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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如何生存下来的?-----插队岁月:观察社会的“洞穴”(四)

已有 1687 次阅读 2022-9-7 07:38 |个人分类:回忆|系统分类:人文社科

我如何生存下来的?-----插队岁月:观察社会的“洞穴”(四)

 

在生产队能够正常生存下来还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至少对于我这样从小娇生惯养、从不做家务的青年学生而言。

首先是吃饭。我原以为,只要需要我就可以到队里称粮食,就像到粮站买粮那样,结果被言辞拒绝了,只有集体分粮食时,才可以打开粮库。有次分粮食,我的米缸还是满的,放不下,就没有要。到油菜花开花时,我一口粮都没有。跟农民与知青借,都被拒绝了,只好等雨停了,凭粮票再到花旗营的公社粮站买了几斤度日,好多天都是依靠十分青涩毛桃充饥,所以以后遇到酸的东西就会引起痛苦的回忆。从此,忧患意识与储备观念由此形成,伴随了我的一生,以后一直被家人视为保守守旧的恶习。

吃菜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虽然队里也分自留地给我们种菜,可是我们根本就没有能力与时间种蔬菜。开始,我还向开始暂住的潘家要一点,时间长了就不好意思,又不可以到镇上买菜,所以经常只是冲一口酱油汤。有次,我一个小学同学的母亲,省级机关某公司的领导带队在我附近的生产队帮助夏收夏种,看到我烧一锅饭,就酱油汤下饭,十分感概我能这样生活。她就是不放心儿子,后悔让他插队回到苏北她丈夫老家。我跟她讲,其实,我们经常吃白饭,也是很香的。经常有农民会送一点菜,就酱油汤下饭还是很少的。其实,人在什么环境里,都是可以适应的。

由于我做过扫盲教师,有学生经常会在我淘米时送我一点她们正在洗的蔬菜。淘米洗菜时,只要看到我,总是主动拿一部分蔬菜给我。这就是我在农村吃菜的主要来源,我自己没种过菜,也不能靠街上买菜。

梅雨天,因为无能,自己垒的草垛,被雨水穿透淋湿了,晚饭已经没有干柴烧了,其他知青都逃走了,我没有熟食吃,只好靠喝冷水就山芋干充饥。如今每每在欣赏莫奈的草垛,脑子里浮现的几十年前的悲剧。

离开老头组后,我每天都发愁,不知干什么农活,也不知道能否干?还有需要什么农具?每早上工都十分焦虑。我比较喜欢扬场,农具都是对里的,把打下来的谷物等用木锨等扬起,借风力吹掉壳和尘土,分离出干净的子粒。或者将堆积的稻谷,同笆斗装满,扛到粮仓。场上的活,我比较胜任,插秧、割麦子需要弯腰的,我都做不好。

交公粮是一件常见的农活。虽然生产队有拖拉机可以做运输工具,但是,当时人力很便宜,而且我们那里的路并不好走。从生产队到粮站直线距离大约半小时的路程,需要翻过一条铁路,过几个村子;如果拖拉机走公路,则需要开到林场附近,让后折回到花旗营,车程也需要半个多小时。所以,交公粮主要采用人挑运输方式。一般农民,青壮年劳力一次可以挑200斤,前后各100斤;我只能挑120多斤,前后各60斤,实际上我挑了一趟,就挑不动了,被安排在粮站过秤做记录。

从仓库出库点清每个人挑的粮食的重量,到粮站收到麦子或稻子并过秤需要一个人做记录,记录整个生产队一共交了多少斤粮食,每半天合计打一张收条。到中午时,假如累积12000斤,粮站负责收货的,就给我记账12000斤。粮站同意扣除10斤麦子或稻子,生产队也默许这个规矩,我们交公粮的几个人拿这10斤麦子或稻子,到饭店换一顿饭。但是,每次我去从粮站拿出10、20斤粮食,都不从交出公粮的帐里扣除。

那位验收公粮的是原五中八八的红卫兵头目的前女友,在等待其他社员挑来粮食的间余,我就跟她闲聊五中八八。那时候我上小学时,窗外传来攻打五中八八的吼声,我在一堆旧杂志中读《红豆》,被如此惊天动地的感情所激动。现在,听她回忆在弹弓纷飞下的革命与爱情,这是恍然隔世。她看我也是知青,就给予一定的照顾。每次我们拿走一些粮食换一段午饭,她都不做扣除。被社员知道后,交公粮,大家都推选我去过秤。其实,她利用粮食晾干可能产生的自然损耗,基本不影响总量;照顾我一点方便,也不必来回挑多趟。

第二年,我开始可以负责带一些妇女干活,如夏天的打药水,秋天的摘棉花。因为我做过几天扫盲教师,这些年轻女性几乎都没有上过学。我开始十分震惊,南京的近郊,解放20多年,居然还有这么多年轻女性没有受过任何教育。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是一个因素,经济困难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小小年纪就需要下地干点零活,拾麦穗,打猪草等。我教她们认基本的字,写出是自己的名字,做简单的计算,这是她们十分渴望和急切需要的技能。因为不识字,上街都找不到商店与饭店,也不会坐车,不识车牌与路牌;领粮食也不会签名,只能按手印。分配农活因不会计算,总是拿到的活多而工分少,用她们的语言就是讨不了巧。一直以来,她们就是一个睁眼瞎。尤其是一些即将出嫁的女孩子,就非常渴望识字与简单计算,学得也十分努力积极,以便出嫁后不被婆家看不起。

我做过现金保管员,类似出纳,一种与仓库保管员并驾齐驱的生产队关键的管理工作。这样,在雨天不能出工时,我好需要做账等工作,也算出勤。所以,我每年出勤约280天,有一百多元的收入,开始自己养活自己当然是除去口粮之外每年有一百多的现金收入,基本上是普通农民一家的收入。这些收入,几乎维持来我未来大学四年主要的生活费。

我曾经分管过我们生产队的生育指标与屠宰指标。一年里,生产队可以合法地生五个孩子与必须出售给供销社十头猪;超生是不予上户口的,没完成出售任务是不允许屠宰的。1976年的春节前,我们队顺利完成上述指标后,我才有机会经历了杀猪与吃肉的全过程,也了解农村统购统销的运作过程。生产队都是选择比较穷的人家完成出售猪肉的任务,他们养猪基本是靠打猪草维持,再加上自己家机米机面留下的米糠与面肤;比较富裕人家,如队长家的猪主要吃粮食,长得膘肥体壮,留在完成指标后再杀了,队里社员购买,过年用或者腌制等来年农忙时再吃。

控制计划生育指标是一个需要智慧的工作。那是在1980年全国正式开始计划生育之前,我是过年后让需要的各家申请,我按妇女的年龄排序,当然第一胎优先。这样,控制八个人备选,因为实际上并不一定会怀孕;没有进入备选的,生了也不能上户口。八人中谁先生,谁就可以上户口,将五个指标用完为止。多生的,当年不能上户口,即没有分配口粮的指标,等到次年开春,再列为生育指标。我这样做,较好低控制了生育指标的使用,不能突破上级的政策规定,同时有照顾到农民的切身利益。我们那时没有后来强制堕胎与结扎工作的难度,更没有强制扒房子等激烈行为。

我还是我们队唯一一个上河堤挑泥筑水坝的知青。两省联合兴修水利,到安徽省的滁县的滁河。解放初期,江浦与滁县以及盱眙等都归安徽管辖。滁县境内有琅琊山,以欧阳修的《醉翁亭记》闻名于世。

每天天不亮就上工,到太阳出来后就饿得不行,以后就吃的很多,几乎是生米一般的干饭,才能熬到中午。农民还教我,第一碗饭不要盛满,迅速吃完再添第二碗。如果第一碗盛满,等吃完在想添,就已经没有饭可添。每天机械地挑土,单调乏味,而且双肩疼痛。我就开始一边挑一边背《唐诗100首》,大多数是四言绝句。这是一个转移疼痛的好办法。就是这样,我还是经常被大队书记批评,不如同大队的女知青,她们挑的比我多,坚持的天数也比我多。我不知道她们怎么吃得消的。几年后,有个她清华大学毕业回来的知青,我去看她,她说因挑河堤导致腰肌劳损严重。2015年我去拜访哈佛医学院的,我中学学姐,与她谈起这个怨恨,她说当年没有办法,生产队穷,不得不上河堤,现在,一到阴雨天还隐隐作痛。我们这一代插队知青都是这样的。

由于是土方包干,我通常完不成任务,比别人落后不少,怎么也赶不上,因为每次挑一担都比别人少,挑一趟也比别人走得慢。所以,一天下来就拉开差距,几乎没有社员愿意跟我一组。一次,偶然在休息时间,有人让我讲一个故事,我就讲了薛仁贵东征,十分受欢迎。以后,总有人帮我分摊挑点土方,目的就是让我在休息的时候说一段书。我就尽脑汁将读过的古代演义,尽量回忆出来,有时自己添油加醋,甚至关公战秦琼。扫盲与说书两件事,使我第一次认识到“知识改变命运”。

我在生产队最后一年终于发现队里的核心机密。当年各生产队交公粮的总量是按田亩收成核定的。假如,生产队有300亩粮田,每亩两季,一季麦子一季稻子,或者一季麦子两季稻子,共打粮食1000斤,那么通常情况下,应该核准交公粮300亩*1000斤*80%,20%作位社员的口粮。交公粮卖给国家,也是有一定的收入,其实一种农业税。

如果要提高社员的收入,有几个途径,一是种两季(一季麦子与一季稻子)或者种三季(两季稻子一集麦子),但农本肥料与种子农药都要加大投入,在有限地力条件下,未必增收多少。另一是提高每亩的单产,选择优良品种,精耕细作,可以提高一点,单增产的空间有限。实际最好的办法,就是开荒种地,瞒报田亩数,这样再更多的土地上可以增加产量更多,增加的又不被交公粮拿走。

瞒报真实的田亩数,实现少交公粮、提高单产骗取荣誉等行为,是切实可行的,也是普遍实行的。由于我队处于丘陵地段,开出的山地又不是整片的,十分不便核定真实的田亩数,这样我们队田亩的核定数是不变的情况下,实际田亩数增加不少。注意,每年开一点荒地,逐步扩大,统统不加入核定数;不能一年开很多地,一下子增产太多,别人一看仓库也可以估计出来。以后,看到《平凡的世界》主角也用这个办法种山芋,终于明白生产队如何与政府权力博弈的伎俩。我参加了重新核对田亩数的工作,这不仅是事关家公粮与农民利益之间的博弈,而且也是队长能够做稳位子的主要因素。

如果公粮交的多,固然可以得到上级的嘉奖,但是,社员的利益被侵占,在实际工作中指挥不灵,在选举中往往得票不高。如果瞒报田亩数做得好,不仅受到社员欢迎与支持,而且可以吹嘘单产高,农业技术水平高。从农村得到的经验,为我后来做研究,分析经济数据,了解企业运行的实际情况提供了最初的估量尺度。

我曾在队里担任现金保管员的工作比较长,经历了江湖险恶。有次一个社员领五元钱去修抽水机,说很急回来再打欠条或拿发票来报,天真的我把钱给他了。事后,他不认账了,矢口否认拿过队里五元钱。这样,我的帐就不平了。半年以后,有次他再来报销购买拖拉机配件,我拿到他遗落在我那里的一张20元发票,结账时他发现问题,但不知发票何时弄掉的。几周后,他没有办法,到我这里承认那次拿走五元每打欠条的错误,我也拿出他已落在我那里的20元发票。通过此件事,我对农民那种“愚蠢的狡猾”有了进一步认识。

为了向大队要回窑厂的欠款,我经常代表队长去参加大队组织的活动,主要是借此机会催大队长批准归还欠款。我们生产队队长怕大队长,利用知青可怜,试图从大队要回欠款,否则不计工分。有次去别队检查工作,我提出大队归还一点钱给我们,用于购买化肥。大队长在晚上吃饭时,逼我喝白酒,乙种白酒,一种烈性低劣的白酒。这是我第一次喝酒,根本就不敢喝。临队的一个女知青帮我喝了第一杯。她家是南京市公安局的,自己是大队团支部书记,“铁姑娘”一般的形象,这种场合见多了。后来,我鼓足勇气不得不喝了不少的白酒,最后大队长写了批条给我,次日去找大队会计取钱。夜里,头等着星光,脚踢着寒霜,像走在棉花上,一脚高,一脚低,不知摔了多少跤,好在农村土路田埂上跌跤不会有伤,灰头土脸地回到家里。一直睡不着,口渴,喝下半缸水,才平复下来。在那时就体会到后来几十年里,很多人为了销售或者甚至为了升职,被迫喝下难以承受的“琼浆玉液”。有农村这碗酒垫底,还有什么酒不能对付。

到年底,会计做好年终决算,将全队的分配计划给我,中午吃过饭后,我去花旗营的银行取钱,3000多元,我一辈子没见过这么多钱。如果有点闪失,农民过年拿不到钱还不把我打死才怪了。旁晚,一路走一路,左顾右盼,生怕被人跟踪。到家后把门紧闭,一家一家分好钱,一夜守着这笔钱直到天亮。农民一家一家来取。到中午分完后,我再大吃一段蒙头睡了一觉。

有次,在天泉湖养老社区遇到一个老知青,讲述她插队苏北,下乡时年纪较小,长年累月重复繁重的体力劳动,不仅后来完全失去上学的可能,而且落下一身病。与跟她介绍,我插队的时间不长,干过多种工作,都是一些农民干不了也不愿干的工作,避免了很多高强度的重体力活,才在农村生存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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