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冠李戴的“脾本质研究”

近50年来，人们从消化吸收功能、免疫功能、内分泌及生殖功能、微量元素和血液流变学等方面，进行了中医脾本质的现代研究，可以说是中医理论现代化研究过程中史无前例的尝试。但结论让人有点不堪：脾本质的现代研究的与人体器官的脾脏似乎并不搭界。我们先梳理梳理吧。

1. 与消化吸收功能的关系：研究表明，中医脾与胃肠运动、胃肠激素、胃肠粘膜及内分泌细胞、胰腺及肝细胞等变化有明确的关联[钱会南. 中医脾本质现代研究概况. 中国中医药信息杂志，2002，9（7）：85-87]。这方面研究内容很多，因为在中医学看来，脾主运化，为后天之本，与消化功能密切相关。

2. 与免疫功能的关系：研究表明，脾虚模型小鼠NK 细胞、γ-干扰素、白细胞介素-2 活性明显降低。脾虚患者CD3+T细胞、CD4+T 细胞，CD8+T 细胞明显低于正常组，特别是CD4+T 细胞下降尤为显著，致使 CD4+/CD8+比值降低[20]。脾虚小鼠T、B 淋巴细胞增殖反应显著降低。脾虚患者血清可溶性细胞粘附分子-1 水平升高，白细胞介素-15分泌减少，单核细胞抗体介导的细胞毒反应功能低下，即表现为免疫功能低下。亦有研究从观察神经介质、胃肠激素、白细胞介素、免疫球蛋白等变化，探讨气虚证与神经内分泌网络的相关性。

3. 与内分泌及生殖功能的关系：脾虚大鼠甲状腺、肾上腺细胞均有不同程度的损伤，各内分泌腺均表现酸性磷酸酶减弱，个别内分泌腺细胞则示琥珀酸脱氢酶、三磷酸腺苷酶和糖原反应的变化。脾虚大鼠睾丸体积明显缩小，曲细精管呈不规则、管径缩小，管壁变薄，细胞间质水肿明显；各级生精细胞中琥珀酸脱氢酶、碱性磷酸酶、酸性磷酸酶、三磷酸腺苷酶活性有明显变化；睾丸间质细胞3-β羟甾脱氢酶活性有轻度增强，提示其生殖系统也有病理改变。

4. 与微量元素及血液流变学变化的关系：临床观察表明，脾气虚病人红细胞铜-锌超氧化物歧化酶活性明显升高。脾气虚患者血清中锌、镁含量明显降低，铜含量明显升高，铜、锌比值明显升高。此外，脾虚患者微血流速度减慢，可出现红细胞聚集，血管袢周围出血，管袢交叉和畸形增多，清晰度下降，血管袢顶淤滞；血液流变学的改变为全血粘度和血浆粘度增高，血沉增快，血小板聚集增高，血沉方程K增大。

总之，人们基于脾主运化、主肌肉、主统血等中医理论，在采用小鼠、大鼠和人的脾气虚证、脾阴虚证、脾阳虚或脾虚证为实证研究对象，就涉及现代医学的消化吸收、运动、能量转化、内分泌、免疫、微量元素、血液流变学、血液循环等诸方面。那么，如何解决这种“张冠李戴”或者说“非驴非马”的现象？我们还得从源头着手。

二、发生学：最初的误解

1. 脾脏功能的现代认识

脾脏有什么功能？基于实体脏器，现代认识大约有两方面：

（1）在胚胎时期脾脏参与造血，即胎儿期或者婴幼儿时期，出生后的早期阶段脾脏可能有造血的功能，随着成长，脾脏造血功能越来越弱化，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2）脾脏里有大量淋巴细胞和免疫细胞，因此脾脏有免疫功能，参与机体的免疫代谢。

但是，脾脏不是人体必需的器官，不像肝肾。没有了肝脏，可能人活不过几天，没有了肾脏需用机器代替。因为很多原因将脾脏切除，如外伤脾破裂，要将脾脏切除，还有肝硬化脾功能亢进，也可能切脾。说明虽然脾脏功能很多，但切除脾脏之后，其他的器官、系统的细胞也可代替脾脏的功能。

2. 西方的古代认识及明末 spleen 被翻译为脾的原因

脾脏（spleen）在古代西方是一个充满了神秘色彩的器官[周东浩，刘光. 中医“脾”与西医“spleen”翻译错位的发生及其演变. 自然科学史研究，2019，38（2）：215-229]。希波克拉底（古希腊文Ἱπποκράτης，前460-前370年）曾经记载了spleen 的解剖，认为 spleen 在四元素中属土，在四体液中主司黑胆汁，它在体液平衡调节中起重要作用。其后不久的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前 384-前322）把 spleen 看作是“bastard liver”（代用肝），因为spleen与liver位置基本对称，所以认为两者相互辅助，都在饮食消化中起作用。亚里士多德还认为spleen 可以净化人的精神，使人产生愉悦感，spleen 功能差，黑胆汁积聚多，就会产生忧郁。盖仑发展了他们的学说，提出 spleen 与肝和胃通过静脉联系，可以处理食物中经肝转化后血液中无用或有害的成分，再运输到胃，具有协助消化、纯净血液的作用。虽然这样，spleen 的作用仍然让人疑惑，著名的医学家塞尔苏斯（Celsus，前25～50年）曾经直言spleen 是“一个完全没有了解的器官”。此后进入黑暗的中世纪，盖仑的学说获得了至高无上的权威，spleen具有消化功能的说法得到了教条式的信奉和遵守。

明末西医学传入中国之时，虽然在解剖学之父维萨里（Andreas Vesalius，1514-1564）的名著《人体的构造》已经问世，但生理方面的认识还停留于希波克拉底和盖仑时代的臆测性理论阶段，认为 spleen 属土，主管黑胆汁，在食物消化过程中起作用，这和中医脾主运化的传统认识非常相似。同时，spleen主司净化血液的西方认识与“脾统血”的中医说法也十分相近。正如刘弘毅所说：“在西医学传入中国以来，将西医学中的器官 spleen 翻译为中医中的脾，是有其充足的理由的，在当时的西方医学认知中，脾也是一个重要的消化器官，同中医学认知中的脾有很大的相通之处，换句话说，在第一批接触到西方医学知识的中国学者，在对于spleen的翻译时是没有含糊和疑惑的。”[刘弘毅. 中西医“脾、胰”翻译源流考[J]．环球中医药，2015，8（12）：1476～1478]

3. 中医学脾脏生理学说的来源

《黄帝内经》是中医药理论的渊薮，蕴藏着脾脏生理学说的发生学面貌，大致列举如下。

《素问·金匮真言论》：“中央黄色，入通于脾，开窍于口，藏精于脾，故病在舌本。其味甘，其类土，其谷稷。其应四时，上为镇星，是以知病之在肉也。其音宫，其数五，其臭香。”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央生湿，湿生土，土生甘，甘生脾，脾生肉，肉生肺。脾主口，其在天为湿，在地为土，在体为肉，在藏为脾，在色为黄，在音为宫，在声为歌，在变动为哕。在窍为口，在味为甘，在志为思。思伤脾，怒胜思，湿伤肉，风胜湿。甘伤肉，酸胜甘。”

《素问·玉机真藏论》：“脾脉者土也，孤藏以灌四傍者也。”

《素问·灵兰秘典论》：“脾胃者，仓廪之官，五味出焉。”

显然，由于人类早期认识能力的不足，上述理论是“天人相应”观念与“五行学说”的产物，是那个时代创建中医理论不得已而为之的思维特征和方法论手段，这一局限性直到近代才得以克服，科学包括医学开始日新月异地发展起来。《素问·太阴阳明论》中有一段话，也反映了古代脾脏生理病理的纯粹猜测和联想的情形：

帝曰：脾病而四支不用何也？

岐伯曰：四支皆禀气于胃，而不得至经，必因于脾，乃得禀也。今脾病不能为胃行其津液，四支不得禀水谷气，气日以衰，脉道不利，筋骨肌肉，皆无气以生，故不用焉。

帝曰：脾不主时何也？

岐伯曰：脾者土也，治中央，常以四时长四藏，各十八日寄治，不得独主于时也。脾藏者常著胃土之精也，土者生万物而法天地，故上下至头足，不得主时也。

帝曰：脾与胃以膜相连耳，而能为之行其津液何也？

岐伯曰：足太阴者三阴也，其脉贯胃属脾络嗌，故太阴为之行气于三阴。阳明者表也，五藏六府之海也，亦为之行气于三阳。藏府各因其经而受气于阳明，故为胃行其津液，四支不得禀水谷气，日以益衰，阴道不利，筋骨肌肉无气以生，故不用焉。

实际上，经典的这些说法并没有扎实的事实基础，而且言人人殊，基本上是一种约定俗成。

4. 可有可无的实体解剖

上述可见，古代医学的构建无须严谨的实体解剖，但这恰恰是现代医学萌发的基础。人们常说，科学诞生于1543年，是以《天体运行论》和《人体的构造》两本书的出版作为标志的。因为无边无际的宏大宇宙和我们肉身中的那个“小宇宙”都在这一年被重新定义。为什么维萨里《人体的构造》会作为现代医学的起点？是因为它开辟了从人体自身的组织结构中寻找生理、病理和药物作用原理，即从解剖学到生理学，从病理解剖学到病理生理学的实证医学道路。

《人体的构造》的成功，得益于一位优秀的画家——被誉为西方油画之父提香·韦切利奥（Titian Vecellio，1490-1576）的高徒杨·斯特凡·梵·卡尔卡（Jan Stefan von Kalkar），他将关键的解剖结构用工笔绘制成准确的线条图，辅以详尽的注解，然后以木刻印制出来。总是29岁的维萨里与卡尔卡结合，以精益求精的严谨，告别了轴心时代天马行空的粗犷，带来了科学时代的实证精神。

《人体的构造》中那一幅幅精美的人体图片，翻开了从客观的肉体结构中寻求医学理论的新篇章。但在传统医学理论里，人体组织的真实与客观发现却是微不足道的事情。有人 [朱凌凌，童瑶.中医脾解剖实体的古代文献研究. 中医文献杂志，2003，21（4）：3-6]考察了有关脾解剖实体的古代文献，从脾的形态、脾的位置、脾的重量、脾的颜色、脾与周围脏器关系等方面，从文字记载到图象描绘，可以说是众说纷纭，错谬百出，但最终却不了了之的根本原因，在于历史条件和古代文化的限制：藏象理论的发生仅仅需要粗浅的解剖观察，所倚重的却是古代自然哲学与文化观念，并形成了各具地域特色的五花八门的传统医学。

三、纠错：医学进步的推动力（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