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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中国大陆中国教育主题研究的国际影响力: 基于合著网络的分析

已有 2266 次阅读 2021-6-5 18:09 |个人分类:中国教育影响力研究|系统分类:论文交流|文章来源:转载



中国大陆中国教育主题研究的国际影响力:

基于合著网络的分析


徐阳   丁钢




本文原载于《现代大学教育》

  2020年第5期 





摘要:基于科学网(Web of Science)数据库2000年~2018年关于中国教育主题的发文数据,运用文献计量方法,计算中国大陆中国教育主题的发文总量、基于不同作者数量的发文量和不同合作类型的发文量及其被引,并与其他发文优势区域比较,发现影响中国大陆发文数量与质量的关键性因素是国际合作。进一步通过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以发文合作二值矩阵绘制学者合著子网络,分析中国大陆合著网络的结构特征,发现中国大陆教育学者在发文量、中心性等指标上反映的国际影响力尚落后于其他学科学者和港澳台教育学者,少量有影响力的以中国大陆教育学者为核心的合作密集的子网络已经出现,但真正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大陆教育学者群体和以其为核心的大型国际合著网络的形成则还需要更长时间。


关键词:中国教育主题研究;国际合作;合著网络;国际影响力;中国大陆教育学者;文献计量法;社会网络分析



引言


1982年—2002年,中国大陆学者在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ocialSciences Citation Index,SSCI)中独著或合著的中国教育研究主题论文年均仅4.5篇。从2003年开始,大陆学者的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发文持续增长,2018年达到史上最高217篇,仅这一年就超过了1982到2010年的发文总和。在这发文数量急剧增长的背后,是一个超过千人的大陆教育主题国际发文群体的形成——他们研究中国教育问题,与本国或国际学者合作,以非母语的英语写作,在大量西方学者守门的国际核心期刊发表论文[1],这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或是在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中处于边缘的民族国家而言,更标志着通过研究本国话题进入全球教育知识体系之中。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全球知识总量持续快速增长,科学家之间合作趋势日益显著[2],学术合作是当今科学发展和知识增长与传播的重要原因之一[3],国际合作更是推动当今世界科技创新与发展的重要动力。原汤森路透科研评价主任亚当斯(Jonathan Adams)在《自然》杂志中指出,科学研究已进入继个人、机构和国家之后的第四代,国际合作的时代。[4]557古德芬奇(Shaun Goldfinch)等学者强调,边缘国家的科学家应通过与核心国家的作者共同发文,从而努力将自己的研究与国际学界相连。[5]2000年,中国高质量科技论文就已经有一半左右来自国际合作,显著高于全球平均水平[6]。截至2019年,中国已连续九年在全球科技论文产出排名第二[7],在多个学科的全球影响力已经显现。[8]489


那么,近20年来,中国大陆在中国教育主题研究的国际发文增长是如何实现的?国际合作是否是发文增长的关键性因素? 哪些学者在20年间脱颖而出? 他们在国际合著网络中扮演什么角色?中国大陆中国教育主题研究是否已经产生国际影响力?目前,尚未有文献回答这些重要问题。


 已有的研究:

理论来源与分析基础


学术合作是当今学科发展与知识增长的主要因素,特别是国际合作,基于合作发文形成的合著网络反映学术共同体的内部结构和发展特征,由此成为判断该学科领域国际影响力的重要维度。


(一)科学产出的指数增长在于合作

文献计量领域关于知识增长与原因的分析为解释近20年间中国大陆中国教育主题国际发文的激增现象,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计量学家普赖斯(Derek J. de S. Price)提出当今科学发展的重要规律——指数增长和逻辑曲线[9]1-50,这对科学产出快速增长带来的知识爆炸与知识迭代时间不断缩短具有极强的解释力。但是,普赖斯并未回答科学增长何以呈逻辑曲线,他的学生克兰(Diana Crane)给出了答案——科学产出得以指数增长的原因在于合作者群体与无形学院,校内、校外和国际合作是科学实践的核心特征,正是高产学者在知识交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并推动知识的扩散[10]前言。克兰还进一步指出,在增长的第一阶段,科学家发现未来工作模式,在第二阶段少数多产的科学家确立科学研究的优先权,招收和培养学生成为他们的合作者,他们的出现带来这个领域的指数增长。[10]16


(二)国际合作是全球化的核心特征

19世纪开始出现的国际合作已成为全球化时代科学发展的重要动力和核心特征,不但像中国这样的新兴国家在知识经济上大量投入实现国际发文的激增,发达国家的国际合作甚至比发展中国家更为显著,亚当斯[4]557和加慈尼(Ali Gazni)[11]等分别对科学网(Web of Science)千万计论文的分析显示了相似的结果——居于核心地位的西方国家彼此间广泛合作,高影响力机构比其他机构有着更多合作;从1981年到2012年,美国和西欧在30年间本土学者的发文数量停滞,其发文增长均来自国际合作,英国、德国和法国的本土学者发文只增长了50%,而国际合作则增长了10倍[4]558。自然科学“大科学”学科则更加需要国际合作。[12]在全球自然科学发文大幅增长的同时,社会科学在近30年间的作者数量、合作、国际合作也出现显著增长,合作的大幅度增长更是体现在运用统计方法、实验研究和大型数据和团队合作等的学科领域[13]。


国际合作更是推动中国学术产出持续增长的主要动力。中国的社会科学较自然科学发展速度相对缓慢,从初始的无合作发展到国内合作,到现在以国际合作为主。[14]中国大陆日益加强的国际合作,主要归功于海归学者和海外华人学者,前者因其在海外留学积累的科研资本和与导师等人建立的合作网络而推动国际发文,使其在国际共同体中占有一席之地,这在北美留学学者中尤其明显;后者则在国际学术共同体中产出和可见度迅速增长,并在评审系统中产生重要影响。[15]2


很难有单个因素能够解释国际合作。已有文献中,中心—边缘理论学者强调边缘国家趋向于与核心国家合作获得后发优势[16],有些国际合作也是基于地缘政治格局与原有的殖民历史网络[17],二战后各国增大的科技投入与互联网技术增强的学术沟通便利性也是导致跨国合作日益增长的重要原因,而科学发展则从专业化本身要求并加强了国际合作[18],学者个体则通过国际合作提升其学术产量与声望,获取资源,指导学生等。但是,瓦格纳(Caroline S Wagner)与林德斯多夫(Loet Leydesdorff)认为这些因素在解释国际合作上并不令人信服,例如用中心—边缘理论就无法解释发达国家更高的国际合作比例。林德斯多夫等人认为国际合作是一种自我组织网络,是学者基于个人利益寻求资源和声望而形成的合作网络。[19]这也呼应了梅林(GöranMeilin)的以下观点:唯有研究者自身能发起合作,在高度自组织的合作中有一种很强的实用主义——只有有收获时,才会有特定的合作,否则就不会产生合作。[20]在所有的合作中,师生合作最为常见。[10]38边缘或发展中国家学生更是通过学术流动在核心国家留学,提升专业化水平并获得学术职业能力和国际学术资源,累积其学术社会资本并在回国后开展国际合作,且与导师保持着长期合作。[21]


(三)合著形成学术共同体网络

伴随合作在科学发展中的重要性受到学者日益关注,对其分析的方法和工具也在不断发展。[22]社会网络分析方法通过可视化,分析不同群体中成员的沟通与合作机制,识别其中子网络的数量与类型、组织及其演变,从而分析整个网络的结构。学者基于不同因素进行广泛的学术合作,特别是通过合著形成可测量、可观察的学术共同体网络,每个行动者(学者)成为重要的节点,合著将行动者(学者)联系起来,从而形成了一个可供社会网络分析的学术网络[23],这也为本文分析中国大陆发表中国教育主题的作者群体提供重要的研究方法。纽曼(Mark E. J Newman)是较早将社会网络分析引入合著分析的重要学者,其对三个学科领域进行数据采样,研究不同主题以及时间推移对合著模式的影响,通过论文数量分布规律、合著人数分布规律、网络节点的平均距离等研究合著网络。[24]近20年来,多个学科的学者运用社会网络分析进行合作网络分析,将幂率分布、网络密度、小世界特性、子网络、度中心性、中介中心性等作为分析合作网络的重要维度。


数据来源


文中数据来自科学网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中2000年~2018年关于中国教育主题且大陆学者为作者的研究性论文和综述论文,检索时间为2018年9月。笔者对数据进行进一步处理:因数据中《中国教育与社会》(Chinese Education and Society)的文章均为已在中国大陆发表的中文文章和中国相关教育政策法规的英文翻译,并未体现中国大陆学者英文发文的实际情况,故将该刊数据予以剔除;《欧亚数学科技教育》(EURASIA Journal of Mathematics,Science and Technology Education)和《教育科学理论与实践》(Educational Sciences:Theoryand Practice)两种期刊数据亦被剔除,前者因为存在发表异常且不被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收录,后者发表的文章均与学科教育相关,其主题均为非教育学学科,而是地理学、生物学、经济学等。在数据处理过程中,笔者发现2016年、2017年、2018年数据增幅较大,2018年数据不完整,难以准确探析发展态势,因此在2019年1月补采2018年全年数据,同时整理全球数据、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的数据,以备进一步与中国大陆数据比较。


将检索的中国大陆数据导入Excel,提取发表论文2次以上的作者,将其整理为关联列表格式矩阵导入Unicet以建立合作2次以上的作者合作网络。网络中一个节点代表一个作者,节点之间的连线代表作者之间的合作关系。如作者A与作者B合作一次,相当于B与A也合作一次。合作网络为无项网络,作者A到作者B的边的权值是两者间的合作次数,关系矩阵为非二值矩阵,作者合作网络是无向带有权值的,以此计算合作网络中的作者的度中心性和中介中心性。度中心性即一个作者的合作者数量,在一个社会网络中如果一个行动者与很多其他行动者之间存在直接联系那么该行动者就居于中心地位,在该网络中拥有较大的“权力”。中介中心性测量的是一个节点能在多大程度上控制他人之间的交往,如果一个节点处于许多其他点的最短路径上,它就具有较高的中介中心度,该作者居于重要位置,可以通过控制信息的传递而影响子群,意味着控制着更多的作者间的信息流[25]。再用合作矩阵生成二值矩阵表,即合作为1,无合作为0,自己与自己合作为0,生成19个凝聚子群,用Pajak软件绘制合著网络小团体图。为进一步掌握作者国际影响力,笔者于2019年2月7日至9日查询合作网络中作者的谷歌学术引用数据,没有谷歌学术引用数据的,采用微软学术引用数据。少量学者未标明引用次数,或是因为较低,或是谷歌与微软学术中均没有明确计数。


数据结果与分析


基于数据结果,笔者运用文献计量方法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分析中国大陆在中国教育主题的发文数量与质量的发展趋势和关键影响因素,从而判断中国大陆学者是否在中国教育的全球学术共同体占据重要位置并产生国际影响力。


(一)国际合作推动中国大陆中国教育主题发文数量与质量的变化


通过比较中国大陆、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美国这四个中国教育主题主要发文地,以及合著人数和合著类型,分析20年来中国大陆中国教育主题发文数量变化及其原因。


第一,合著带来发文数量的急剧增长。


2000年~2018年,社会科学引文索引中中国教育主题发文合计5357篇次,中国是发文主体,占总量的72. 476%。进一步以发文机构所在区域进行检索,即以作者所在机构的国别及区域进行检索,发现中国大陆学者参与发表的论文为1054篇次,低于中国香港学者参与的论文1459篇次和中国台湾学者参与的论文1450篇次。从篇均被引来看,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学者参与的论文篇均被引均在10次以上,明显高于中国大陆的7. 331次。从合著率来看,最高的是中国大陆(85. 674%),其次是中国台湾(76. 345%),中国香港最低(64. 907%)。从独著和合著的走势来看(见图1),近20年间中国大陆、中国台湾的独著数量增幅较小,中国香港从2007年起独著增长相对较快。


进一步从三个地区合著变化趋势来看,大陆和台湾的数据有显著变化。台湾从2006年到2011年保持快速高增长,2011年开始增速放缓,2016年回落到2011年发文量,之后持续下降,2018年已跌至近20年最低;大陆从2006年开始一直呈现增长趋势,到2016年甚至出现指数增长特征,近两年的增长率保持在25%左右。从图1可见,2016年是个有趣的拐点,台湾发文陡然下降,大陆发文则急剧攀升。香港则一直保持着相对稳定的线性增长,单从增幅来看,大陆则明显高于香港。


中国是中国教育主题研究的主要贡献者,排在第二位的国家是美国。发文机构在美国的文章共1057篇次,基本和中国大陆持平。美国作者参与的论文篇均被引为11. 681次,明显高于中国大陆。从独著和合著情况来看,美国独著作者基本没有增长,合著则一直保持平稳的线性增长,增长幅度小于中国香港,可见也是合著带动美国在中国教育主题研究上的发文增长。


从发文量来看,中国和美国在关于中国教育主题的国际发文上占有绝对优势。中国大陆、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以及美国的合著走势基本与其整个发文走势相叠,合著数量均较大地影响发文总量,合著是导致这些区域发文增长的主要动力。在这些区域中,中国大陆的合著增长更为显著且呈急剧的上升态势。普赖斯提出科学发展经历以下四个阶段:增长最初阶段、指数增长阶段、增长保持常数但增长率下降、增长量的绝对值和增长率都下降。[9]21从当前合著增长趋势来看,中国大陆教育主题发文数量近两年开始呈现第二阶段特征,即指数增长,这与原有发文基数不大有关。从被引表现的影响力来看,中国大陆学者的平均被引在四地中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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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中国教育主题主要发文地的独著与合著走势



第二,多人合作有助于提升学术影响力。


中国大陆学者参与的中国教育主题发文合计1054篇次,篇均作者数量为3. 276人。大陆学者为第一作者的论文751篇次,占比71. 157%,篇均被引5. 467次,明显低于海外学者为第一作者(303篇次)的11.007次。从合著率来看,1054篇次中,独著151篇,合著903篇,合著率为85. 674%。进一步按合著人数,将合著划分为2、3、4、5、6、7和8人及以上合作人数,2人、3人和4人合著为主,占四分之三左右(见表1)。从不同人数作者的平均被引来看,独著(5. 483次)、2人合著、3人合著间的差异不明显,其中以2人合著略高;4人及以上的作者数量的被引明显增高,人数与被引呈正相关。这些合作作者多的高被引文章主要是在亨里克森(Dorte Henriksen)等人所提出的运用统计方法、实验研究、大型数据和团队合作等的社会科学学科领域,如心理学等。


表1 中国大陆不同作者人数的发文数量、占比及平均被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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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国际合作是发文数量与质量增长的核心动力。


按合著的地域来源将中国大陆中国教育主题合著论文划分为大陆合作、大陆与港澳台合作、国际合作三种类型。从图2来看,中国大陆中国教育主题发文以国际合作为主体,占总量的一半以上。从比例增长趋势来看,国际合作增幅较其他两种合作方式更为明显。从被引来看(见表2),国际合作的被引(9. 167次)明显高于大陆合作(4. 835次)和大陆与港澳台合作(5. 972次)。可见,国际合作是中国大陆中国教育主题发文增长的主要动力,其被引表现的学术影响力更大。因此,中国大陆学者应着力加强国际合作,特别是大规模跨国团队合作,这将同时提升发文数量与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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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 中国大陆不同类型合作的发文数量走势



表2 中国大陆作者不同类型合作的发文数量、占比及平均被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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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合著网络中的中国大陆教育学者的国际影响力尚不够显著


通过中国大陆中国教育主题发文合作网络中的学者发文量、中心性及合作子网络情况,辅以中国大陆教育学者、非教育学科学者与港澳台教育学者的比较,我们进一步分析中国大陆教育学者的国际影响力情况。中国大陆中国教育主题的国际发文合著网络密度(网络中实际的连线数与最多可能的连线数之比)为0. 0021。整体上该网络密度小、结构松散、高度不连通,无法用平均路径和聚类系数描述。该网络符合幂律分布,少数节点度较大,多数节点(非集散节点)的节点度较小可以分析其节点的度分布特征,如图3中间的两个子网络存在大量的与其他节点的连接。计算中国大陆合著网络中发文数量排名前40位的作者,通过合作赋值矩阵,计算度中心性和中介中心性排名前30位的学者,通过二值矩阵,绘制出大陆学者合著子网络图。


第一,中国大陆教育学者在合著网络中的显示度和重要性还有待提升。


从作者发文量来看,前40位发文量高的作者中(见表3),有17位大陆学者,23位海外学者。进一步从学科来看,发文数量超过10篇以上的学者中,大陆只有心理学和农业经济学者,没有教育学者,港澳的两位教育学者尹弘飚和胡碧颖均为15篇。可见,就发文数量而言,教育学科不如心理学和农业经济学科,大陆教育学者相比海外教育学者尚有差距。整体上教育技术的发文更加突出,北京师范大学作为机构比较突出。


表3 中国大陆合著网络中发文排名前40位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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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因笔者无法确定部分学者的中文姓名,故保留部分拼音; 同时,为便于与图中的人名对应,笔者保留其中的外籍人士英语姓名,其他表与此相同。


从度中心性来看(见表4),在排名前30位的学者中,大陆学者有14位,未超过一半。对于非教育学科,多位大陆学者已具有很高的度中心性,在合著中掌握较大的权力,合著者数量多,如张林秀(中国科学院,谷歌被引13369次),舒华(北京师范大学,微软被引7544次)等。在教育学科,排在前列的则是港澳台学者,如蔡今中与梁至中(台湾师范大学,谷歌被引23794和4104次)与尹弘飚(香港中文大学,谷歌被引1380次)、胡碧颖(澳门大学,微软被引383次)等。大陆教育学者的合著者数量相对于海外学者少,只有桑国元(北京师范大学,谷歌被引1632次)和王雁入表。中介中心性表现作者在合著网络中信息控制的中介作用,在排名前30位的作者中,大陆学者14位,其中教育学者桑国元、王文岚(华南师范大学)、李玲(西南大学)、孙众(首都师范大学)入表,体现了这四位在其合著网络中的连接作用。


可见,无论是发文数量还是中心性,非教育学科的大陆学者表现出色,特别是舒华、张林秀等,Scott Rozelle(斯坦福大学)和Catherine McBri-dge(香港中文大学)等海外学者在合著网络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对于教育学科,整体上港澳台学者较大陆学者的重要性和显示度更为显著。


表4 中国大陆合著网络中心性排在前30位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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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以大陆教育学者为核心的合著网络较少。


从中国大陆中国教育主题发文形成的合著子网络来看(见图3),发文2篇合著2次形成的子网络只有19个,表明中国大陆教育学者整体上缺乏固定且有一定发文数量的合著网络。子网络按规模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是舒华和张林秀的子网络,均超过10人,是合作连线极为密集的大型国际合作网络,包含多位国内外高被引学者,如舒华网络中的McBride-Chang Catherine(谷歌被引15,053次)、Twila Tardif(谷歌被引9855次)等,张林秀网络中的Scott Rozelle(微软被引27,122次)、罗仁福(谷歌被引3165次)、史耀疆(谷歌被引2234次)、依红梅(谷歌被引1264次)、Prashant Loyalka(谷歌被引1071次)等。两个子网络分属心理学和农业经济学科领域,均包含师生合作、机构合作、项目合作、国际合作、国内合作等多种紧密深入的合作类型,大陆学者在其中表现出色,既是合作的核心也是掌握资源的核心,与美国和中国香港地区的学者合作紧密,呈现“大科学”学科特征。如张林秀的网络中,罗仁福、刘承芳与依红梅均为张林秀的学生,刘承芳也是Scott Rozelle的学生,Scott Rozelle所在的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张林秀所在的中科院等机构有长期的项目合作,合著网络中的多位中国大陆学者均在斯坦福大学访学或获得研究生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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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中国大陆教育学者合著子网络


第二类是桑国元、胡碧颖和尹弘飚的子网络,网络规模为5至10人,学者合作较为紧密。桑国元在其子网络中的中介作用突出,是根特大学(Ghent University)学者、台湾学者和北京师范大学学者的连接桥,其子网络中包含多位高被引学者,如蔡今中(谷歌被引23,794次)、Valcke Martin(谷歌被引14,932次)、蔡敬新(谷歌被引7376次)、梁至中(谷歌被引4104次)等。与桑国元的中介作用相近,胡碧颖也是其子网络中澳门大学、浙江师范大学和香港大学三校学者的重要枢纽,连接范息涛(原澳门大学,谷歌被引18,196次)和李克建等多位学者。尹弘飚(香港中文大学,谷歌被引1380次)在其子网络中既是核心学者也是合作的媒介,支撑子网络中每篇文章的合作。胡碧颖和尹弘飚与内地的合作呈现相似特征:在内地进行有一定规模的数据采集,因其在国际发文与语言的学术资本优势在合著网络中成为核心。


第三类是两到三人的子网络,如穆光伦(昆士兰理工大学,谷歌被引214次)与北京师范大学的邓猛与王雁,张佳(浙江大学)与于书林(澳门大学)、Rui Yuan(香港教育大学),阎琨(清华大学)与David C Berliner(亚利桑那大学,微软被引26,065次)的合作等。另外,网络中原有一些独立散点,如顾小清(谷歌被引474次)、李峰亮(清华大学)等,这些学者发文都在5篇以上,但是或为独立完成,或与不同学者、学生合作,未形成固定的合作网络。这类小网络或是散点体现这些学者有较强的国际发文能力,但是尚未形成规模较大或固定的合作网络。


网络中的华人学者数量较多,其中大陆教育学者以海归学者为主,如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的张佳、陆根书和李琼等,毕业于香港大学的邓猛,毕业于根特大学的桑国元,毕业于多伦多大学(University of Toronto)的李玲,和毕业于诺丁汉大学(University of Nottingham)的李峰亮等,教育技术的学者则以国内博士学位为主,如华东师范大学的顾小清、首都师范大学孙众等。港澳学者包括胡碧颖、尹弘飚、李子建(香港教育大学)等,海外华人学者包括范息涛、Wang Minjuan(圣地亚哥州立大学,谷歌被引6626次)、蔡金法(特拉华大学,谷歌被引5216次)、Liu Xiufeng (布法罗州立大学,谷歌被引1975次)等。


从以上对子网络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大陆非教育学科学者和港澳台教育学者表现相对出色,体现在子网络的发文数量、合作的密集度等,由此也在子网络中拥有较大的学术话语权,继而在大的学术共同体中有更好的显示度和学术声望,其中基于师生合作、国际合作、项目合作等的非教育学科的合著网络表现出的影响力更为显著。大部分大陆教育学者或是在他人为中心的子网络中,或是因发文量少或合作不够固定,尚未在合著网络中作为大的节点显现出来,这也进一步反映大陆教育学者整体影响力及其在国际学界的显示度依然不高,但是,已有个别大陆学者为核心的合著网络凸显出来,如桑国元的子网络。


从发文数量、度中心性和中介中心性来看,大陆教育学者的国际影响力还不够显著。从发文数量看,大陆教育学者低于港澳台学者,更低于心理学和农业经济学等非教育学科的学者;从度中心性和中介中心性来看,非教育学科学者的高度中心性体现其较大的学术权力,合著网络密集且合著者多,呈现“大科学”研究特征,教育学科则是港澳学者在其合著网络中占据核心地位。这些在网络中居于核心地位的学者也是高产学者,如克兰对高产学者的界定[10]37,他们在中国教育主题的知识生产与交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与学生长期合作,主持大型项目,拥有稳定长期的国际合作团队。


中国大陆学者国际影响力不够显著的原因主要在于:或自身尚处于与国外导师合作或同行合作阶段,而未能指导、带领学生合作发文;或是较少进行合作,而主要进行独著或合作对象不固定。要真正使大陆教育学者发文实现指数增长,需要他们搭建国际合著网络并成为所处网络的核心,无论是在文章写作、研究指导,抑或信息与资源调配、合作机制搭建上都是如此,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本身要成为高产学者,招收和培养学生并使其成为长久的合作者。


结语


本文通过对中国大陆中国教育主题国际发文数量及其主要影响因素,以及中国大陆学者合著网络中反映的发文量、中心性和子网络等的计算,从发文数量的变化与合著网络的结构分析中国大陆在中国教育主题研究显示的国际影响力。从数量上看,中国大陆中国教育主题发文数量有持续上升走势,特别是2016年以来的指数增长显示中国大陆教育研究的知识总量在不断增长,这是国际影响力从无到有的重要标志和重要体现。而总量增长的主要动力在于学术合作,近20年来大陆合作、港澳台合作和国际合作的发文都在增长,这与林德斯多夫等人在社会科学的研究结论一致。其中国际合作的增速与增幅显著超出其他类型合作,成为发文总量增长的关键性因素,由此也充分印证亚当斯提出的第四代国际合作的战略重要性。而同期香港逐渐放缓的增长及其独著比例的相对略高、台湾持续的下降,更凸显中国大陆在数量上的强劲上升势头。加上近年来中国政府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视,以及教育学海外留学人员[26]和回国人员的持续增长[27]带来的教育学海归学者的持续增长,进一步推动中国大陆学者在中国教育主题的国际发文增长。


相比发文数量的显著增长,中国大陆学者无论是作为第一作者的发文还是合作的发文,其篇均被引均较国际合作或港澳台学者为第一作者的发文尚有不小差距,由此也显现出中国大陆中国教育主题的整体发文质量还有待提升。亚当斯认为当前学术产出的数量增长正与质量提升相匹配[4]558,国际合作是发展中国家或新兴发达国家获取先进科学知识和技术的有效途径,因此这不但是学术质量的评价标准也是达成质量的路径。国际合作是中国大陆在中国教育主题发文数量增长和质量增长的关键因素之一。


正如琼克(Koen Jonkers)的分析,在中国大陆中国教育主题合著网络中,华人学者(海归学者、港澳台学者、外籍华人学者)和外国学者扮演重要角色。[15]2通过合作,海归学者因国际发文获得重要的学术资本而在国内学术评价中获益,并在国际学术共同体中崭露头角。如桑国元于2017年、2018年、2019年连续被评为爱思唯尔中国高被引学者;港澳台学者则因与大陆的合作增加了学术产出,并通过学术认可巩固其在国际共同体中的地位,且以国际学者的身份获得在大陆的学术话语权和知名度,如尹弘飚与胡碧颖;已有国际地位的外籍华人学者也通过合作提升了在国内的学术声望;外国学者则因与中国大陆学者的合作更增加其在全球中国主题研究的话语权而巩固其学术声望,如Scott Rozell 等。这也印证了马金森(Simon Marginson)分析的中国科技发展归因于人才开放、重视海归人才和海外人才的人力发展战略。[8]502在当今时代,海归学者、海外华人学者和关心中国的外国学者终于形成合力而构筑起宏大的中国学术研究网络,并在中国教育研究主题的全球网络中占据主体,从而推动中国大陆中国教育主题发文的持续增长。


知识总量的多少并不能完全说明知识的影响力,正如语言使用者的多少并不能决定语言的权力。[28]科尔兄弟(Jonathan R Cole& Stehpen Cole)早在近50年前在其代表作《科学界分层》中就已提出,尽管小的国家在全球知识生产中有所贡献,但是,国际科学共同体被分为“穷人”和“富有者”,而穷富的划分则在于重要发现者的所属。[29]兹纳涅茨基(Florian Znaniecki)在其经典之作《知识人的社会角色》中指出,学者是事实和问题的发现者与新知识的创造者[30]。知识由什么样的人创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知识的内容、价值与影响。建构、生产与传播中国教育知识,改变、深化或拓展现有中国教育的全球知识基础,从这个维度来看,中国大陆尚未真正进入国际发文的指数增长阶段。使发文呈指数增长乃至几何级数增长的关键在于中国大陆学者成为高产学者并与国际合作伙伴形成以其为核心的国际合著网络,且与海外重要学者(国际一流学者与华人优秀学者)密切合作,这样才能真正推动中国教育影响力在全球范围的提升。

 

(感谢北京大学罗仁福、昆士兰科技大学穆光伦和香港中文大学尹弘飚三位学者接受访谈并提供有关信息。)



参考文献:略



作者 | 徐  阳

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文社科学术出版事业部副主任

丁  钢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高等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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