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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陈伯庄老师

已有 1831 次阅读 2023-9-30 17:26 |个人分类:谈情说爱|系统分类:人物纪事


两年前,湖北中医药大学校长吕文亮学弟(现已卸任)要我写一篇怀念陈伯庄(1921-1991)老师的文章,一是学校要为老一辈教师留下一些文字,二是梳理一下他们的学术成绩。我虽然是他为数不多的几个研究生之一,但对他的生平并不熟悉,希望他的子女能够提供一些资料。没想到,此事竟然拖延未果。

最近得闲,突然发现自己对老师还有很大的愧欠,掩藏在那些尘封的往事之中。刚查阅《中国知网》,找到了老师当年的文章,多数发表在《湖北中医杂志》,如“叶天士养阴胃理论机制探讨(1981年8月),“漫话伏暑”(1983年3月),“产后伤寒和营卫大虚医案”(1986年5月),“略论中医输气与肺胃的紧密关系”(1988年10月),“寒温必须汇通说”(1989年5月);另外在《新中医》发表2篇,一是“略论仲景四方在温病临床之应用”(1983年11月),二是“叶天士的养胃阴理论机制探讨”(1982年5月)。

搜索介绍老师的文章有两篇,一是郝印卿发表于《山西中医》的“陈伯庄先生《温病会讲录》”,(1995年第3-4期连载),一是周金林等发表于《湖北中医杂志》的“名医陈伯庄”(2009第6期)。惭愧的是,既不是他的弟子所写,也不是教研室的年轻老师所为。

老师的尴尬情景,据说与文革期间受到冲击有关,他有时候给人一种桀骜不驯的感觉。记得有一次,他跟我们说着说着,就手舞足蹈起来:惟楚有才,才在黄梅;黄梅之才,唯陈伯庄是也。我因此内心有些嘀咕,虽然并不知道他曾经受了怎样的刺激。

但是,分配到山西中医学院“伤寒”教研室的郝印卿学兄比我们成熟许多。他是1978级《伤寒论》研究生,竟然将老师的“《温病学》学术讲座”笔记整理成一篇长文连载发表,可见他当年印象之深刻。他回忆说,老师在讲演中,结合自己数十年读书心得和临证体验,劈肌分理地纵论温病学派诸大家的学术精要与不足,诸如卫气营血、三焦辨证、三法鼎立、五条大纲等靡不一一胪述。让颇有学力的学兄如拨云雾而睹青天,获得春风雨露之恩。时至今日,我读学兄之文方有所感悟,从而唾弃当年之肤浅。

老师系湖北黄梅县人,出身于中医世家,因为继承家学,15岁即从汉口第一男中辍学,随父专攻歧黄之术,尽得其传。悬壶后以擅治温病饮誉于乡里,成为黄梅当代名医。1956年,他奉调至湖北中医进修学校任教(1959年改建为湖北省中医学院),老师一直从事温病学教学和临床医疗,直至仙逝。

老师那一代中医人,处在中医药治疗感染性疾病大显身手的时代。青霉素刚刚诞生尚未普及,抗病毒药物更是闻所未闻,而战乱、灾情之下,传染病频作,他们救治了大量病患,也获得了丰富的中医临床经验。当然,学术是时代的产物,它会随着时代的进步而进步,因而不同时代的人会面临不同的时代使命。

1985年,我到基层工作两年之后,和阎清海、桂裕江一起,考上老师的第二届研究生。他的首届研究生是杨勤建师兄,第三届研究生是刘成海学弟,第四届研究生是徐刚学弟(我大学的同座)。我们这一代温病医生,经历了抗生素大显神通、抗病毒药物层出不穷的变换过程,个人身份也由一线中医退为二线中医甚至沦为抗生素医生、抗病毒医生的尴尬境地。因此,不可能有老师当年的历练。记得1982年,老师跟我们讲解本科课程《温病学》文献时,绘声绘色地描述“人中黄”的制作、应用体会,大家又岂能理解缺乏特效药时代的先辈们,为了追求临床疗效的孜孜以求。

那时候的研究生,因为导师本身不会申请科研项目,毕业论文主要是文献研究,但我们不满足于此。桂裕江为了做临床课题,自己联系到钟祥县人民医院去观察出血热患者,最终因为有限的中医药干预,而不得不回到学校来面向对文献课题。我也异想天开地想申报一项实验课题“蒲辅周辨治乙脑经验的实验研究”,试图观察湿热、暑热环境对乙脑病毒毒力的影响,以及清泄暑热和清利湿热对病毒和炎症的不同干预作用。然而,既没有实验室工作经历,也缺乏科研设计的基本素养,作为科研处长的徐木林老师虽然比较支持,终究由于那时中医院校根本就没有申报这种项目的工作基础,不得不沦为画饼。

失败之后,我只好回到老祖宗的文献中,老老实实地跟随陈老师来挖掘故纸堆。当时,老师住在水果湖高知楼,我们多次前往他的家里,接受老师的辅导。开始,我想选“温病学史”作为毕业论文,他非常支持并辅导我读了一些历代医家的著作。我的笔头子比较快,也发表了一些相关文章。但在开题时,被时任教研室主任的张腊荣老师否掉,原因是温病气分证是证治关键,深度挖掘很有必要。虽然,我不得不接受张老师布置的研究方向,但对于论文开题被否掉,也是非常懊恼的。

研究生3年,我是个活跃分子,做过研究生会、现代中医研究会学术部长,每年发表文章20篇左右(本科时期发表了6篇),大家也把我当笔杆子看待。那时候,发表文章是有稿费的,我的很大动力是换取稿费,也是一笔可观的收入。为了准备“温病学史”的开题报告,我先后发表的文章有“吴又可的戾气学说的学术价值”[中医药学报1983(1:20-22]“浅析《脾胃论》遣药制方特点”[湖北中医杂志1986(3:4-6]“《黄帝内经》外感病概念辨析”[陕西中医1987(4:161-163]“评郭雍与陆九芝论‘伤寒有五’”[上海中医药杂志1987(11:41-42]“庞安时对《伤寒论》证治的补充和发挥”[湖北中医杂志1987(6:39-40]“试论《伤寒例》对温病学的孕育作用”[江苏中医1988(1:31-32]“医道繁 贵乎“辨”——试析朱肱研究《伤寒论》的特点”[上海中医药杂志1988(1:40-41]“《温病明理》贬叶排吴的功过得失——兼与柴中元同志商榷”[湖南中医学院学报1988(1:25-26]“发热证治的中医特色”[湖北中医杂志1988(3:9-10+6]“漫话“痢疾”的命名”[中医函授通讯1988(6:35]“杂气学说能够发展成现代微生物学吗”[医学与哲学1989(3:27-29]“医学新观念的播种者——论吴又可和王清任”[中医研究1989(03:3-5] “宋代’伤寒补亡’与温病学的产生”[上海中医药杂志1990(6:41-43]“温病概念之历史演变”[中医研究1991(03:7-9]。

后来,我把毕业论文也分解成两篇发表,一是“论温病的气分病变”[新中医1988(12:1-3],一是“论温病气分证的多途径治疗”[湖北中医杂志1990(3:32-34]。我那时年轻气盛,用“张狂”二字描述毫不为过。自以为能写自己的能耐,全然不把两位老师的心血付出放在心上,不仅系列文章没有致谢,甚至发表毕业论文也没提到老师的指导。如今回想起来,这不仅说明自己连起码的感恩都没有,更谈不上对师道尊严的敬畏。记得开题报告前,张老师警告我:“你要时刻记住,你只是一个‘生’。”但我当时仍然置若罔闻,相当自以为是。好在两位老师并不与我一般见识,积极安排答辩并与答辩老师沟通,让我顺利过关。这跟赵洪钧老师35年后才获得学位证书,存在天壤之别。

后来,随着年事渐高,我对张腊荣老师的愧欠已有所弥补,但陈伯庄老师早于1991年过世,成为我终生的自责和遗憾。今日,面临窗外的石芽岭秋色,我向天祈祷:天堂没有病痛,没有烦恼,祝愿老师永远安祥、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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