人在医院就诊了二年；一直找老专家看病。专家的诊断从“胃气痛”、“肝胆湿热”“肝气虚”“肝阴虚”“阴阳两虚”，到最后的“黄疸”“臌胀”，二年一次肝功能都没查，一次B超也没做，更不用说CT或MRI了。就是没有肝癌的诊断。等到换个年青医院诊治，发现是肝癌的时候，已经是晚期了。病人把医院门封了，提出赔赏要求：二年前就在这儿看病，为什么不早点诊断。本可早治，效果肯定不一样。教授的理由更多：中医里没有肝癌的诊断。

XXX中医院（三甲）把乳腺纤维瘤当普通乳腺病吃了二年中药，最后恶变了才去手术，医疗事故鉴定为误诊。这样的事故普遍存在，而且越来越多，医疗条件较好的三级中医院也不能幸免。

中医经典里没有肝癌，中医教科书里不教授肝癌（新版中医学仅用小体字粗略介绍，教学大纲里不作要求），中医临床证候国家标准里没肝癌。普通肝癌病人来就诊时，中医先生们多按“辨证施治”，或者中医诊断的证候标准来处理，肯定没有现代医学的肝癌诊断，仅有“肝气虚”，“肝阴虚”，“肝胆湿热”等中医证候诊断。 这样的中医“辨证施治”不仅影响治疗方式，疗效也受很大影响，严重损害了患者利益。这样的处理方式，不仅现代医学不接受，法律更不接受，就我们普通老百姓也不认同。

我们承认，＂辨证论治＂是在实践中形成的，特别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学西的学者提出辨证特色说后，中医辨证的方法，得到了很大发展。同时，也越来越显示出辨证的局限性。

5.5.　中医高等学府出来的学生，只求辨证，只会辨证，也只学了辨证，对科学、医学、疾病的认识太少。

中医高等教育以辨证论治为核心。中医基础理论中，花大量篇幅，讲解本应在哲学里就已经学得很好的“辨证”。所谓辨阴阳，辨五行，辨寒热，卫气营血辨证等等。中医诊断学里的篇幅更多。现在的大学生，进校时的物理、化学、生物水平都相当高了．我们的教科书击需要把学生的认识水平拉回到十八世纪，按二百年前思维来学习。就教科书中的没有尺度，没有指标的所谓“气”、“寒”、“热”、“津液”等的概念，还要翻来复去的分辨，远远不能满足学生的求知欲。而我们的教育者，仿佛要老师、学生的思想回到五百年前，再来讲解中医。

高等学府出来的中医师，现代医学知识只学860个学时(一般医学院校本科学生2400~2600个学时)，古代哲学知识讲求太多，医学、科学知识太少（详见作者文章“中医危机”）。在毕业实习的时，几乎不能系统讲述一个病。进入临床时，几乎要全部重新学习。

5.6． 强调辨证，忽视了病的诊断。

有不少中医人看出了辨证的局限性，有人提出辨证与辨病相结合，并补充说：“中医虽然也讲究辨病，虽然通过辨证也联系到病因病原，但不同于西医的辨病论治。反之，西医虽然也在一定程度上重视纠正全身的机能状况，但其诊断关键和治疗中心究属还是着重在消除致病因子。所以用辨证论治和辨病论治来概括中西医诊断和治疗体系的不同，一般来说是有其代表性的。”

当时有人对上述看法提出商榷，认为：“不能用‘辨病论治’和‘辨证论治’来区别中西医之间的差异。”他们认为，西药对病、中药对证再加上对症治疗的“高级复合治疗”只不过是中西医疗法的结合。

“辨证与辨病相结合”的思路越来越被广泛接受。这一思路一直持续到今天。问题是，如果总是用辨的思路，或者辨证的思维方式来看待病的话，疾疾的诊断标准是不是可以不要?或者根本不需建立诊断标准。建立了诊断标准的疾病还要强调“辨”吗？

还就当时的背景和认识水平来看，上述辨证、辨病的看法并无明显错误，但对现在中医的发展，不能不说是一种误导。就现在的面向对象的观点看来，“证”和“病”，是对疾病不同层次的认识。脏腑的“证”是三级类，“病”是四级类。“证”本身也分级可分为三级。

辨证论治为中医特色（最初用特点一词），多数人对此毫无异议。现在的中医人过于强调整体观和辨证论治，把所谓整体观和辨证论治当成诊疗过程的唯一思路和特色，把祖先遗留下来的具有丰富内涵的中医宝藏，简单化为与临床脱节的教条。

现在中医的所谓理论派，掌握不了中医精华，不从临床实际工作出发，不能从事临床工作，不能不说是与这种误入歧途的现代中医院校的培养方式具有莫大的关系。

到目前为止，辨证论治仍被视为中医的主要特色。

特色说的出现有特殊的背景。特色从一开始就暗示她的完美优势，因而没有给批评和讨论留下余地。也没有对她的发展创造条件，中医人普遍感到满足，实际上留下相当多的问题。 有时甚至是难以弥补的损失和错误。

5.７．  辨证论治之路越走越窄.

为了加快中医的发展，向“西医”学习，中医的许多文书，都套用了现代医学的模式。目前市面上的几乎所有的中医著作都把医学上的“诊断”和“治疗”两个大的项目，换成了“辨证论治”。三级中医院的所有的病历记录也要求专门有“辨证论治”这一项。

看似普通正常的代换，引出的临床问题不计其数：

（1）中医高等教育与临床完全脱节，几十年培养不出几个好中医师的主要原因，是用“证”的教育，替代了医学教育。使学生对医学的认识过于简单。学校里学习时，“病证”掌握得烂熟，信心满满。一进临床，两眼一抹黑，一个实质也抓不到，一个本质也看不清。

（２）现代医学的疾病太多， 医学越来越发达，标准化后的所谓“证”太少，在现代医学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小；

（３）“证”与现代医学的“疾病”没有一一对映的关系，大量的现代医学知识不能被现有的中医所利用。

（４）医典中的“证”与“病”不能互相替代，只强调“证”而忽视“病”，舍弃了大部分中医宝贵经验，违背了中医基本原则。

（５）随着现代科的发展,疾病的早期诊断，早期治疗越来越多，无“证”的疾病越来越受到重视，片面强调辨证论治，违背了“上医治未病”的原则。

（６） 对所谓“证”的过份强调，忽视了对中医“病”的深层次研究。

（７） “‘证’是的疾病的实质”的定义，模糊了中医人的眼睛，使中医人丧失了对“证”的实质，做进一步研究的能力。

(８) 仅按国家中医证候标准诊断，好多病例都要引起医疗纠纷，按现代医学标准诊断就不符合国家中医证候标准。反之，符合现代医学标准的诊断治疗，可完全将国家中医证候标准弃之不用。

(９) 辨证被泛化。现在的三级中医院，连护理部都要求“辨证施护”。几乎所有的护理文书的“辨证施护”，都写成了对症处理。呕吐怎么施护?发热怎么施护?大便不通怎么施护?所有的施护文书都是一团糟.面且越来越糟。本来证、症、征的区别就不大，现代中医从来就没彻底的搞清楚，反而要求小护士们应用于正规的护理文书中，被现在的半通不通的人们这一搅和，更是把个本来有些道理的“辨证”搞得稀烂。

       5.８. 辨证论治，偏离了中医精华研究的主线。改变了中医继承或传承的方向。

其实，中医古典中，大量的财富还是“病”。伤寒七十二证，绝大多数均为条理清楚的“病”和“症”，常常是一句一证，一病一方，或是一证一方，更多的是一征一方。甚至有的用“方”来命名证。这是中医最宝贵、最有生命力，最值得我们去研究，探索的内容。

这些宝贵的经典中，几乎没有一个现在意义上的所谓“证”，也根本不需要“辨”去“辨”来。

中医古典中存在着大量对“病”的发生，发展，转归，治疗方案的描述。“辨证论治”特色论使我们忽略了这些宝藏，关闭了中医通向微观世界，进一步认识“病”的大门，捡了“证”的芝麻，丢了“病”的西瓜。

现在的教科书，以症状或辨证论治为主线，改变了中医古典的编辑体例和主线，也不符合现代医学的要求。

5.９．辨证论治,把简单问题复杂化

按照面向对象的观点，中医认识世界，或者说中医认识疾病，分四个层次。阴阳、五行为第一层次，卫气营血，五脏六腑等为第二层次，风寒暑湿燥火，十二经，奇经八脉等，为第三层次。第四层次可分为症状和疾病两大类。膨胀咳嗽为症状，破伤风、乳岩为疾病。所谓中医“证”，约有十个，即普通、气虚、阳虚、血虚、阴虚、热火毒、湿、血瘀、燥、气郁等（参见作者文章《中医十证及其演化》）。。再复杂的“证”，实际上也只是这十个证，加上四个层次的认识。或者十个证加上症状或疾病，就构成了现在许许多多、难理清的中医“证”。

理清了十证，了解了十证的现代定义，现代医学的从业者们，就打开了通向中医的大门。疾病“诊断”加上“十证”，就构成了中医的“证”。所谓的“西医”们辨证，比传统中医辨证容易的多，轻松的多，也准确的多。

5.10.证候理论，为中医设置了难以逾越的障碍，是中医现阶段停滞不前的祸首。

尽管有人说，“辨证论治”不是中医理论。把中医基础理论打开来看，通篇都是由证候理论建立起来的“阴阳辨证”、“八纲辨证”、“外感六淫辨证”、“六经辨证”、“脏腑辨证”、“经络辨证”“三焦辨证”等。在基础阶段，学生学习了几年的辨证后，思想已经被大大束缚了。本来学完高中的理科生，生物已经学得非常好了。开始接触中医时，还不断有人问：“邪气”应该看得见，为什么不分一下类，用我们已经学过知识，非要使用现在看起来有些糊涂的概念。进入高年级后，相反没人问这些问题了。连“病”的概念都很摸糊，满脑子都是“证”。

中医药管理局的所有文件，都明铭文规定，中医科研，中医教学，中医临床都要符合现在的以证候理论建立起来的所谓“中医基础理论”。换句话说，现在的中医中药，是以“辨证”“论治”为核心。所有科研拨款，杂志上发表的论文，非“辨证论治”莫属。甚至“基因”、“凋亡”、“受体”的研究，也要加上“证”的标签。古典中大量记载的“病”，不知所踪。

因为所有的中医研究成果，都需符合证候理论，或者说是要符合“辨证论治”理论。所以我国所有的中医研究成果，都不能直接应用、指导现在中医的诊断、治疗。临床几乎不用中医的研究成果，只是把它当作一种摆设。

６．中医的“证”，要赋予新的含义。

“证”不是疾病的本质。它只是粗略地反应了病变的大致部位和粗略的性质。我认为，证是经过系统化的临床表现，是对疾病多层次认识中的重要一环，是系列化的临床综合症(证)。

证在中医中有着特殊的定义。按照面向对象的观点，中医现在认为的证，大体上有四个层次，即按继承关系，划分为一个父类，三个子类。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医就是辨证，中医讲究辨病，或中医就是辨证与辨病相结合”这三种观点都是片面的。

面向对象的现论很好地为中医学解决了这些问题(参考作者文单《面向对象的中医基础理论》)． 阴阳理论为中医理论的第一层次，因此，阴阳辨证为第一级辨证。卫气营血，气血精液为第二级辨证。脏腑辨证可归为三级辨证。通常意义上的辨证，到第三级就中止了，也没人去思考，会不会还有第四级。症状、疾病的认识为第四级。向下还可分为细分。中医的精髓，中医的宝藏，大量的文献记载，其实都在第四级。讲究辨证的人们，其实丢掉了中医最宝贵的内容。

现代医学的疾病诊断可引入第四级。中医先生们在诊断时，应力求到第四级。只有这样做才能避免误诊误治。

最新研究结果表明，在生理、病理、临床上有实质意义的证主要有十个（普通、气虚、阳虚、血虚、阴虚、热火毒、湿、血瘀、燥、气郁）。（参见作者文章《中医十证及其演化》）。

以中医十证为基础，可派生演化为许多所谓“证”。十证的认识，颠覆了整个辨证论治体系，也解决了这些分辨不清的是是非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