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惊无险的体检与录取---艰难孕育的梦终于实现了（5）

1977年的高考是分两次进行的，第一次是初考，所有报名者都可以参加考试，只考了语文与数学。江苏省的初试（预备高考）以县市为单位出题，时间在1977年11月中下旬。然后，在划定一定分选线后，将过线的考生再发复试的通知，进行第二次考试。分数上线的考生，参加了1977年12月由省里命题的复试，或者曰正式高考。复试的考试科目，文科为语文、数学、政治、史地，理科为语文、数学、政治、理化，总分为四百分，不考外语。两次考试，都不公布考试成绩。现在经常见到有当年考生自豪地回忆说，考到多少分，有多了不起。如果不是瞎吹，就是后来入学后，有机会看到自己档案里的记载。只有极个别人，当时通过特殊渠道帮他查到分数。当时，绝大多数考生都不知道自己的考分，糊里糊涂的考上大学，糊里糊涂地被刷掉落榜，一笔糊涂账。

中国的高考通常在比较炎热的夏天，而我的高考却是在寒冷的冬天。复试那天，虽然是晴天，但还是比较冷，南京市白下区的南京第六中，那时学校被破坏的很厉害，无力及时修复，窗上的玻璃不全，大门漏风不止，没有家人在校门外围观等候，考生在教室瑟瑟发抖。考完之后追悔莫及，为什么就做不出来，怎么想也忆不出……。最悲剧的是，我曾在龚升（1930.1.16-2011.1.10，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的编写的数学科普小册子里看过一道题，觉得太难，没有去弄懂它，结果出现在数学试卷的最后一道大题中，如果做对，那么就可以增加20分，为此抱憾终身。考完后，人像虚脱了一样，大脑神经一直在急速震荡，几天都在兴奋之中。

考完之后，每天都会遇到同事来，他们主要是南京大学地质系，长春地质学院的毕业生，询问考试情况。我不厌其烦地回答，哪道题做对了，哪道题做出来，哪道题做了一半，几乎复述出全部试卷的内容。印象太深刻了，试卷就像印在脑子里，随时可以出现在眼前的屏幕上。尽管如此，还是没有把握可以考上大学，自我估计应该总分在200左右。当年，不仅不公布考试答案，也完全不知如何评分，尤其是没有做完全的试题，根本就不知道可以得多少分。

复试考完之后，很快就拿到了体检通知。体检几乎粉碎了我上大学的梦想，幸运得到“贵人”的帮助，很快就脱离了险境。我的体检是在南京红十字医院进行，以前是是江苏省商业职工医院。碰巧，我就是在那个医院出生的。我是早产儿，婴儿时期患有严重的气管炎，只是没有到哮喘的地步。每天都要来这里打针，直到上幼儿园才有明显的好转。体检结束后，在交表的时候，有一位女医生或是护士，年龄应该与我差不多大，协助收体检表。她看见我的体检表上记录，知道不妙，立即问我是不是华冶地质研究所的。在我肯定后，她告诉我，她也是华冶的子弟，并在华冶医务室工作，现在在红十字医院培训。之前听说招了几个知青，只是因在外培训，没有见过。她把手上的关于体检录取要求的规定文件给我看，高血压、色盲等指标都是大学录取所忌讳的。她领着我，再去量血压与测色盲。那天是体检的最后一天，我是从野外地质队赶来，坐车、徒步几乎大半天，直到在下午四点才赶到医院，中午也没有吃饭。她让我休息了半个小时，再量血压，虽然还是有点偏高，但下去不少，勉强过关。在复测色盲时，她发现我在看植物或动物的图案，基本都是错的；但看数字与字母时都是对的，所以判断我既不是色盲也不是色弱，只是不能正确地辨认动物或植物的图案，将原本被判定色盲或色弱的定性改正过来，基本取消了因体检不合格而上不了大学的制约。当6点钟，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我们走出红十字医院时，我向她深深鞠了一躬，表达我的感激之情，尽管我至今都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当她结束培训回单位上班时，我已经离职上大学去了，从此再也没有见过她。真的验证了我在农村时，一个盲人给我十分智慧的算命：“未来的路上，有小人当道，也有贵人相助”。

当年，没有重点与非重点大学之分，也没有本一本二录取批次;志愿只能填三个大学，三个专业，在“备注”栏还可填报中等专业学校。我填报的志愿是复旦大学物理系、南京大学物理系与浙江大学物理系，结果一个都没有考上。我的同学，那位正在南大地质系读书工农兵学员，以为我们一定可以会师南大，再度同学，还去物理系迎新现场查阅我在哪个专业。让他失望了，我都不知道发配到哪里了。没有填中专，因为考不上大学，我也不会去读中专。我们参加考试口号是“一颗红心，两种准备”，“接受祖国挑选”。这年考生的“政审”依然严格，有不少考生因政治表现、家庭出身，包括亲属有无政治和历史问题，被无情地刷掉。我有个同学，因为逃避上山下乡运动，谎称过继給自己的姨妈。1977年高考就没有通过政审。1978年以400多分考进上海第一医学院。

不久，录取通知书陆续发出来了，我的几个朋友，都拿到录取通知，有南大的，有南工，也有南医的，南邮的。我的姗姗未来，整夜整夜做噩梦，担心没考上被单位领导处罚，或者刁难，以后的日子就很难过了，也不知道以后能不能再报考了。

后来，因江苏电子工业发展需要扩招了几百人，分别在南京大学，南京工学院，南京航空学院等学校扩招一批学生。我作为扩招生，进入南京航空学院电子工程系计算机专业。我不仅没有报南航，虽然与我所在研究所在同一条路上，相隔几百米；更没有填计算机专业，我都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个专业，完全孤陋寡闻。如果色盲、高血压，都是不能读电子工程的所有专业的。扩招对于高校的师资与校舍都成了问题，于是扩招生都以“走读生”的名义入学，不住校，每天回家住宿。我就自己买张月票，向上班一样，每天做公交车上下学。我在农村插队挣的几百块钱（一个工分仅值五毛钱，知青第一年还要打折，一天都挣不到一个工分），成为我大学四年的主要经济支撑。

1978年4月，我匆匆忙忙办完离职手续与组织关系，还清了因工作需要而暂借的计算尺、图书等文具，以及作为福利领取的登山皮鞋与防护雨衣，我吟诵着“时间开始了！”（胡风），迈进了梦寐以求的大学。我的班级编号使47741，南航4系，77级，第四专业，1班。学号已经记不得了。我再也不用偷偷摸摸到附近的午朝门公园了，因为可以大大方方在校园里读书了！

从此，我就成为新时代的“黄埔一期”： 77级大学生，81届大学毕业生，即78年春季入学，1982年1月毕业；我们自己戏称“名为77级，却是78年入学;算作81届，实是82年毕业”。不过，我们清楚，自己无非是同辈中的幸运儿。个人努力固然重要，但时代的机遇更为重要。就像“五四”运动中的北大学生、国共合作时期的前四期黄埔军校生，一二九运动中的大学生们，他们之所以纵横祖国大地，写下中国社会变革的鸿篇巨制，无非是历史摆放了一个表演的舞台。我们大多数77级学生，欠缺文化的“童子功”，数理化、外语的基础普遍较差，再加上活动地域的局限，学术视野相对狭窄。除了极少数人，成为院士、资深教授；走上仕途，当上政府高官；自主创业，成为著名企业家。大部分人，都以普通高级工程师、教授、处长的身份，走到了人生暮年，退休赋闲在家，安享含饴弄孙的幸福生活。当然，抓住一次人生际遇，并不能保证永远处于领先位置。也有个别人，被社会飞速发展的列车抛出轨道，40、50岁不到，就以工人身份内退、下岗、失业。还有一些不幸英年早逝，香消玉殒，使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令人心里难过。

                                  本文作者的大学同专业同学毕业合影，偶然占据了正宗C位

    恢复高考比高考本身更有意义，历史的转折，民族的觉醒，个人的重生也许成为恢复高考真正的意义所在。世界上没有一项公共政策，像恢复高考那样竞会发生如此之大的社会价值，是一件值得研究的事情。为什么邓小平1973年复出和1977年复出后都选择了分管教育，这也是很值得研究的事情。我们在纪念恢复高考四十五周年的时侯，应该以更加深重的社会责任感，反思这些问題。邓小平恢复高考的主要意图决不局限在上大学问题，而是改变整个社会的发展方向，青年一代的价值导向，尊重科学，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坚决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与方针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