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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文化遗传的启示

已有 4833 次阅读 2011-9-5 05:01 |个人分类:文化遗传杂想|系统分类:论文交流|关键词:学者

“百_齐放,百_争鸣”。但愿__空出来的不是枪,炮二字。   —作者

“理论”到这儿就算写完了,然而在我写前面章节的时候,在我从文化遗传学的角度观察事物的时候,常常产生一些杂想。这些杂想让我不忍放笔。我把它们写出来,做为您联想的材料。记住:一旦您有了想法,就把我的忘掉,您的一定比我的好,如果您的想法与我的相反,您的对。我清楚地知道,本书中有许多漏洞。自矛盾的情况也有。不是我故意制造的这些漏洞,而是我不愿去补它,大 改错的目的都是为了完美,可是绝对的完美是没有的。如果我把这本书写得滴水不漏,那留给读者思维的想会就少了。批判是最好的学习,本书欢迎批判,本人不。我希望大家都能心平气和地把思想说出来,而不争“绝对真理”权。真理不是争论出来的。何况“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文化遗传与中国文化

  首先,我要向读者道歉,我对中国历史的了解太少了。如果不批林批孔“,我还不知道有个孔子。我没读过多少史书,那是我将要和正在补的课。但是,让我有信心谈论中国文化的理由是充分的;我是中国人!

中国文化与文化选择

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就是生命力的最好证明。由于我不通历史,所以不能就事论事。在我眼里,中国的历史就是换了一大堆皇帝,中国还是中国。

我们的文化为什么这么稳定?是什么使我们幸免于被淘汰?“反者道之动”,“毋太过”“知常”,“知命”的中庸之道是精华还是糟粕?稳定好不好?

有人说,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是封闭性,单向性,趋同性,直观性,这些性都是反创造性。说中庸之道的本质就是扼杀人们敢于冒失竞争精神的创造 精神,它毒害了我们的民族,社会的精英被没,而那些无才无德的平庸之辈却仗着平均主义躲过了竞争,以求得弱者可能有的最好地位。可是,人们是否注意到,世界上还有一种“毒”要中庸之道来解?为什么总把落后的责任推给中庸之道,而玄耀“四大发明”时就忘记了“中庸”的功劳?弱者得到了可能有的最好地位有什么不好?社会的精英是中庸之道埋没的么?为什么谈到改革就先拿中庸之道开刀?

中庸之道不是0.5而是“黄金分割”,是0、618,是美的,是有主动性的。“毋太过”不等于“毋过”。“知常”只是提醒人们“人为是有限的”。中庸之道不是糟粕,它可以产生糟粕,昜能容纳精华。它不是结果,而是手段,用它可以达到不同的目的。

  中国现在立在叉路口上,人们在思考,面对这个世界,这个含金沙子堆成的山思考用什么方法?是挑金子呢?还是挑沙子?我们已经关着门挑了几千年的沙子了。门一打开,着邻人手里拿着光灿灿的金子,能不让人动心么?于是我们悉到了落后,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以后,“掺沙子,和稀泥”以后,人们就更对古老的“去沙留金”法失支信心,迫不急待地要拿金子。我绝不反对现代化,对改革也极力赞扬。来美国后,我一有机会就讲中国。美国人听到我随便谈 一件事是一千年,二千年前的,很是惊奇。“千年”这个时间单位他还不习惯。他们几乎没有历史(与中国比),所以我悉到他们在拚命地创造历史,快节奏的生活就是把今天变成昨天;我们则相反,我们的历史太长了,这个包状太重了。我们需要创造未来,要把今天变成明天。中庸之道告诉我们什么呢?“如果你慊挑沙子慢,你就既挑沙子,又挑金子吧!”中庸教人宽容,它柔不同为同。它并不消灭矛盾,也不去平息冲突,它告诉你“别在这儿争啦,天地广着呢!,你如果是强者,是精英,你就把这个地方让给弱者,自己去开拓”。

竞争不是绝对的,竞争是为了选择,如果大家都有被选上的机会就不用竞争,此时的竞争就是“太过”。“中庸”的意义在于反对这种竞争。因为这种竞争会破坏本系统的稳定性。的确,中庸之道有保护弱者的倾向,可一旦强者变成了弱者就也在被保护之列了。真正的强者不该抱怨弱者被保护。至于“平均主义”“大锅饭”“无能官”的存在也不该降罪于中庸之道。“中”的意思不是指平均,而是“既不太过,又无不及”。“平均主义”“大锅饭”和“无能官”都有太过或有有不及,“平均”太过就有失稳定,中庸的平均是存两极,稳中间,而太过的平均则是支两极求中间,这种表面上稳定的平均正是中庸之道反对的。而“无能官”则是有不及,也是中庸之道反对的。人们总把中庸理解为静止的平均,实际上中庸是动态的平衡。它号召人们“知足常乐”,“愚守拙,安分随时”也是动态的结果。先有不知足的苦,才有知足的乐,先是强者,过于“强”了则苦。那么知足,认弱则安,让位于更强者。足知常乐不是阻止人们去竞争,而是说有些东西不该争,如果争就是不知常妄作,凶。当然,不知常后还可知常,还可常乐。所以中庸的平稳是动态的。

积极地理解中庸之道是必要的,过于强调竞争会造成不良的后果,因为系统的进化不只是竞争一个因素决定的,更主要的决定因素是选择,竞争常常带有盲目性,竞争者并不知道选择者的选择条件。比如两个人为争涨工资的名额吵得不可开交,最后才知道有两个名额,这一竞争多伤和气?中庸之道并不十分反对竞争,它看问题的角度不是单一的,它更多地注意到了选择者的作用,也就是人为的局限性,所以中庸的理论是符合进化方向的。

中国文化与文化进化

我说过,不退化就是进化,那么,中国文化退化了么?她还能进化么?

中国文化适应了几千年人类系统和自然系统的选择(靠中庸之道)而在近代则有些适应了,有退化的危险。为什么?有人以为中国的落后是我们传统的求同思维的恶果,现在要现代化就要改革思维方式,变求同为求异,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思想的独立性和批判性,才能有科学和社会的“革命性进步”。真是这样吗?首先,我觉得有些人并不十分了解求同思维,所以把求同思维和求异对立起来了。我们的求同思维历来是“求大同,存小异”,是异中的求同而不是同中求同,所以是进步性的而不是倒退的。当异中的同求完了以后,把余下的小异也存起来,求异思维 有这么宽宏么?求同思维才是最佳的求异思维,它能博采从家之长而不是固执已见。试问,对外开放,学习外国的先进科技是求异吗?不,其实质是求同,是把在各种社会环境下都适合的文化求来。如果不对外开放才是求异,求自己的异,一种“穷”异。单纯的求异是异中求异,是很危险的。我看,最好的思维方式是同中求异,异中求同,而这种阴阳开合的思维运动只有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上才能实现。

在看来,中国近代的落后是求同不够的结果。几千年来,我们自高自大,认为中国就是世界“就是”天下“以至”天下第一“的安迹满山遍野,如果青草不死,也会被刻上“天下第一草”的字迹。我们在这个封闭的文化系统内产生各种文化变异,又竞争,选择进化,形成一个克隆,一个部落。我们的哲学没错。思维方法也是好的,唯一的不足就是把世界看得太小了。所以有些“同”我们没求到,使我们自己变得相对“异”了起来。

中国是有希望的,希望在于求同,求大同,在于把“四海之内”的世界,改成“大气之内”的世界。这种求同的倾向不仅在中国不能丢,而且还会向世界扩散。中国文化不会被淘汰,也淘汰不掉。我们要做的和正在做的就是坚持对外开放的政策,通过文化杂交,获得思因优势。

谈到文化进化,我想起一件事,我认为它没能引起应有的重视,那就是“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问题。计划生育是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策,实际上是在为五十年代初没听马寅初先生的意见付学费。然而,有些问题如果处理不好,以后还要付更高代价的“学费”。“独生子女”。可是古今中外的“独生子女”呵!这不仅是一代人没兄弟姐妹。另一代人无姑、叔、姨、舅的问题。这个问题发生在中国与发生在他国会不一样,发生在今天和发生在其它时间也不一样。这些“不一样”会怎么影响我们的文化,近而影响世界文化?只听人们说,独生子女有着可爱的,聪明的“没治”的娇气。就这么简单么?我们是否该做些什么,免得孩子们长大了又付学费?

中国文化是人们研究文化进化的“活化石“。有时我不觉得好笑,中国的历史竟然能让几乎一切新事物变“旧”。无论世界上有了什么新发明或新发现,都会有些训练有素的人,从古书中找出对扬,证明那个东西我们几千年前就有了!例如,说我国古代有人口理论,或计划生育思想,唐朝就有律师,至于嫦娥则在月亮上住,林黛玉死于肺结核……的确,许多类似的“发现“都是事实,可有什么意义呢?如果有人谈到人类进化时,说起我们的袓先有尾巴,你有什么悉觉?光荣吗?似乎应该。我说不出这种悉觉。

  我议论这些,是悉到有人在践踏我们的文化,表面上是在歌颂文化,实际上在麻醉自己和人民。我们有这么悠久的文化,应该珍惜她,用她去发现更多的规律。我们没有理由小看古代文化,不该认为古代的科技不发达,不会有值得深究的东西。我觉得,生活和社会越简朴,在现象背后的规律被埋藏书的就越浅,也就更容易被发现。比如,我们的阴阳学说,显然是得启示后昼夜,四季的更迭,转换,可是这些简单现象后面的规律则会放出真理之光。

关于语言与思维的议论

语言和思维之间的关系不是线性的。是用语言思维的?还是只用语言表达一个思维的结果?都不是。语言和思维也是一系统,是一个系统的两方面。和其它系统一样,我们说不出那个成员是主要的,阴阳理论也是系统论,阴、阳缺一不可,而合起来就是个完整的处理信息的整体。

语言的思维的问题,也就是思因复制的问题,与教育的关系密切。所谓教育(或传播)就是帮助受传者复制思因,为他提供复制的模板,而教学方法的好坏则会影响思因复制的质量。例如,我们在学(教)外语时就是在复制外国的文化思因。即然是学语言,就该遵循语言本身的规律。学外语的方法应该就是学汉语的方法。想想看,我们是怎么学会汉语的?我们刚出生时汉语也是“外“语。我们怎么不知不觉就学会了呢?首先,我们接受了大量的语言讯号,光我们能把特定的声音讯号与一个事物联系起来时,我们就听懂了。知道“妈妈”这个声音讯号就代表我们最亲近,和依赖的人。随后我们通过模仿学会了说,进了小学才认识了代表声音的符号—文字,学了文法以后才能写。听、说、读、写的次序很严,而且每进一步都是量变到质变的结果。中国学生学外语多从读开始,从语法开始,而不重视听和说。表面上看是捷径,实际上是险路。且不说这样学成的只是个“聋哑”人,难以与外国人交流。就说学习上碰到的困难也较正常次序的大得多。因为文字是对语言抽象的结果,所以在接受大量语言刺激和能说以前直接学文字和语法就缺少抽象的基础,这就给记单词增加了难度。象英文这种符号音节文字在口头语言的基础上是很好学的,可如果忽略了口语基础就难多了。试想一个,如果你没学过中文听不懂,也说不出,你学中文还会象现在这样轻松吗?由于不听,不说带来的记单字,语法这两大难题就是大多数学外语者半途而废的原因。人们过于轻视耳朵了,只承认看到的能记住,不认为听到的也能记住。认为听不懂,就不去听了,实际上是听了才懂的而不是懂了才听的;认为说不好就不说了,可是没有错那有对?如果我们儿时就认定中国话听不懂而不去听,说不好而不去说,那么我们在中国话也不会说。对任何思因的复制,在方法上都该遵守其本身的规律。当然,中国学生学外语之难不仅是学习方法上的原因,还有外来的,教学方法的影响和社会因素。在教学方法上,老师的老师就是先教的单词,语法,所以老师不会从听说着手,起码是听说读并进地教。在中学教英语的老师,用中文讲英语课的占绝大多数。学方法是很不科学的。另一方面,学生要想按正常规律(听、说、读、写)学的话,除受老师能力限制外,还受社会因素的影响。因为从听、说着手的学是个潜移默化的过程,在开始时效果不明显。(一般要坚持听3-5个月才能听懂较多 清楚的、慢的英语。比婴儿能听懂成人讲话所需的时间短些,因为学者已有很强的理解能力了。而社会上的各种外语考试几乎都是以语法为主的,学生不死记语法就过不了关,上不了大学,升不了工程师,出不了国,这样,本业是为了交流学的外语,目的已变居为了考试了。可通过考试又怎样呢?如果毅力不够支撑这咱“聋哑”法的话,就是迅速忘记,忘记的速度之快有时会让人失去信心,于是20岁就直喊“老了”可是,如果你更多的注意听和说的话,半年过就会悉到学英语很轻松,单词也不难记,语法也不难懂了。要学好外语,首先要想到自己是个“孩子”在学话,犯了任何错误都不丢脸(孩子总是没脸好丢的,我也搞不清什么时候有“脸”的)。其次,不计较眼前的得失,别为了考试而学。
说到教育,考试我就不知那么来的的“努气”。大学毕业几年了,可受的气还没消。什么气?当然不是抱怨国家,人民给的学习机会,抱怨的是教育体制和教学方法。在校五年简直没有学习的自由,完全是被考试推着走。学所创造的,不是学生“学”的良好环境而是教师“教”的权威环境。学生难以发展自己的个性,如果扩大知识面,就面临着分数的威胁。分数若只是个分数到也罢了,可它又代表奖学金,“三好生”可至分配。于是学生不得不束缚自己,寸步不离教课书。也不是说教课书不值得重视,重视的程度要由学生自己决定。大学里要学的不是那些我称之为“忘却的材料”的知识,而是方法,没有老师不强调方法,也没有学校不声称方法的主要,可人们做了多少?至少我没享受到学习自由的环境,只饱尝了分数的惩罚。现在举国上下都在讨论教育体制改革,我认为,改革的重点就是变学样以“教”为中心为以“学”为中心。一切从学生的角度出发,最大限度地扩大学生“学”的自主权。不该以任何借口压迫学生学的自主性,只要他学就是好的。当我看社会学等“闲”书的时候就有人问:“看那些有啥用?”我说“不看怎么知道”?我们的教育者们(我也是老师)总是“无微不至”地关心学生。在这句话下面划条红线,它很重要,这句课堂用语在学生头脑中的解释首先是“这是要考的”。在大学里,有不少学生是“教学大纲专家,他们能从大纲中的“了解”,“熟悉”,“掌握”及“一般了解”,“重点了解”等修饰语中噢出考题的味儿来。这种特异动能真令我羡慕万分。面对一次次失败的考试,我只能用阿Q精神来免励自己了。“人生在世,大概总有考不好的时候吧”。

从思因复制的角度讲,教育改革就应该更加重视受传者和受传性文化,出国前,我曾与我中学的语文老师(欧阳黛娜老师,她至力改革中学教育,采用以语文为中心促进其它学科的方法。学生的理解力强,悉欲旺盛。我十分欣赏这种方法)谈论过教育改革的问题。她告诉我现在中学教育中的一个难题就是,如何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她说,中文好象是一种易读不易写的文字,学生把把思维表达出来很困难,把已提高的语言思维能力转移到抽象的数、理、化方面去也有困难。这到底是我们语言本身的弱点呢?还是我们教学方法的欠缺?我想中学毕业中的一般写作能力不够强,原因是多方面的,从语言本身的角度讲,我不认为中文有妨碍思维表达的作用,与世界的其它文字一样,中文可以很流畅,完整地表达思想。我想,妨碍学生写作能力提高的主要因素是学生所受的心理压力。至古以来,中国人对文章的重视程度就是不可比的,文章的好坏决定一个人的名誉、地位、前程。所以文章 总是与社会相关,而不完全是为了自我表达。现在的中小学教学也有这种味道。我还清楚地记得“作文”两字给我带来的“威严”的悉觉。学作文时总有“范文”的影响很大,常常束缚了学生的表达力,因为他要时刻提醒自己与范文对照,按他人的要求写。上作文课时,也总是由老师统一命题,所以作文题就象定时炸弹一样威胁着学生。统一命题可能对教师批改作业有好处,可对学生写作能力的提高就帮助不大。天长日久,学生很少有“为自己”写的机会,都是为老师写,为考试写。统一的文题常常与自己的心境不谐调,加上文章结果可能带来的压力,使学生没有写作的欲望,主动性,当然写不好了。那种强迫学生在同一个时间,写同样内容,形式的文章的教学方法是很古老的,文章要合是题意,不得有半点偏差,一偏题再好的文章也没用,而且文章的“中心思想”,“段落大意”也时刻“指导”着学生表达。要写出老师满意的文章真是太难了,自信心的伤害来得太容易了,如果作文课,只意味着在这段时间里学生写就好了,学生自选题目,形式老师可以多出几个题让学生挑选。如果学生觉得此时些地不愿写可以以后补上,这样可以免去一次自信心的丢失。总之,从小学,中学到大学,学生都是被动的。上课被提问,下课被作业“管制”,最后还要被考或“烤”。这样教出的学生。一但当了“婆婆”,小媳妇们又受同样的罪。

我受教育十几年,很少碰到好的老师。我很尊敬教师,但这似乎还不够,有些教师给人的悉觉常常是希望你“怕”他,至于怕什么,恐怕谁也说不清。全国有多少令学生怕的老师?现在我也是“老师”了也教了几天书了,于是体会到了“怕”的意思,实际上,老师最怕的是学生,怕学生提问,怕被学生难住,甚至怕学生考不好丢自己的脸。于是,在学生提问以前,在他们构成威胁以前,我最好先让他们怕,以免我怕。后来我想起,我认为好的老师不是我所怕的,他们能很民主地和学生讨论,并且敢于承认自己的错误和知识有限。那些令人怕的老师当然知识很丰富了。因为什么问题在他眼里都是“这还要问么?”他到底知道多少,天知地知,他不知,我也不知。

文化遗传与未来

我们生活在小小的地球上,可对无“边”的宇宙确有着极大的好奇心,最想知道的就是“宇宙中有与人类似的生物吗?如果有是什么样的?”在美国电影电视经常以外星人为题材。而所描写的外星人除了力气大就是跑得快,当然,总是有高技术。
从信息守恒的角度讲,地球以外也应该存在有类似人和生物的,高度有序化的信息系统。但那儿以什么形式(能量形式)的信息为系统语言,系统成员由什么组成的很难说了。比如若那个星球上没有大气层,那儿的“生物”(就是可以复制自体信息的个体)就不会有眼睛,耳朵等悉受可见光和声波的悉受。如果有“眼睛”也是为悉受“他”们生存环境下的常见电磁波的,也许是红外线,紫外线,或X线。“生命物质”的存在也不一定非以DNA或氨基酸为基础。所以,如果真有外星人来的话,我们可能看不见,悉到。而“他”们所“看”到的世界,所悉的地球,也不是万紫千红,鸟语花香的,可能是一个X线图谱,一个令“他”不舒服的地方。

在媒介文化方面,我觉得人类也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我们该努力地去开发新媒介,至少可以想办法用无线电等人所不能悉知的媒介传递味、嗅觉吧?

在行为遗传学方面,我认为,“行为是受基因控制的生物学过程”的看法是不恰当的。从这个观点出发进行的行为遗传学研究效果并不显著,原因在于行为,尤其是人的行为的问题,已不属于生物学的范围了,不是生物系统内的信息效应了。如果以思因为基础进行行为遗传学研究可能会好些,尽管我们还不清楚思因是什么,但我们也同样不知道与行为有关的基因是什么。思因和基因层次不同,性质不一样,这才是主要的。

书写完了,终于在我一生中增加了一件值得忘记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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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闫国进 张玉秀 孙国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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