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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剥夺的“求职权利”----南京工学院记事(5)

已有 1394 次阅读 2024-2-7 07:30 |个人分类:回忆|系统分类:人物纪事

被剥夺的“求职权利”

 

研究生毕业前夕,我的研究重点转到科技政策领域。为此,我主动出击寻求国内著名的科技政策研究机构。同时,我开始主动参与了一些国家科技政策的研究工作,主要是关于第五代计算机研究的可行性论证,我独立承担了《第五代计算机对劳动就业的影响》课题研究。我依据《资本论》第十三章“机器和大工业”中有关论述,根据发达国家与新兴工业化国际与地区在技术革命推动下的劳动力转移的数据,较为深入地讨论了第五代计算机发展的背景下,劳动的性质与劳动者群体发生的分化,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的边界愈加模糊;劳动者的就业岗位数量、结构发生的变化,结构性失业成为常态。因此,在人力资本投资或接受相关培训的条件下,新的技术进步就不一定减少就业甚至可能会增加新的就业机会;劳动力的部门转移有了新特点,由第一产业转移到第二产业,等到第二产业有了一定发展后,劳动力又由一、二产业转向第三产业。主要吸纳高学历、高技能人才来。据此,提出了关于劳动就业的宏观政策与微观措施。这项工作为后来的中国信息化的测度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参见叶明:《科技宏观分析》,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4年,161-164)

 不久,我经朋友推荐,获得了国家科委科技促进发展中心的面试机会。1982年成立的中国科学技术促进发展研究中心,紧密围绕国家重大决策需求和国家科技创新发展与改革的需要,开展前瞻性、全局性和综合性的战略与政策问题研究,坚持服务于国家、 服务手科技创新事业的方针,努力建设成为有效支撑科技创新宏观决策和管理、具有国际水平的国家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基地。可以说是,国家科委中心在当时可以说是最好的研究机构,没有之一

我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一是理论上,整理我对《资本论》与实践哲学的研究心得;二是梳理了我在科技政策方面的学术兴趣;三是收集了面试考官的个人背景。

面试其实就是我与考官的无主题漫谈。只有一个考官,时任国家科委促进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胡平。我主动套近乎,我知道名叫胡平的有很多人,我的朋友,南京艺术学院的研究生,还有北京大学周辅城老师的研究生(当年以“论自由”闻名)。胡平说,还有中共福建省委书记胡平。我们的交谈在很轻松的气氛下开始了。

胡平问了一些关于我个人的学历与工作经历以及研究兴趣,我回答了他不少尖锐、深刻与敏感的问题。现在还记得几个主要的问题。

----你读《资本论》有没有发现什么问题?这是一个很刁钻的问题。如果说没有,那你读书的深度显然不够,又不是读金庸,看琼瑶。如果说有,我在政府官员面前对经典著作的不敬,该当何罪?我就以探讨的口气说了一个疑问,用学术语言可以称之为“剩余价值的对称性问题”。资本的投入,风险巨大,而劳动力的投入较小,两者不对称,是不是意味着收益的高低的合理性,由此推导出剩余价值是风险的补偿,剩余价值具有的某种合理性,

     ----为什么对科技政策领域感兴趣?作为一个工科出身、后又转读文理交叉学科的研究生来说,数学家张广厚(1937年1月22日—1987年1月26日)有一句名言,很好地表达了我们的心声:“自然科学是火车,社会科学才是司机”。我做技术形态研究,有一个基本理论与学术视角,就是马克思 “能动地改造世界”的实践哲学。以我自己的生活阅历,插过队,做过地质勘探,设计过电子终端设备,有这样深切的体会:哪怕肥沃的田地里,如果没有人去除杂草,提供良好的生长环境,也不可能有好的收成;哪怕矿产丰富的地层里,如果不能精准的勘探,也不可能找到高品质的矿石;再强大的传输信号,如果没有解码器,还是不能识别出信号的内容。所以,科技政策就是我们有控制地促进与推动科技发展的有力武器。

交谈结束后,胡平在送我出门时,我抓住最后的机会,当面大肆渲染《科学的春天》的文采与思想,绘声绘色地描述当年该文带给我们这一代青年学子的震撼,这不仅是真情实感,当然也是借机投其所好,拍一拍面试考官的马屁,以成功获得入职资格的目的。走下楼梯时,胡平亲切地拍着我的肩膀,悄悄地说:“《科学的春天》是我起草的!”

我顺利地通过了了面试,并经过国家科委政策法规局局长吴明瑜、副局长邓楠等领导的同意,已经被国家科委科技发展中心拟录用为科技政策研究人员。副局长邓楠还精心安排了我来北京工作的宿舍。不久,国家科委給学校发了录用通知,结果,当时还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高等院校,根本不予理睬,学校以“我们只听教育部的”为由,严辞拒绝了。我的第一次特殊的“国家公务员考试”---进入国家机关机会的机会,就这样被无情地剥夺了。虽然无比可惜,更感到愧对的是,我辜负了邓副局长的一番苦心与精心安排。

在当年计划经济体制下,研究生毕业是无需也不允许自己找工作的。在没有征求我任何意见的情况下,萧老师强行将我留校任教。原来我以为是师资力量不够,所以才将我“滥竽充数”。后来,在萧老师领导下参加了国家社会科学七五规划重点项目,该课题中几乎完全没有可以借鉴资料,撰写了全书四分之一工作量的重任,需要我去独立承担完成。以后,还惹出一段“署名权”的公案,造成了我与萧老师再学术上的分道扬镳(东南一叶:《自然哲学》的作者仅仅是萧焜焘先生一人吗?1990年就有定论,《民间口述史》 2023-07-26)。

在我读研究生的前后,我的命运都是被人、被体制主宰与控制,几乎没有一点自由的空隙。无孔不入的制度与习俗,像枷锁一样将我的手脚捆住动弹不得。我的人生就像是一部被庸人提前写好的烂剧本,在固有的轨道上作“踟躇”前行。套用“垮掉的一代”的代言人美国作家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1922~1969年)的经典用语“我还年轻,我渴望出轨!”可惜,人不随天意,“出轨”的始终停留在梦中,没能运行在现实中。我是一个屡次企图挣脱,又屡次被拉回来的“跳梁小丑”。

我做教授以后,经常对修我课的学生发自内心的感叹:“你们真幸运啊!可以自由的报考任何学校、任何专业,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你想去城市,乐意做的工作,能够听从自己感情的引领,选择与谁共度一生,再也不会有我这样始终深陷在“干不了”(胡适)的困境而不能自拔。

这就是40年前,我读研究生的一些“风流韵事”。仅以本文祭奠我逝去的青春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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