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思维方式的比较

严格说来，哲学传统和科学传统的形成与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有很直接的关系，不同的思维方式和方法，决定其哲学和科学的不同发展方向。正是因为如此，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不仅会影响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且也会影响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各个方面的发展。西方的科学革命在文艺复兴中爆发，一路欣欣向荣走来，而东方的科学技术却在古代高度发展的巅峰上跌落，一路撞撞跌跌，难以复兴。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巨大差异是东西方科学形成两种完全相反走向的重要原因。

一、西方的批判中进步与东方的继承中发展

科学精神的本质是怀疑一切，科学进步的动力是批判一切。科学创新是怀疑批判过程的副产品，但科学真理是相对的，它是特定时代的产物，特定阶段认识水平的反映，科学理论永远不会停留在一个水平上。泰勒斯理论自然观的形成，是对神话自然观批判的产物。德谟克利特的“古代原子论”是在同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长期争论中形成的。哥白尼对地球中心说的批判诞生了太阳中心说。伽利略等人对亚里士多德的批判为牛顿力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爱因斯坦对牛顿力学绝对时空观的批判建立了相对论。普朗克对经典力学能量连续性的批判又导致了量子力学的诞生。F.培根说得好：科学面前没有权威，只有真理，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实践。怀疑一切和批判一切是西方人的一个重要思维方式。科学是在怀疑中前进、在批判中发展的。没有怀疑就不可能发现问题，批判是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没有问题，没有对问题的解决，就没有进取的动力。科学批判精神不是占有真理，而是不断地追求真理，而这是最难能可贵的。

中国的传统思维方式与西方截然不同。东方人对先哲，对传统、对权威、对历史多有留恋、膜拜、趋附和怀旧。中庸和保守代替了怀疑和批判。中国人乐意“在继承中发展”，而不是“在批判中进步”。这与东方的知识分子只要精通四书五经投靠王权便可跻身官场，终身荣华富贵不无关系。为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明哲保身”、“笺注经书”的学术传统，也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

“笺注经书”即是对前人思想和学术专著的注释。孔子就主张“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不要突破前人的规范。当然，一定意义上，这对承传先哲们的思想有积极意义，但这种思维一旦形成定势，对科学的进步，学术的繁荣是十分有害的。纵观东方学史，历代学人皓首穷经注解前人的思想、诠释历代经典，多拘执于旧义陈言，揣摩先哲们的“微言大义”和经典中的“精蕴奥秘”，少有创新，甚至提出“以圣人之是非为是非”；要求在注释经典时“注不破经”、“疏不破注”的经学思维，致使经学取代了学术上的百家争鸣，笺注主义取代了理论上的创新，制约了学术思想的自由发展，遏制了思维的个性化，造成了民族进取机能的衰竭。这种思维方式是东方科学技术从高峰跌落的重要原因。

此外，中国科学技术的衰落也与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为了自身统治的稳定，总是把新思想、新理论、新学说视为异端邪说，置之死地而后快有关系。历史上，一些志士仁人，为了稳妥地宣传新理论、新学说，也就只能通过表面上的笺注经书，而实际上提出新内涵来进行阐述。这是中国的一大特色，挂羊头卖狗肉是中国反对保守鼎故革新的一个行之有效的好办法。

二、西方锻造思维工具，东方倡导用心悟道

崇尚数学思维是西方思维锻造的第一个特点。

数和物理的结合，用数学描述自然是西方学者创造的揭示世界本质的有力工具。古希腊的哲学家和数学家毕达哥拉斯力图用逻辑的方法，通过抽象的数来描述世界的本质。他认为：“自然是一本用数写就的书”。“任何事物除质的规定之外，都存在量的规定。惟有‘数’才能揭示出事物隐藏在感觉表观之下真正本质。”古希腊柏拉图学园门口就标示警句：“不懂数学者免进”。正是西方人对“数”的崇拜，锻造了西方人的数学思维方式。而这正是科学发展的必要条件。欧几里得几何学，就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在思维的条理性、语言的严格性、体系的严密性、推理的逻辑性上都无可挑剔的数学公理化演绎系统。在科学技术的应用上，欧几里得几何学至今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近代科学中是数和物的结合，让牛顿第一次揭示了力（F=ma）的本质；爱因斯坦用E=mc²，揭示了自然界的质能关系；海森伯的测不准关系 ，则重开记录，揭示了微观质点（客体）与宏观质点（客体）的本质差异。当代计算技术的高速发展，为数学方法更加广泛应用提供了基础。数学思维方法已经渗透到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过去人们认为数学只能描述确定性的事物，回答决定论世界必须过程，但是，现代科学进步表明，数学同样可以揭示偶然性（或然性）事物背后的规律和本质。随着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耗散结构、协同论、突变论，尤其是混沌理论等系统科学理论与方法的综合发展，数学又锻造了现代系统思维。这就在线性思维方式和还原论思维方式之外，给中国传统的整体化思维方式提供了数学工具基础。

崇尚逻辑思维是西方思维锻造的第二个特点。

除了数学思维工具的锻造之外，西方学者同样崇尚逻辑工具的运用与发展。最早的逻辑是形式逻辑，它的欧洲奠基人是亚里士多德，在《工具论》和《形而上学》中，亚里士多德对形式逻辑的各个方面作了系统的论述。形式逻辑撇开具体的思想内容，研究概念、判断和推理及其正确关系的规律和规则，反映事物最简单、最普遍、最常见的联系，表达最初步但很重要的思维规律——同一律、矛盾律和排中律。在中国，形式逻辑的产生约与古希腊同时，惠施、公孙龙、荀况和后期墨家都对形式逻辑作过研究，《墨经》中记载较为完整。令人遗憾的是，自汉代的董仲舒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那种有限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学术环境和氛围被破坏殆尽，墨家对思维科学的研究从此被封建统治者封存，中国的科学技术及对思维规律的科学研究失去了应有的社会土壤。

数理逻辑首创于莱布尼茨，他用规定的符号推理运算，处理和研究演绎法问题。1847年美国布尔发明运用代数方法研究逻辑问题，建立了“逻辑代数”，进一步推动了数理逻辑的研究。数理逻辑在科学上有十分重要的应用，它是开关电路、自动化系统和计算机设计的基础。辩证逻辑研究辩证思维的形式、方法和规律，研究思维的辩证法。辩证逻辑的创始人仍然是古希腊的那个亚里士多德，不过是萌芽状态。第一个系统研究辩证逻辑的是黑格尔，黑格尔的辩证逻辑有许多唯心主义成分。科学的辩证逻辑是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产生而产生的。科学的辩证逻辑指导人们科学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逻辑，看上去好像只是叫人如何学会推理，但它孕育了科学的理性精神，锻造了思维工具，对近代科学的进步意义深远。

中国古代并没有科学一词，“科学”（science）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中国学者从日本“引进”的。在这之前，中国的“科学”叫“格致”，即“格物致知”。意思是接触事物而后了解事物的本质，形成知识。东方人的思维方式和科学传统的“格物致知”的思维方法和传统有密切的关系。

1、研究事而不研究物

中国“格物致知”中的“物”并不是指物质的物或万物的物，而是作“事”解。王阳明说“物者，事也。凡意之所发，必有其事。意所在之事谓之物”。

2、穷天理而不穷物理

中国有“格物穷理”之说。“格物穷理”也不是物理的“理”，而是“天理”，是所谓的绝对真理和绝对智慧，是对封建纲常穷根究底。“格物穷理”实际变成了混迹官场仕途修身养道之法，而不是探究万物的奥秘和物质的本质，不是近代物理学的概念。

3、倡导用心悟道，心外无物

中国人的“格致”对象和“格致”范式（科学范式）所带来的思维方式与西方是截然不同的。具体体现在如何“格致”和采用什么方法“格致”上。中国学者倡导的是“用心悟道”和“心包万理”，而不是锻造思维的工具和手段。推理演绎方法，在中国古代缺少思维锻造的土壤。程颐认为：“格物致知”的方法是“名为格物，实为格心”；提出“心外无物”，“学者也，使人求于内也。非求于内而求于外，非圣人之学也。”（《二程遗书》卷二十五，卷二）这种主观内求的思维把认识活动导入了道德修养；这种内省的智慧使中国学者很难发现书本以外的自然知识。朱熹说得更明白：“格物是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朱文公文集》卷三十九）这就把“格物”限制在政治和为人上。君施仁政，臣听话成了中国人特定含义的“格物”。受中国“格致”（科学）思维方式影响的中国人，显然很难在现代科学的发展中有所作为、有所成就。

三、西方微观实证与东方宏观整体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并不是都比西方人落后，而是与科学发展的时代不配套，或者是太超前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中国人的宏观整体性思维方式很可能在21世纪的科学发展中有大的作为。

西方人自古就关注自然，试图以自然本身来解释自然现象，解读世界的千变万化，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西方哲学的理性主义。在这种哲学思想的指导下，他们注重思维方式的锻造，数学思维和逻辑思维是西方人的重要思维工具。从德谟克利特第一个提出原子论开始，西方人几千年来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对物质世界最基本的构成成分的探求，他们的探求方式从一开始就遵从从局部到整体的思维方式。从西方人对分子、原子的发现，对电子、原子核、质子、中子的发现，及当代基本粒子及夸克的发现，哪怕是人体结构的解剖分析，西方人关注的始终是寻求构成自然的基始，并且一层一层地将物质的构成成分及其性质一目了然地展现在世人面前。西方人这种从局部到整体的探求方式，是有其优越性的，不掌握局部，很难说能掌握整体。西方科学在近现代突飞猛进就是最好的证明。

西方人对物质世界的认识进路是：本原→物质→物体→分子→原子→电子、原子核→质子、中质→夸克→基本粒子 场→本原。这是微观实证思维方式的产物。显然，它是从物质结构上穷追物质世界的本原，并由此去认识自然的。

中国人的思维从老祖宗那里一开始就被引导到从整体到局部，是无名的“道”决定了“一”，“一”的分化才有了“二”、“二”生“三”，“三”才产生了万物。这种一、二、三，既是从大的整体到局部，也是从大的整体到小的整体，还有整体内部的矛盾运动和变化。中国的道家学说引导人们从事物的矛盾运动上去把握事物的性质。这是整体性思维的突出表现。阴阳是事物矛盾运动对立的双方，是它的相互作用决定了事物的千变万化，“气”则是千变万化的事物获得勃勃生机的物质要素。中国人对自然的这种解释，看来不需要更多的实验，只要人对世界的观察加上大脑的思辨就可以了。“道”、“气”、“阴阳”的不可捉摸，将中国人引进了一个神秘的世界。

汉朝的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学术氛围彻底破坏了。中国的知识分子从此连对自然“玄想”的份儿都没有，有的只能是诵读四书五经，通过科举混迹官场，做统治者的忠实奴仆和打手。中国的科学技术少部分成了封建统治者点缀的花瓶，多数只能流落民间、做工匠式的承传，其发展的艰辛可想而知，做系统理论研究就更是不可能的了。

即便如此，中国的中医由于民族生存发展的需要，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仍然生长得根深叶茂。它应用宏观整体的思维方式，对人体疾病的分析方法至今仍有独到之处。但中医对人体结构的了解，从现代医学的角度看，显然是不够的。如果说微观实证及还原论的思维方法，在今天的西方人看来需要向宏观整体系统思维方式回归，那么用惯了宏观整体系统思维方式的中国人，是否也应在微观实证及还原论思维方式上补补课，充分了解一下西方的物质结构学说，人体结构学说，将微观实证及宏观整体的思维结合起来，争取在对世界的认知上有一个新突破？我们认为是可能的，也是完全必要的。

与西方人相比，东方人对物质世界的认识进路是：道→气→阴、阳→五行→物→ →天人合一→道。这是宏观整体思维方式的产物。显然，它是从物质的运动和系统的相互联系上穷追物质世界的本原（道），并由此去认识自然的。

中国的科学传统在近现代落伍，并不意味着中国将永远步西方的后尘；西方的科学传统在近代科学诞生中大放异彩，亦不能表明，在未来仍能独领风骚。我们既不能厚此薄彼，也不能妄自尊大，应该理性地审视自我，学习西方之长，克服东方之短；摒弃西方之短，弘扬东方之长，在东西方文化的合流中占领新的科学桥头堡。这就是我们大力研究“中医基础理论现代科学基础”的全部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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