圕人堂文摘

图谋摘编自：袁曦临.现代图书馆学学科定位之“锚”：基于东南大学图书馆学教育的历史考察[J].情报资料工作,2021,42(06):13-20.

     《情报资料工作》2021年第6期刊发袁曦临《现代图书馆学学科定位之“锚”：基于东南大学图书馆学教育的历史考察》，该文认为，图书馆学当前正面临学科发展的瓶颈，重新思考图书馆学的学科定位和发展方向是图书馆学界共同关心的问题。采用历史研究方法，以中国现代图书馆学创建初期的图书馆学教育重镇东南大学为切入点，围绕东南大学的两位图书馆学家洪范五与张厚生，系统收集史料，全面考察他们的学术和职业生涯，以此描绘我国图书馆学教育与图书馆实践的曲折发展过程。研究表明，图书馆学教育和图书馆实践两者是相辅相成、相互成就的；两者割裂分离，对于图书馆学科研究而言将会导致研究领域的泛化和研究内容的空心化；对于图书馆实践而言，则会失去图书馆学的理论指引与图书馆馆员的专业认同。研究结论为：构建“图书馆学科共同体”,夯实专业基础，继承文献研究学术传统，将图书馆学教育与图书馆业务统合起来，是解决图书馆学学科困境的路径之一，也是培养现代图书馆学人和图书馆专业馆员的重要标志。 

    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图书馆越来越依赖于网络与数字信息技术的支撑，相当数量的学术图书馆日益依赖出版商和数据库服务商提供的工具及其应用，逐渐放弃图书馆的教育与研究职能，蜕变为单向度的以应用和服务为导向的信息资源管理定位，倾向于招聘非图书馆学专业的馆员，从而在现实层面造成图书馆学研究与图书馆业务割裂。图书馆正在丧失其在专业领域的主导话语权，出版商、数据库商、信息服务商愈加广泛侵入图书馆的传统业务领域，并充当图书馆馆员的培训师，馆员的专业认同也在慢慢流失中。而在图书馆学科的教育和研究中，则出现混淆图书馆学研究和信息技术应用的界限，把网络数字化技术与工具运用作为图书馆学研究的本身，从而陷入别人的话语场中不能自拔，出现越来越多的外生概念以及越来越艰涩的学术语言。现代图书馆学学科定位与发展之“锚”在哪里？

   一、正视现代图书馆学的“流动性”。“流动”一词形象而准确的描绘和揭示出我国图书馆学近百年来不断调整学科定位，快速切换学科概念，变化学科模式的特性。伴随时代的变迁和学科归属的调整，外来学科理论、概念、方法与技术手段不断被引入，促使图书馆学科内部知识运行的速度和频率快速密集，图书馆学科理论和概念层出不穷，热点日新月异，由此导致图书馆学基础的“流沙化”。而在一个“流动”的学科基础之上，是很难建立起牢固的学术之塔的。学科层面的流沙化传导到图书馆行业的实践层面，表现为新兴技术应接不暇，软件硬件快速迭代，工作方式是“虚拟”的，业务观念是“流行”的，读者体验是“碎片化”的，专业馆员是“人事代理”的。现代图书馆学所面临的学科身份困扰正是现代社会流动性的体现，这并不仅仅是图书馆学面临的问题，也是新闻与传媒学科、历史学科、教育学等人文与社会学科所共同遭遇的现实，唯有正视才能找寻解决之路。

    二、建构“图书馆学科共同体”。 “一个学科要确立自己的地位，其所受的双重限制是：一方面它需要固定的边界，且需要有序的精英队伍去捍卫这些边界，而另一方面，为了达成它所需要的连续不断的成功，它需要保持对各种异见的开放姿态。”重建“图书馆学科共同体”的意义在于稳固图书馆学领域的精英队伍，在守正固本的同时拓展创新。“共同体”作为鲍曼液态社会理论中的重要概念，是指在不稳定的流动状态下寻求安全自保的存续手段，是一种通过协商、调和差异而达成的团结“。图书馆学科共同体”既包含从事图书馆学研究和教育的研究者，也包含图书馆职业的从业者，两者之间并不是上下游的关系，而是共同生活（life-in-common）的方式。建设“图书馆学科共同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专业馆员的准入制度建设与落实；图书馆学教育需要进一步夯实专业基础。图情学科背景的馆员职业发展更为顺畅，其在科研合作和科研产出中更为活跃。相对而言，非图情学科背景的馆员由于缺乏将业务实践与图情学科理论结合的能力，在科研产出和科研合作方面均处于劣势，其职业晋升过程中挫折感强。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专业馆员准入制度及其落实的必要和重要性。当下的图书馆学教育在有意无意之中剥离了图书馆学研究和图书馆现实的血肉联系，导致一方面出现图书馆学研究空心化与被外学科殖民的危险，另一方面图书馆学教育培养的学生在图书馆中找不到安身立命的位置。即当下的图书馆学教育的目标并不以培养会通中西，超越文理，视野开阔，具备文献研究、文献整理、文献组织编撰能力的专业馆员为目的，这使得图书馆学的价值慢慢变得稀薄，图书馆学的学科基础渐渐不复牢固。因此，对于图情本科教育来说，有必要进一步夯实专业基础，在此基础上探索双学位教育，以体现图书馆学多学科融合的发展趋势；对于研究生教育而言，应完善图书情报硕士专业学位（MLIS）的培养模式。

    三、回归“文献研究”学术传统。民国时期中西学术传统的交汇，曾经是中国图书馆学建立和发展的最初源泉与直接动力，但在建立图书馆学现代性的漫长过程中，固态“藏书楼”慢慢“融化”，负载在“藏书楼”之上的传统学术也随之消解，传统学问渐渐失去话语权，后继乏人，在历史的辗转反侧与动荡变迁中走到了灯火阑珊处。但清末民初那些从时代列车上掉落的读书人，尚可以在图书馆中找到文化保守的一方天地，而今天在大数据挖掘技术的铁蹄下，馆员面临着一步步异化为被收割的数字编码的命运，具有文献研究（广义的文献概念，包含网络数字文献等）能力的专业馆员渐次凋零，日益稀缺。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找回图书馆的文献研究职能和民众教育职能，重思图书馆学的文献研究范式，回归“藏书楼”学术传统未尝不是一种理性的选择。把历时性演变的文献整理研究传统融合到以网络数字技术为主的现代图书馆应用中，达成和谐互动的共时状态，也许是解决图书馆学发展困境的途径之一。

    无论怎样，都应该明确图书馆始终是一个具有学术研究和文化教育与传承职能的社会装置，而不仅仅是一个信息资源提供和用户服务的机构。建立“图书馆学科共同体”，需要凝结某种共识，这个底线共识就是：不应把图书馆学研究看作是一种纯理论性研究，也不能将图书馆实践当作是一种纯粹的信息服务手段。因此，建立图书馆学教育与图书馆工作实践的共生关系，构建“图书馆学科共同体”，守正创新，将发展图书馆学教育、深化图书馆学研究与夯实图书馆业务实践统一起来，无疑是一种最为现实的理性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