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遇到的第一次涨工资，是在四十年前的1977年。

1977年，文革结束后的第一年。国力尚未恢复，人民生活穷困。

考虑到职工的生活现状，中央下了文件，将全国职工工资提高一级，但提工资的职工人数不得超过总数的40%。

一级工资不多，就是七八元钱。但是，当时的这笔钱，大致就够一个人一个月的基本伙食开支了！

而且，这是十多年来的第一次提工资啊！

那时，文革前几年毕业后即参加工作的大学生，由于文革十年一直没有涨工资，每月工资仍然是五六十元。而不少人已经成家，家人增加，工资依旧。要养活一家四五口人，实在是恼火。

文革前和文革中毕业后参加工作的中专生，学历和工资比大学生低，生活当然也更恼火些。

那年，是我跳出农门、在P县当小学教师的第五年。一个民族县的小学教师，每月工资35元，加上粮贴1.5元，一共36.5元。

整个教师队伍都穷啊！

所以，涨工资的消息传来，群情振奋；但马上就回到谷底：只有40%啊，自己是否在这40%里面呢？

全县老师，大部分是中专毕业，有些还是大学毕业，既比我的工龄长，也比我的学历高。这些老师，占全县老师的三分之二以上。文革十年不涨工资，使多数老师基本上处于同一个穷困级别。现在，要在里面筛选出“该涨工资的”40%来，是极困难的。

在这样的背景下，P县召开了我到P县8年以来的第一次全县教育工作会议，全县老师都到县城来开会。会议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平稳解决40%提工资的问题。

记得是热天了，全县教师从四面八方涌入县城。有的在边远山区学校教书的老师，几年都没有来过县城的，带着家人交给的采购任务，有空就流连辗转于县百货公司里。多年未见面的朋友，聚在一起小酌两杯，高兴！而各级领导们，则陷于无穷无尽的预备会中。难怪，他们也遇到了伤脑筋的事啊。

全体大会开了一次，县上的主要领导都坐在主席台上，反复强调这次涨工资的重要性和伟大意义。大会后，是各区和区底下的公社分别召开全体老师会。会上，要把县上分配给本区和本公社的提工资名额，落实到人。具体的做法是：先是各公社开全体老师会，传达全县的名额分配情况，重点是本公社有几个名额，让大家都了解形势的严峻，就是自己掂量，有无实力去争取得到。然后，每位老师汇报这十年来的工作，经过大家点评讨论，确定初步人选；再经过大家讨论后，上报区上。区领导将各公社上报的人选方案综合、讨论、平衡后，形成区的待定方案，再通报到全区老师，征求意见。最后，形成最终方案，上报县领导，批准后实行。

我的想法很简单：比起这些学历比我高、工龄比我长的同行来，我是不能，也不会去想那40%的。一言以蔽之，就是：40%与本人无关。

所以，会议期间，我愉快地玩了几天。

哪些人进了40%，我到现在也不知道，只晓得我没有进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