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当副所长”

我1991年到研究所时，王老师是所长，李景渊老师（中国医科大学毕业）是支部书记，李延福老师（上海第一医学院1956届毕业）、吴寿善老师（本校58级）是副所长，张太豪老师是办公室主任。

记得有一次，讨论“七五”攻关课题的总结报告，当时由李延福老师负责并已经铅印成小册子。我竟然不知高低，七七八八瞎说一气，既没有参加研究过程也没有成熟看法，以为参会就必须发言。其实那时候两位老师的关系已经比较紧张，但李老师丝毫没有怪罪，一直对我非常友好，我至今深感愧欠。

1995年，李景渊老师因为肝硬化肝功能衰竭过世，李延福老师接连因为冠心病出现心力衰竭住院，后来安了支架，并于4月份正式退休，所里的工作处于交替阶段。随后，毛树松老师调中医工程研究所任所长，盛兄1995年担任副所长。在这期间，我的工作已经由编辑部逐渐过渡到所里，“接班”的野心逐渐开始膨胀。

1993年6月，在王老师的主持下，“武汉市康特科技开发公司”正式注册成立，正如我在第33本日记的首页所题：“中国一下子冒出几百万个公司，我也被卷了进来。”当时，医院已经有了一个“武汉市吉达科技开发公司”，是李延福老师支持下，由李天望学弟操作的。主要模式是，通过省内外各中医院肝病科销售我们攻关课题的成果——“乙肝一号”和“乙肝六号”，可说是当时的转化医学吧。“武汉市康特科技开发公司”的名称是陈长虹同学取的，他后来做过湖北中医药大学的办公室主任，曾经参与公司筹备，后来完全交给孙维强学弟操作。

与此同时，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文在全国建立几个“专病专科中心”（肝病、肾病、心血管病等），王老师让我起草申请报告并成为第一个“国家中医肝病中心”建设单位。同年，王老师招了3个研究生（第二年4个），他要我在研究所负责教学，安排研究生的选读书籍、读书笔记，以及毕业论文安排（选题和实施）。在这个基础上，与医院教务科合作，从1994-1996年举办了3期“中西医结合肝病新进展讲习班”（我负责“讲义”的组稿、编辑、印刷和教学安排，第一期讲课老师都是院内的，后来扩展到协和医院、武汉市传染病医院等），因为在杂志上刊登了广告，不少外省学员参加学习，也有一些学员在讲习班结束后继续进修半年到一年，人气颇为高涨。这时候，肝病所和传染科虽然还属于两个科室，但已经有了融合的趋势。

1993年6月，在中国医药生物技术研究所参加“鸭乙肝病毒模型筛选抗病毒药物学习班”后，我们有了广泛的合作意向。一是王老师与陈鸿珊研究员联合培养研究生，从事HBV、HCV转染细胞株筛选中草药实验研究；二是编写《天然抗病毒药物》，已与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吴大真社长联系好；三是请李壮主管技师指导我们开展DHBV DNA和抗原检测，他虽然来过研究所一次，但由于当时的技术条件不够，后来我们多次的实验动物血清还是送到北京检测，也在湖北医学院病毒所检测过1次，当时还是采用斑点杂交和酶联免疫技术，且没有专门的试剂盒。前二者因为1994年郭巨涛副研究员赴美工作后没有兑现，但对我申报科研项目获有很大帮助。1994-1996年接连获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鸭乙型肝炎肝纤维化动物模型”项目，省科委资助的“蚤连合剂防治肝细胞癌前病变的研究”，省教委资助的“HCV转染细胞株筛选中草药的实验研究”（此项目由于技术不完善没有完成，但到1996年与唐智敏合作“丙型肝炎小动物模型的研究”，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资助）。此外，还与学院中药系主任陈家春合作，完成了他的新药开发项目“紫金胶囊（紫红獐芽菜为主药，另一味是鸡内金，缓解前者的苦寒败胃）治疗慢性乙型肝炎”的临床前研究，我们承担了药效学和一期临床研究的工作。这些，为研究生毕业课题的完成也提供了一定的帮助（我于1996年开始正式招收硕士研究生）。

其间，与湖北医学院病毒所的合作也有一定进展。一是和伍欣星研究员一起主编了《医学分子生物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5月出版，在他们自印教材基础上重新编写），后来改为《医学分子生物学原理与方法》由科学出版社2000年1月出版，该书之前仅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2月出版的《医学分子生物学》（陈兆聪主编，由同济医科大学，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第二军医大学，第四军医大学和江西医学院等五所医学院编写）；二是和张天明所长一起主编《中西医结合治疗病毒性疾病》（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1997年8月出版），在读研究生承担了大量工作。此外，王伯祥、张赤志、聂广主编的《肝胆病中西医诊疗学》. 由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0出版。

我仍不满足，1995年9月1日，又跟王老师要求进了病房，直接管病人。因此，在老师的宠信下，杂志、教学、科研、临床我齐头并进，一样都不耽误。甚至提出，与张老师、盛兄三个人轮流负责病房、杂志和实验室，也多次提出要当副所长。当年，王老师推荐我为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青年理事，一共三个候选人（同济1人，湖北医学院1人，湖北中医学院附属医院1人），可能我的条件好一点得以胜出。当时，全省只有3名理事，1名青年理事。

1996年，盛兄担任国家“九五”攻关项目组长，并接连获得“全国百名青年中医标兵” 和“卫生部科技新星”称号等，与王老师有点工作上的不愉快。第二年，王老师因为骨折住院，而盛兄却坚决去武大学英语。我感觉机会来了，立马找到老师旧事重提，过了一段时间就获得副所长任命（医院正式下文），负责日常工作，张老师也顺利成为中心副主任。

恰在此时，“国家中医肝病中心”验收，几位院领导经常检查，我负责协调工作。在资料准备过程中，编辑部人员和研究生承担了主要工作，并邀请周晓玲师姐与华中理工大学合作，完成了“国家中医肝病中心多媒体系统的创建”，并获得2000年湖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我排名第三）。但是，最大的麻烦还是传染科与研究所合并的事情，虽然医院全力倡导，但几位老主任谈不到一起，甚至还发生了一些纠葛。当时，夏瑾瑜（当时从医务科副主任转传染科副主任）和我做过一些努力，始终没有得到满意的结果。

时至今日，回想当年的点点滴滴，我确实比较张狂，“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但幸亏王老师体谅，张老师、盛兄大度，各位同事善良，没有跟我计较。

“这是给马院长的信”（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