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慕明是一位具有国际声望的神经生物学家，在美国与中国的科学界都具有极好的声誉。2011年《自然》杂志以《生长因子》为题对蒲慕明做过专题报道。

     1948年10月31日，蒲慕明在南京出生，1970年台湾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后，赴美在霍普金斯大学生物物理专业攻读博士学位，4年内拿下博士学位。

      2009年，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201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2016年获得世界神经科学领域有极高声誉的格鲁伯奖，以表彰他在大脑神经可塑性的分子和细胞机制研究方面所做的开创性工作。

      一直以来，我只对蒲慕明这个人作为神经生物学家的科学人生有浓郁的兴趣：究竟是什么因素造成了他那么不屈不挠、克服重重困难、执着顽强地促进中国神经科学的发展？

       我一直不明白具有台湾背景,其父曾任台湾航空工业发展中心主任、自己在台湾长大毕业于台湾清华大学的蒲慕明为什么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来到中国大陆？从履历表上看，1974年至1976年先后在美国Woods Hole海洋生物研究所、美国普渡大学生命科学系做博士后。1976 年在美国加州大学尔湾（Irvine）分校拿到助理教授的教职。之前，他申请过两份工作，第一份是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工作。“我想为世界的科学文化教育作点贡献，但是很可惜，我连面试的机会都没有得到。”（蒲慕明）；第二份是回母校任教，台湾清华大学校长亲笔回信：“年轻人立志报国是好事，此事交由沈君山院长办理。”不知什么原因，后来蒲慕明没有如愿以偿。

      1981年，北京医学院和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合作开办了一个讲习班，加州大学派遣蒲慕明赴中国讲课，开始了长达40年的帮助恢复和建设中国神经科学研究的工作。那时，蒲慕明33岁，是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生理系的副教授。

    1984年，时任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生理系教授的蒲慕明以兼职身份参与筹建清华大学生物和生物工程系，并受聘兼任该系的主任。起初，蒲慕明为清华大学生物系定名为“生物科学和技术系”。“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基本不具备他大刀阔斧、施展才华的环境。蒲慕明后来解释：“我在清华大学之所以没有继续做下去，原因在于，一是我当时还很年轻，显然力不从心，二是国内科研的大气候还没有形成，我也很无奈，无力更多地改变什么，所以我两年后只能选择了离开。”

      其实，蒲慕明也对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的学术环境也很不满意，对自己的研究成果不满意。蒲慕明想不应该继续在那里呆下去。但是，一个二流学校的终身职教授，要到一流学校去，通常不会立刻拿到终身职教授。但是，蒲慕明还是决定要找一个好的环境，就给耶鲁大学新成立的分子神经生物学系系主任打电话申请加盟。得到对方的允诺，但没有tenure track(试用期为5—7年,通过后可以拿到终身教职)的职位，只有non-tenure-track的research professor，即所拿的工资是全靠教授申请的科研经费；一旦拿不到经费就没有工资，就得马上走路。在美国，大多数学校副教授是终身职，只有哈佛、霍普金斯、耶鲁晋升到教授才是终身职。蒲慕明还是冒险离开了尔湾分校到耶鲁大学医学院分子神经生物学系去了（1985 年）。1988年，蒲慕明拿到了哥伦比亚大学终身职教授。时年,蒲慕明40.岁.

       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期间的前三年，蒲慕明还参与筹建香港科技大学，并负责生物学科发展、招聘人才等工作。时任香港科技大学理学院院长、后任该校学术副校长的钱致榕教授是知名美籍物理学家，霍普金斯大学物理系教授，参加过L3、CMS等高能物理实验。2014年蒲慕明来东南大学做报告时确认,他曾在钱致榕副教授的实验室做过轮转，那是一个属于大科学的大实验室。那时，蒲慕明的工作是协助装置一个由精确排列金丝导线组成的粒子探测器。仪器完成后运到另一所大学进行测试，最后被安装在曰内瓦的一个大型仪器上。他不感兴趣，后来转到一个小的生物物理实验室。那个实验室正好在用物理技术研究膜蛋白的扩散现象，蒲慕明在那里顺利地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2年半拿到博士学位”（蒲慕明）。

     1997年夏天，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鲁白在美国某戈登会议上见到蒲慕明，谈起他和维吉尼亚大学的梅林、华盛顿大学的饶毅三位海外华人学者联袂在上海脑研究所建立了联合实验室的工作。蒲慕明允诺有机会可以去帮帮忙！鲁白向时任中科院脑研究所所长的吴建屏转达了蒲慕明的意愿。吴建屏立即发邮件给蒲慕明邀请其回国。1998年春天，路甬祥率团访问美国，在旧金山机场在的咖啡屋里约见了蒲慕明，谈了一个多小时。1998年夏天，蒲慕明参观了上海几个与神经科学有关的研究所，并受吴建屏委托，撰写脑研究所的定位报告――建立一个全新的现代科研体制的研究所，用一个新的体制和机制，配合知识创新工程的支持，才能吸引人才。当时的脑研究所人几乎已走空，仅剩下3个研究组在开展工作；要从海外招聘人才很困难，几乎没有人愿意回来。

        作为推动新千年基础科学研究的重要战略步骤和作为知识创新工程中的一个试点，中国科学院于 1999 年 11 月 27 日成立了神经科学研究所。蒲慕明为神经科学研究所拟定的宗旨，是建立一个现代化研究所的机制，提供一个有助于严谨科研工作，高效科研产出，良性科研合作的环境，实现以业绩为准的激励和资助评估系统，以及为研究生和博士后提供高质量的专业训练。神经科学研究所致力于神经科学基础研究的各个领域，包括分子、细胞和发育神经生物学、系统和计算神经科学、以及认知和行为神经科学。初步具备世界一流的科研所的条件：能在几个神经科学的重要领域持续地出一流的研究成果，并能引起国际同行的注意；少数研究组组长在他的研究领域具有一定的国际声誉；现在还没有能在某些研究领域中，出现作出具有开创性工作的人物。

        经过20年的艰苦努力,神经所目前拥有三十七个研究组，主要的研究领域为分子、细胞和系统神经生物学。研究所将以每年两到三个研究组的速度招募新的研究组组长，最终至 2020 年达到 50 个研究组的目标。每个研究组由不超过五名的工作人员与数目不等的研究生和博士后组成。多数研究组与国内外的同行有合作研究，长期合作者被聘为神经所的客座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国家科技部、基金委等对研究所的资助，使研究所研究人员的经费和仪器设备接近国际标准。由著名神经生物学家组成的国际顾问委员会(儿子的博士论文指导与评审委员组组长就是该国际顾问委员会委员)，为神经所的体制、科研工作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建议。定期的国际同行对每个研究组的学术评估为保证提高研究所的整体水平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2000年9月，蒲慕明任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分子与细胞生物学系讲座教授.在2011年落成的伯克利加州大学的李嘉诚生物医学与健康科学中心设有实验室.儿子2017年加盟该中心,但未能与蒲慕明同事,因为2012年蒲慕明全职回国.,

        2017年，蒲慕明放弃美国国籍，恢复中国国籍。20世纪80年代他加入美国国籍的最重要原因，是当时经常要去世界各国开会，持美国护照前往许多国家不用办理签证，比较方便而已。如今，蒲慕明的工作重心早已转到中国，出国办理签证相比以前也方便许多。而最最重要的是，“我内心从来都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在祖国的工作是我一生中对社会最大的贡献。”从有了这一念头，到恢复中国国籍，差不多花了一年时间。蒲慕明1948年1出生在南京，尚处襁褓中的他1949年跟随家人去了台湾，当时由于没来得及报户口，因此在南京找不到出生证明，后来因为找到了父母和姐姐在南京的户籍，就算他也有户籍了.

        蒲慕明十分仰慕的大师竺可桢。竺可桢早年在美国学习，是一名气象学前沿科学家，回国后他花了10年时间在全国各地建设简易的气象站，虽然没做前沿研究，对中国农业发展有很大贡献。后来担任浙江大学校长，一心做教育，也没继续自己的研究。“他不是在自己科研兴趣驱动下工作的科学家，而是受国家社会需求驱动去做事，这正是我所敬重的。”“我只是希望真的能在中国创造一个环境，使许多中国神经科学的学者能在此做出世界一流的工作。” 蒲慕明为中国神经科学的发展，做出了最真诚、最实质、也是最为具体的贡献。

       根据Science的报道，德国科学院院士、马克斯·普朗克生物控制论研究所所长Nikos Logothetis实验室已经搬到上海新的国际灵长类动物研究中心（ICPBR），他与中科院神经科学研究所所长蒲慕明共同指导研究。上海松江区正在建设一个新的研究所，将容纳多达6000只非人灵长类动物，包括许多转基因猴子。由于中国政府和公众对非人类灵长类动物研究的接受程度远高于欧洲.此举标志着中国在神经科学研究（特别是涉及灵长类动物）方面的投资正在获得回报。蒲慕明希望该中心将像CERN（世界上最大型的粒子物理学实验室）一样进行灵长类动物神经生物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