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世纪，喻嘉言对“议药不议病”的医学倾向，再次发出郑重警告。他在《寓意草》卷一首篇中说：“从上古以至今时，一代有一代之医，虽神圣将明，分量不同，然必不有舍规矩准绳以为方圆平直也。故治病必须识病，识病然后议药。药者所以胜病者也。识病，则千百种药中，任举一二种，用之且通神。不识病，则歧多而用眩。凡药皆可伤人，况于性最偏驳者乎？迩来习医者众，医学愈荒，遂成一议药不议病之世界，其夭枉不可胜悼。”

喻嘉言个人医学活动范围在长江中下游多个省份，他所见“议病不议药”应为普遍现象。而分析造成“议药不议病”的原因，喻嘉言指称主要来自对医方的偏信偏爱。按喻嘉言的观察与了解，当时医学界，对《灵枢》《素问》《甲乙》《难经》这些关于疾病的原理书，因其中不载医方，就没有人愿意深读考究，而后来一切有医方的书，都被奉为灵宝。开创中国南方医学的朱震亭，是十五世纪以来医人们学习的榜样，但大家似乎忘说了丹溪先生诊脉病的《脉因诊治》，更未理会他不要照搬前人方书尤其宋人局方的谆谆告诫，只管模仿他的医方集《丹溪心法》。这种医学偏向，让喻嘉言十分担心医道兴废，但他个人显然无能为力，在当时医学环境下，自由的医师完全不受限制地选择他们认为最合适简便的医疗方法。喻嘉言只能以个人努力，在自己开设的私人医馆里，通过教授“如何议病”，为同时代医人树立榜样，至于能否改变普遍的医学风气，他本人没有太大成算。

为实施“先议病后用药”的主张，喻嘉言给他的门人制定了具体的“议病式”。这一诉诸文字形式的规定,在十七世纪的中国医学教育上也许属于创举,不过放在医学制度史上来看。由私人性医馆制定的规则，难以作为一种医学成文法，产生临床医学的制度化价值。喻嘉言最多只能做到通过议病先于议药的选择，重新回到医学正道。尤其他把医学当做“智圣之事”来对待时，议病最大限度地表达了他对个人志业的忠诚不苟。

那么“议病”在中国医学中的意义何在？它只是一种必要的先决的形式吗？议病当然具有医学临床性质，但在中国医学语境中，它并非现代临床医学意义上那种对于疾病真相的分类认知，亦非单纯的临床病例的讨论与研究，而是在中国医学理论之下，面对疾病个体，从身体与疾病的多重关系中，解释疾病的因由、发展和变化，完成对于疾病症候的命名，正如我们看到《寓意草》中对九十多个医学对象所做的具体分辨一样。

所以，“议病”方式和方法，并不指向医学的未来，它更多与复兴与加强中国医学临床传统有关。这个传统，不是经验医学处理疾病的传统，而是一种以身体理论为知识系统认知个体疾病真实性的传统。它起源于《黄帝内经》，长远潜流在历代医人的知识血脉之中。无论医方运动及其影响时间多么漫长，这个传统只是被遮蔽，但从未中断，它始终维持中国医学内部运动。由此之故，“议病”的真正医学意义在于，把每一个病人的身体都看作单独的身体，把每一种疾病都看做这个单独身体所特有的疾病，把每一种身体和疾病都放在整体性关系的认知中，发现其中的差异性，通过“发现病人”来辨别和确定疾病的性质和方向。议病就是议人。要而言之，在中国医学历史中，优秀和杰出的医人，总能自觉地以如此相同的“议病”，表明他们对医理和医道的遵从，并以此摒弃“普遍化”要求的诱惑，保证疾病个体得到有效治疗。

十四世纪，反对照搬“局方”的朱震亨，在中国南方医学率先倡导本着古老医理的“议病”传统，他说：“医之视病，问证已得病之情矣。然病者一身血气有浅深，体段有上下，臟腑有内外，时月有久近，形志有苦乐，资禀有厚薄，能毒有可否，标本有先后，年有老弱，治有五方，令有四时，某药治某病，某经用某药，孰为正治反治，孰为君臣佐使，合是数者，计较分毫，议方治疗，贵乎适中。”十七世纪，喻嘉言“与门人定议病式”，自然也是这样“议病”，十八世纪，吴门医派领袖徐大椿在他的《洄溪医案》，天才医人叶桂在他的《临证指南医案》，深研《易经》的儒医薛雪在他的《扫叶庄医案》中，都是这样“议病”。迟至十九世纪初，孟河费氏医学传人费绳甫同样还是谨慎地按照古人的要求这样“议病”。在前现代的五百年中间，其实就是靠这些重要医人的个人努力，延续着中国医学在身体、疾病与药物的内在统一性，从而保全和发挥中国医学的能力。

二十世纪之初，中国医学遇上西方强大的现代医学，现代西方临床医学以其技术力量占据了疾病的解释权，而越来越多的化学药物发明，直接作用于疾病组织，有效地支持了疾病与身体的分离，这一切不仅改变和削弱了中国医学的地位，而且在现代医院制度下，迫使中国医学疏离和放弃了以个体和差异性为目标的“议病”传统，中国医学的内在统一性被瓦解。受此影响，当“议药”重新成为“中西结合”之下的主导性选择，中国医学从此便开始了医学能力全面衰退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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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费振钟，作家、历史文化学者。1958 年出生，江苏兴化人。现供职于江苏省作家协会。主要著作有《江南士风与江苏文学》《悬壶外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