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症的历史应该和精神分裂症一样悠久，因为古人并未将它们分开，只是将其视为精神失常的不同表现。最有名的理论就是古希腊希波克拉底的“四体液论”，认为人体内有黄胆汁、黑胆汁、血液、粘液四种液体构成。黑胆汁偏多的人生性忧郁、多愁善感，被称为melanchole（melas表示黑暗的，chole表示胆汁）。长期毫无缘由的感到沮丧、恐惧或抑郁则被视为是一种疾病，称为melancholia，中文翻译为“忧郁症”。

就像盲人摸象一样，站在不同的角度，看到的忧郁症十分不同。

古希腊医学将精神病分为三类：脑炎（极度激动）、躁狂症（胡言乱语）和忧郁症。希波克拉底又把忧郁症状分为两类：恐惧和失望。导致这些症状的原因是黑胆汁过热，产生的烟气升腾进入大脑，黑色的浓烟使大脑处于黑暗的环境里不能正常工作。

在一本托名亚里士多德的《论问题》（B.C. 350）一书提出这样的观点：“在哲学、诗歌、艺术和政治上出类拔萃的天才，都有忧郁的特质。”他们心理压抑、喜怒无常的个性似乎与忧郁症十分吻合。

身为医生的盖伦则将忧郁症看做一种严重的身心疾病。和天才论的观点相反，盖伦认为忧郁症病人不太可能是社会上的成功人士，因为忧郁症夺走了病人敏捷的思维，令他丧失理解力，变得愚笨而迟缓。因此他们不再可能取得任何成就。

有的狂热的基督教徒会陷入宗教信仰与人类理性的矛盾冲突不能自拔，经常陷入负面思考，并有自我伤害的倾向，因而被视为“宗教忧郁症”。

僧侣生活需要长期抵御世俗诱惑，压抑本性欲望，久而久之导致快感缺失，情绪低落，痛苦无聊，因而被视为“淡漠忧郁症”。

到了中世纪，不论是忧郁症、精神分裂症或是其他什么精神病，都被蒙上了强烈的宗教原罪色彩。认为精神病就是上帝对道德堕落者的惩罚，精神病人普遍遭受世人的歧视和迫害。

但到了文艺复兴时期情况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人们发现许多哲学家、诗人都有异于常人的忧郁悲悯的心理特征。忧郁症患者被视为具有洞察力的特殊人群。哲学家康德甚至认为“忧郁可以使人远离俗世尘嚣”，“美德似乎要与忧郁结合才能达到最高和谐。”米开朗基罗、达•芬奇、牛顿等一大批文艺复兴时期伟大人物无一不是忧郁的天才。对忧郁症的浪漫化使忧郁症意外地成了一种时髦疾病。英国人甚至将高贵的忧郁冠以“英国病”，一度成为上流社会被尊崇的习惯，如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就带有一种英雄式悲悯的忧郁之美。气质阴郁开始被视为思想有深度，脆弱的性格则被看成为深邃心灵付出的代价。

然而，这些观点并非普遍存在于所有文化之中。笔者无法逐一探究这些观点，只是提供一个简要的概述，以提高对这些文化差异的认识。

或许，对忧郁症的浪漫化掩饰了对这类疾病的客观观察。古希腊的希波克拉底曾将各种病态的兴奋狂躁归于一类，称为躁狂症，将相反的情况称为忧郁症。但直到十九世纪中叶，才分别由法国医生Falret和Baillarger先后详细描写了躁狂症和抑郁症在同一病人身上交替发作的案例，并命名为“环性精神病”。Kahlbaum提出躁狂症和抑郁症不是两个独立的疾病，而是同一个疾病的两个阶段。其后，由E. Kraepelin进一步明确将二者划为一个疾病分类单元，命名为躁狂抑郁性精神病，简称“躁郁症”。躁狂症和抑郁症是这个疾病的两个亚型。

自此，人们才看清了这个疾病的全貌。病人不仅仅有表现忧郁，悲伤恐惧一面，还有兴奋狂躁、胡言乱语、行为放荡不羁的另一面。这两种完全相反的状态有时比小孩的脸翻得还快，病人可能上午躁狂发作时还精力充沛，兴奋无比，戏谑逗笑，满嘴跑火车，下午抑郁发作时则进入完全相反的状态。病人情绪低落，无精打采，了无生趣，甚至出现强烈的自杀意念。很难想象，这两种决然不同的状态怎会反复出现在一个人生上！此时或许我们就能够理解为什么作为一个医生的盖伦看到的病人和作为哲学家康德看到的病人是那么的不同了。他们看到的是处于不同状态中的病人。

进入十九世纪，随着现代精神病学的兴起，建立在四体液论基础之上的忧郁症一词逐渐被更加明确的“depression”一词替代，中文翻译为“抑郁症”。

“抑郁症”一词是上世纪初的舶来品。中医将精神病分为癫、狂、痫三类。躁狂症属于精神病范畴，而抑郁症大概属于“郁症”，散载于各科疾病的论述中，不属于精神疾病范畴。所以我国对躁郁症的认识和西方有很大的不同。笔者试从本人临床工作的角度描述之。

在我刚毕业的80年代，临床上很少见到躁郁症。记得有一次，我的老师罗主任兴奋地喊道：“小王快来看，我收了一个抑郁症！他过得好好的竟然有S（临床用语，表示自杀）念头！”连罗老师这样经验丰富的老医生也难得一睹抑郁症真容，可见当年抑郁症之稀少程度。1982年我国在12个地区开展的精神疾病的流行病学调查，躁郁症的终身患病率是0.37%。与西方国家6～8%的患病率相比相差20多倍！100人中不到一人患病，只有不足一层的病人会去医院就诊，所以在医院很难看到躁郁症病人。

中西方躁郁症患病率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异呢？当时有人认为这是社会制度所致。我们有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人民当家做主，生活幸福，当然患不会有那么多人患抑郁症了。后来，国内有个知名的大学，邀请了一位国际知名的精神病专家来访。那位外国专家考察我国情况后发文指出，中国之所以抑郁症这么少，主要原因是中国的精神科医生不认识抑郁症。也就是说，中国不是真的抑郁症比西方少，而是中国的医生水平差，诊断不出来。当时陪同的是国内一位鼎鼎有名的精神病学专家，居然表示认同外国专家的看法。这一下子像捅了马蜂窝一样，立即有人攻击那位国内的专家崇洋媚外。

该事件的后续如何笔者不得而知，但对我国精神医学的发展影响是巨大的。越来越多的专家认同我国精神病学界对躁郁症的诊断概念过于狭窄，导致诊断率过低。于是诊断理念逐渐与国际接轨，抑郁症的患病率也逐年提高。但直到上世纪末，我国抑郁症的患病率仍不到1%。和世界“先进”水平相差甚远。

到了21世纪，各路媒体大军开始加入进来，大力宣传普及所谓心理健康知识。一时间，关于抑郁症的知识得到空前普及。特别是像崔永元这样的名人在央视节目上现身说法，成功地让抑郁症家喻户晓。在很短的时间里，抑郁症患病率高歌猛进，一路看涨。据专家估计，现在我国每百个人中就有5~8个人患抑郁症，比3、40年前增加了200多倍！在此期间，笔者也积极撰稿科普文章数十篇，为提高抑郁症的“知晓率”、“就医率”奋笔不辍，自觉成就不小。但突然回首，看着满大街游荡着抑郁的幽灵，不禁反躬自问，抑郁症究竟是个什么鬼？难道它真的有这么多吗？我们是不是什么地方搞错了，把我们的灵魂给妖魔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