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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点的伙伴们-----插队岁月:观察社会的“洞穴”(五)

已有 1241 次阅读 2022-9-7 10:49 |个人分类:回忆|系统分类:人物纪事

知青点的伙伴们-----插队岁月:观察社会的“洞穴”(五)

 

 

我是我们知青点来的最晚的一个,在我之后就没有新的知青再来插队。但我不是最后一个离开的,我是1977年4月离开。知青点知青全部离开大概要到1979年底。

我们知青点的宿舍是一排房子,中间是两个套间,一间住两人,一间住三人;两侧各一间房子带一个坯子,每间各住2人。靠路口的那间房子,原来是两个男生住,我来了后,是三个人住。

我的室友有两位,袁晓明与吴忠,都是南京四中73届高中毕业生,都是比我早下乡一年,但他们实际在农村的天数可能都比我短。他们两家都是水科院的,袁晓明的父亲做模型的木工,吴忠的父亲是开小车的司机。袁晓明与吴忠都能做木工活,这在那个时代是十分看重与吃香的技能。

我搬进知青宿舍时,只有袁晓明一人在农村,他当时在大队窑厂工作。大队窑厂是为本大队以及附近农村生产砖瓦,供社员翻盖房子用的砖瓦。我们住的房子的砖瓦都是从大队窑厂赊账来的,年底从应该支付给我们生产队的提供劳力应得的收入中扣除。

大队窑厂是由大队出资,一个生产队出土地,全大队各个生产队出劳力,共同投资建造,生产的砖瓦主要卖给本大队的农民或者集体修建房屋之用。每年年终结算,按投入资源的多少分配出售砖瓦的收入;每个劳力按各自生产队评定的等级按出勤日记工分,也就是说,拿到同样的工分总量,由于各队的工分单价不一,所以,实际的收入比定完全不一样。

因为工作条件相对较好,工作稳定,知青都愿意去窑厂工作。但是生产队比较矛盾,不派人去肯定说不过去,派了好劳力,生产队的活谁干?况且大队每年分配都拖欠,要几次都很难拿到。我曾代表生产队去催过多次,最后只拿到了一部分。但是,生产队到年终无论是否拿回窑厂的分配,都必须按时按量给去窑厂做工的人分配口粮与现金。

这种体制,对于农民而言,有不便之处,主要是不能换工。换工是一种替代工作的方式,如果你承担了一项工作,临时有事,可以找家里人顶替半天,还是按你原有等级记工分。窑厂是一种企业管理,不可以换工。有事,只能请假,必须扣除出勤日。知青比较愿意去窑厂的原因是可以不干农活,做工比种地收入高,劳动内容单一,强度也不见得高多少。所以,我队插队时间比较长的的知青,几乎都在窑厂工作。袁晓明是年龄最小的一个,他会一点木工,在窑厂主要做砖坯的木模。

袁晓明还有一个爱好就是绘画,主要是素描与油画。据说油画是跟南京艺术学院的冯健亲(1939-)老师学的,冯健亲老师比较出名的画作是《一桥飞架》(南京长江大桥)。文革结束后,他还做过南京艺术学院的院长。袁晓明曾给我看过一张冯健亲的长江大桥画作初稿,或者是画废的稿子。空闲的时候,袁晓明经常在家临摹画作,偶尔也在宿舍附近写生。他是一个比较文艺的青年。在生产队,袁晓明比较守欢迎,哪家房屋上梁,打房家具,都会请他去帮忙,可能报酬给的比较低,吃一顿饭,再给点粮食麻油之类。我也跟他参加过几户人家的上梁,我做小工,运送和好的水泥。

1976年的夏天开始招工,袁晓明上调去了南京面粉厂,那时大多数知青在农村都把到粮食局工作当作最理想的单位。我有点意外,我从小就与省粮食局有点关系,它的办公机关与省商业厅相距不足百米,我有一对同学她们的哥哥姐姐刚好与我姐姐是同学,他们家都是省粮食厅的,我一直没有觉得粮食局有多好。可是,在农村第一体会到粮食的重要,粮食局是一个旱涝保收的好地方。在插队过程中,才体会到粮站的重要与可贵。以后听说,袁晓明调入金谷大厦做布置橱窗的美工,他做这个工作,应该毫无问题,所学木工与绘画都可以用上。金谷大厦是粮食局的产业,在中山路上,我们十中斜对面,离我家不远。不过,我从未没有见过。

另一位室友吴忠,开始一直没来。袁晓明被招工之前不久才来。我们三人共同在同一间房间里生活,大概不超过半年。袁晓明走了几个月后,吴忠住的时间比较长一点。吴忠在这里有很多亲戚,他的大伯在本生产队,二伯好像在大队任职,后来他妹妹也插队在本大队的金冲小队。这说明,他父亲原本就是这里人,参军后专业或复原留在南京。吴忠在生产队比较受到照顾,不上工也没有人讲他;如果上工,几乎是他挑工作。只剩下我们两人时,他打过几件家具,为我们的生活增添了方便。我们还养了几只鸡,每天放出去自己觅食,晚上回来,我们用剩饭剩菜喂一下。我记得吃过鸡下的蛋,但不记得最后鸡到哪里去了,好像没有杀吃了,也应该不会卖了,难道都失踪了?我们还养了一条狗,看家护院用的。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我们感觉天要亮了,就杀狗煮肉庆贺,请了临队知青吃了一顿散伙饭,不久我们各奔东西,再无往来。

吴忠有把气枪,经常到宿舍旁的竹林里打麻雀,脱毛之后再油炸,也算是一盘荤菜。他做过一个小板凳,在赶集时,在花旗营卖掉了。他不太愿意给农民干木工活,只是给我们自己的屋子里添置家具,做个椅子,做个柜子。

1976年底,不知他为什么没有选择招工而选择参军。或许,他认为如果选招工,在比条件中,如出勤、干活等表现他几乎都比我差很大一节,但名义下乡时间比我早一年,大队与生产队亲戚势力比较大,远胜我一头。当然,我大队副书记,是我们中学学长杨建民,他到我们生产队来负责招工动员,强调劳动表现与基本出勤180天的基本门槛,对我十分有利。我插队两年,每年出勤都在280天左右,生产队的各项农活基本都干过,虽然并不一定干好,但在我们生产队比第二名的知青至少多出勤100天。这样我们两必然发生冲突,他选择避免了我们的竞争。我十分感谢他,为我招工顺利出线奠定了基础。吴忠参军后就没有了消息,他家在拆迁之前,我曾见过他的父亲,只是说他复员后一直闷闷不乐;不久,听说他去世了。

我们生产队的知青除了我们同室的三个男生之外,另外住在其他三间房子里的都是女生。她们分两个层次,一个是老知青,主要是五女中初一、初二的学生,其实只是比我大几岁,但从1968年下乡以来在农村六七年。一个群体是73届学生,初中与高中都有,她们是73年底下乡或者74年春季下乡的。

先讲在有坯子的另一间里的两位女生。有个老知青,我不记得叫什么名字,好像姓胡。我进知青点时,她第一个向我伸出友谊之手,请我去吃饺子。实际上是教我跳水,手把手教我烧火。因为我们家是苏州人基本不吃什么面食,以米饭为主,偶尔下个面条或者报个馄炖。她包的饺子对我来说就是人间美味。她向我诉说,队里的知青与农民对她的排挤与轻视,我开始不太明白为什么?看她洗衣做饭十分利索,我还是比较敬佩的。我就像一个白痴,什么都不会,也不知道怎么去学。后来,我发现她的听力有点问题,几次问话她都没有回答,显然没有听到。我对她就更加同情,别的知青看不起,可我还是十分尊敬她,所以,以后下工后经常到她房间来聊天,不久,她就病退回城了。我是她在这个队里唯一一个有较深交流过的知青,她的勤奋与努力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要克服听力障碍,费力与人正常交往。

跟她同屋的是一个新知青胡绫绣,不知是南京那个中学的。她是生产队的记工员,干农活是一把好手,与队里社员均有十分良好的关系,和蔼圆滑,善解人意。不久,就调入公社办工厂,再以后回城去了南京公交公司,在13路公交车上做售票员,一直做到13路的站长退休。2015年,我的一个研究生无意说,她的母亲在南京公交公司做人力资源工作,我就请她母亲帮我查她的联系方式。我给胡绫绣发过一个短信,希望见一面。结果,被她拒绝了。

还有两位老知青是住我的隔壁,王龙珠与宋丽明,都是南京五女中的初学生,她们都在窑厂上班。很多生活技能都是在她们的逼迫下我才学会的。比如,腌菜,就是她们腌制时硬要拉我参加。说做好后可以分点给我,所以我只好参与。她们就说我的手好,其实她们双手有冻疮,我没有冻疮,腌制时手不会觉得痛而已。

我在摘棉花时,她们说要做一副棉手套,需要一点新棉花,让我每天在口袋里装一把刚摘的新棉花带回来给她们。然后,她们每天用鞋盒子放在窗台上晒干。不知不觉,她们居然做了一床棉被。当宋丹丹演小品中提到薅羊毛的一段,我就想起当年她们让我每天分散地弄一把棉花的往事。

王龙珠与宋丽明对我很好,十分照顾我。虽比我大不了几岁,但社会生活的经验比较丰富,不仅是在农村,就是生活在建邺区就已经很丰富来。王龙珠家住住堂子街,宋丽明家住秣陵路。她们教我各种生活技能,糊袼褙,纳鞋底,缝被子。后来,我结婚时,没有长辈替我缝棉被,只好由我自己缝的,还用回针而不是打结。她们在某种意义上是我在农村的生活老师,教会我如何过最基本的生活,处理与农民的各种关系。

当年插队时,她们种过水杉(扎根树),在水沟旁。她们被招工上调时,都将水杉锯断带走了。现在,都有很多退休的老人欣赏真正生长在水里的水杉!晨雾中,阳光下,深秋里……她们那批老知青上调,还有不少人去了环卫所,我不能理解为什么那么多知青宁愿选择环卫所扫厕所,也一定要逃离农村?就像现在那么多硕博士争抢街道的城管编制。

1979年在南航校门口遇到宋丽明,她丈夫家是南航的。她的一个小叔子在南航开大卡车,在校门口倒车时压死过一个人,当时正好是课间,我正在附近。她招工上来之后在一个五金机电商店工作,在金沙井路口,我还去过她那里,一群老知青在那个店里工作。金沙井,也是我的出生地。我父亲解放后,苏南与苏北公署合并建立江苏省,我父亲从苏南区党委调至省级机关,短暂住在金沙井,不久搬到健康路上的一个饭店。58年后省商业厅宿舍落成,我家才搬入直至69年底。

在另一一个套间里是三个新知青,其中有一位年龄最小的是衡晓珍。她是我们中学的学妹,她下乡比我早大半年,是1974年4月第二批下乡的。她家里明显重男轻女,让同时高中毕业的哥哥留城工作,让初中毕业的她下乡。据说家里开一个小店,不过我不知道在哪里。她是我在农村真正的患难与共的队友。我们经常在一起干农活,可能是唯一的共同干一种农活的知青。当时,我队女知青在生产队很少干活,出工不正常。所以队里给予的评定等级是0.6,我一去就是0.8,每天准时出工,分配什么就做什么,从不推诿,也不挑选,一年后就转为1.0。

记得我第一次夏收打麦子(脱粒),干过几个通宵就是和衡晓珍在一起往脱粒机上送麦子,双手两臂都被麦芒刺的十分疼痛,又困又累,但后面的人还在催促,因为那时雨季大约随时就要到来,会把没有脱粒的麦穗淋湿,麦子很快就会发霉变质。所以。必须立即将割下的麦子及时处理,连夜加班就是必须的。实在太困了,我们俩就轮换在草垛里睡一会儿,让后再精神抖擞干活。

我们曾一起给棉花打药水,用的是1605(乙基对硫磷),一种广谱性有机磷类杀虫剂,属于高毒、高残留,高污染的农药。夏天天气热,又晒又要密闭防护,但当时不知为什么不带口罩。有次,打药水的任务比较重,我们几个人一字排开,起头并进,衡晓珍在风向的下方,我们几个人喷洒的药水,一部分集中到她那里,不久她就出现身体不适,头晕。我决定立即停止,在水塘里洗把脸,再到树荫下休息,不一会就恢复了正常。时候,想象还是很可怕的。

我们不仅在一起干农活,而且生活中也相互照顾。那时1976年的夏秋,唐山地震给全国造成过一片恐慌,我不得不将板床与蚊帐搬到房前的草堆旁,那时很多人怕晚上地震导致房子倒塌。她也是一个人住,老知青都被招工离开了,同屋的新知青也回家。队里就我们两个知青坚守,相依为命。有次隔天的饭馊了,衡晓珍非常老练地用烧碱放到饭里再加点油炒一下,可能是酸加碱中和一下,生成盐和水。又可以吃了,没有浪费来之不易的粮食。

尽管情感上我与知青点的伙伴们并不十分亲近,并非人们常说的那种“一起下过乡”的铁杆,还有有些隔膜,我们现在已经成为陌生的路人。但是十分感谢他们的帮助,在生活中的指点。每一个插队知青都有难以启齿的痛苦往事,我们绝不说,青春无悔。我们只能说,有农村这碗酒垫底,还有什么酒不能对付!那些,被埋葬的青春,被蹂躏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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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刁承泰 张晓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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