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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0月14日，2019年诺贝尔经济科学奖揭晓，该奖授予阿比吉特·班纳吉、艾丝特·杜芙若及迈克尔·克雷默，以表彰他们在减轻全球贫困的实验方法上所作的贡献。我在这里特别强调“实验方法”，诺贝尔奖官网上对他们获奖原因的原文是这么说的“for their experimental approach to alleviating global poverty”。今年的这个奖项是比较重要的，因为它是在经济学科学化曲折路径上的又一个里程碑。

诺贝尔奖官网页面

诺贝尔经济科学奖官网主页面

之所以要特别指出这个名称问题不能马虎，并不是我们过度解读，而是诺贝尔奖委员会对这个名称问题特别地费心，它在历史上对名称的英文翻译前后有12个版本。但无论是哪个版本，从来没有使用过更简单的Economics，而全都是Economic Sciences。

•     生物计量学

•     化学计量学

•     经济计量学（或计量经济学）

•     科学计量学

•     管理计量学

•     放射性计量学

•     文献计量学

•     情报计量学

• 物理科学建立的标志是伽利略用斜面实验解决落体问题，而不是牛顿力学的形成。

• 化学科学建立的标志是拉瓦锡进行燃烧实验，而不是提出氧化说。

• 遗传科学的建立标志是孟德尔进行的豌豆实验，而不是遗传学理论的提出。

• 心理科学建立的标志是冯特建立心理学实验室，而不是任何心理学理论。

    ......

测量完整的分类

根据受控性对测量的4个分类:

• 类型1相对比较好理解，就是最严格意义上的受控实验。

• 类型2是环境不受控、被测对象受控的实验。这种情况有很多，如工业产品的现场测试，粮食种子的大田实验，管理方法在实践中的检验等都是属于这一类。一些为展示科学原理的科学演示、表演也都属于这一类。

• 类型3的案例有天文台的天文测量等。2010年12月12日在四川雅砻江锦屏水电站投入使用的“中国锦屏地下实验室”，用于捕捉和测量暗物质。其测量环境是高度受控的，但被测对象并不受控。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类型3“科学观测”。还有建在高山顶上的宇宙高能射线探测器，以及贵州的天眼FAST等都是属于这种类型。作为对比，江门地下中微子探测器、日本“顶级神冈探测器”（Hyper-Kamiokande）等中微子探测装置本质上应当属于类型1，因为其要探测的中微子源并不是来自宇宙深处，而是来自核电站或质子加速器等人工可控的来源。

• 类型4是非常多的情况，它已经不能再说是实验，是属于非实验的测量。

    无论什么情况，以上4种类型都是属于测量。

现代的所有经济学都无法解释中国近40多年的改革开放，甚至中国建国70年的经济发展过程。原因在于，中国的经济发展不是以计量经济学或任何经济学理论为检验标准，而是以“经济试验”为检验标准。“实事求是”是早就确立的政治信念。中国经济改革之初，首先通过真理标准大讨论确立了“实践标准”。而后“猫论”、“摸论”、“三个有利于”、“三个代表”等等，这些观念的话语体系与西方的经济学话语体系完全不同，与科学的话语体系也不同，因此，人们一直也就没有搞清楚它们重大的科学价值和意义是什么。“实践标准”最严格地表达就是“试验标准”，它们本质上是与现代科学的核心观念完全一致的，归属于测量标准。我们可以在近40多年的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看到大量的社会试验，中国从来不以任何理论为绝对标准，这不是说不接受任何理论，而是无论什么理论，都必须通过小范围的试验获得测量数据，看其结果是否满足或有利于最终的目的，然后不断改进，再逐步推广到更大范围。一切工业产品的面市过程，一切新的粮食种子的推广过程，一切新药的推广过程、一切新软件的推广过程......全都是如此，任何例外必然导致惨痛的失败。因此，中国之所以如此之成功，是因为其绝对严格地遵循了一切现代科学都必须遵循的方法，而不是西方社会延续于中世纪非科学的形而上学。

    一切自称“普世的”都是普遍不适用的。

• 说“调查研究”，很多人可能不能准确知道它是什么，但说“社会测量”，就可以获得最为严格精确的定义。

• 说“实事求是”，其他国家的很多人可能听不懂，但说“以社会测量为标准”，所有国家的人，所有学科的学者都可以听明白。

• 说“实践标准”很多人会感觉他只是中国的意识形态，但说“建立在测量标准基础上的社会实验标准和社会试验标准”，全球一切学者都可以获得精准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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