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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荐读 | “亚洲第二次人口转变”CPDS专刊

已有 775 次阅读 2022-12-6 12:01 |个人分类:期刊精选|系统分类:博客资讯

期刊:China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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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Studies,CPDS(《当代中国人口与发展》)于2017年创刊,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主管、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办,为中国人口学会英文会刊。期刊重点刊载中国人口与发展领域的原创论文、政策评论、研究报告、研究综述以及中外人口比较等最新综合研究成果,内容涵盖人口理论、人口统计、人口和卫生计生政策、人口与社会、人口与经济、人口与资源环境、人口与健康,以及流动人口、贫困人口、女性人口、老年人口、就业问题、中外人口比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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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DS特点及优势:

  • 全球唯一聚焦中国人口与发展的全英文公开发行的学术季刊。

  • 国内外知名人口学家担任编委,作者大都人口学学术造诣深厚且专注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

  • 主题涵盖人口学及其相关联学科,注重刊载基于一手调查数据的研究报告,及时反映中国人口和社会动态。

  • 免费投稿,不收取任何版面费用,对高质量论文资助开放获取。

  • 由熟悉中国国情的英文母语编审为稿件语言润色,实行双盲同行评审。


亚洲第二次人口转变:“独特性”还是“过渡性”

——《当代中国人口与发展》2022年专刊综述

China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Studies,CPDS(《当代中国人口与发展》)2022年9月以“亚洲第二次人口转变”为主题出版专刊,讨论应用第二次人口转变概念框架分析和预测21世纪亚洲国家人口动态的可能性。顾宝昌、Ron Lesthaeghe和Stuart Gietel-Basten三位学者受邀担任客座主编,顾宝昌为本专刊撰写了编者按,Ron Lesthaeghe和Stuart Gietel-Basten分别撰写了评论,专刊共收入6篇文章。

自1986年van de Kaa和Lesthaeghe初次提出第二次人口转变的概念,到2022年本专刊讨论亚洲的第二次人口转变,已经跨过了30多年。但这一概念在欧洲大陆之外的适用性仍然是一个有待回答的问题。第二次人口转变框架在亚洲的适用性,可能是理解21世纪人口动态的关键。本专刊文章一致表明,尽管第二次人口转变的“经典”人口特征在亚洲可见端倪,但显然尚未完全出现。无子女、婚外生育、高离婚率和终生不婚等现象并没有自动伴随低生育率出现。需要强调的是,与第二次人口转变相关的演变在大多数亚洲社会也许才刚刚开始。对亚洲第二次人口转变究竟与世界其他地区有何不同的问题做出回答,这无疑是一项艰巨的挑战,并将成为年轻一代的人口学者和社会学者所要肩负的历史使命。

综述全文中译亚洲第二次人口转变:“独特性”还是“过渡性”


Applicability of the seco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 in Asia

顾宝昌在编者按中介绍了组织本专刊的初衷,并对专刊收入的6篇文章做了简要评论。本专刊的文章讨论表明,也许第二次人口转变的所有特征并不一定会在一个人口中同时出现,而表现出部分地或呈现出逐步显现的过程。由于亚洲很多国家进入低生育率的历史仍然相对较短,第二次人口转变的特征也许尚未充分展开,当前观察到的究竟是一种“独特性”还是“过渡性”,还需要更长时间的观察才能做出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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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there a Chinese pattern of the seco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

於嘉和谢宇的文章审视了中国处于第二次人口转变的一些特征,发现尽管有晚婚和不婚的趋势,但多数人仍然结婚;尽管人们往往晚生少生孩子,但多数人仍生育。婚前同居已为社会广泛接受,但仅为婚姻的前奏而非替代。虽然对非婚生育更为宽容,但非婚生育的孩子还是很少;虽然对没生育的女性更为宽容,但自愿不生育的女性极少。尽管离婚在年轻一代中相对较多,但与其他第二次人口转变国家相比,中国的离婚率仍然较低。鉴于第二次人口转变的特点并未在中国“同时”出现,作者提出中国是否呈现出一种“独特”的第二次人口转变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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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eco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 in Japan: A review of the evidence

在亚洲国家中,日本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最早经历第二次人口转变的欧洲发达国家最为接近,且长期处于低生育率,是考察亚洲第二次人口转变的重要案例。但Raymo的研究发现,日本也显示出类似于中国的情况,如婚姻和生育的推延,同居日益普遍但往往短暂,也没有成为婚姻的替代,且非婚生育很少。尽管日本的生育率自1974年以来低于更替水平,2005年跌至1.25的低谷,但并没有显示出欧洲第二次人口转变所表现的在观念和行为方面的变化,并不支持第二次人口转变提出的“个性化与极低生育率之间反向关系”的特征。即便教育和就业都有了很大改善,日本女性仍被视为家务和育儿的主要承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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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eco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 in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在亚洲国家中具有特殊意义,不仅因其具有仅次于中国和印度的庞大人口规模,而且还是世界上最大的穆斯林为主的国家,宗教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十分明显。Utomo等学者的研究展现了印度尼西亚的复杂图景,鉴于国家内部的显著差异,无论是生育率下降还是观念变化,都不太可能出现“完全同步”的第二次人口转变主要特征。然而,正如该文所示,尽管社会规范仍不鼓励离婚,婚姻仍被视为宗教义务,但随着受教育程度提高和就业改善,女性确实表现出了更大的自主性;尽管人工流产仍是禁忌但有增多趋势;虽然宗教仍推崇一夫多妻制,但实际上正在逐渐消亡,特别是在年轻人中。因此,该文作者不赞同在考察印度尼西亚人口的第二次人口转变时采用非此即彼的“二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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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ia’s date with seco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

印度很快将成为世界上人口规模最大国家,第二次人口转变框架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印度令人关注。Visaria的论文认为,印度的情况表明,低生育率和个性化之间并不存在必然联系。印度的生育率已降至2.0,家庭规模缩小,平均初婚年龄提高,童婚减少,但女性仍普遍结婚,而且大多是包办婚姻。与此同时,尽管不婚率将可能“缓慢增长”,尤其是在城市精英群体中逐渐增多,但同居仍被视为禁忌,在短期内不太可能被接受。论文展示了社会规范向两孩家庭的趋同,甚至有些地区独生子女家庭已经较为普遍,但无子女的家庭仍然极少。看来印度还是处于第一次人口转变和第二次人口转变的相交之间。虽然作者认为印度可能具有自身独特的第二次人口转变,但也认为,对夫妇婚育行为的研究还很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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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dering the seco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 Gender asymmetry, gendered tension, and Cohabitation in Contemporary Urban China

周韵的论文基于定性研究,通过对南京和北京受过高等教育的城市青年男女的访谈,了解他们对同居的看法。文章强调指出,尽管相关研究表明,同居在中国已被广泛接受,但事实上对同居的看法存在着显著的性别差异。同居对于男性而言是一种降低风险的策略,而对于女性来说则是风险放大,可能会导致不利的婚姻前景。这种“性别不对称”和“性别张力”现象提醒我们在应用第二次人口转变分析框架时,从性别视角的审视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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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erent pathways of the seco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 in four East Asian societies: Evidence from the 2006 and 2016 East Asian Social Surveys

赖韦文和宋靖利用现有数据比较分析了四个东亚社会在过去十年中(2006~2016年间)对同居、生育和离婚的态度变化。研究发现,2016年与2006年相比,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三个社会呈现出更趋自主的趋势,而中国内地却呈现出更趋保守的趋势。考虑到中国内地的人口规模、地区差异以及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这四个社会的比较和调查结果分析应适当慎重。如作为第二次人口转变的主要特征之一的教育而言,该数据的中国内地样本的受教育程度明显偏低。文中也提到,在受过大学教育的中国内地受访者中并没有表现出调查样本总体所反映出的趋于保守的倾向。可以设想,如果中国内地的样本以受过高等教育的城市青年(类似周韵的调查对象)为主,调查结果也许会很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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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eco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 Also a 21st century Asian challenge?

作为最初提出第二次人口转变的两位欧洲学者之一的Ron Lesthaeghe在以“第二次人口转变:也是21世纪亚洲的挑战?”为题的评论中,回顾了1986年与van de Kaa针对当时欧洲的形势提出,是不是出现了“第二次人口转变”?但完全没想到这个提法会传播开来,并以不同形式传播到北欧和西欧以外的世界其他地区。第二次人口转变并不是一套定义明确的文化、社会和人口特征,也不是社会发展的终极道路。实现低生育率的途径因社会文化背景而异。本专刊的所有论文都表明,亚洲的每个国家都在走自己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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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ographic and social anxieties: The seco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 in Asia

长期深耕亚洲人口变化的Stuart Gietal-Basten以“对人口和社会的焦虑:亚洲第二次人口转变”为题的评论开篇指出,亚洲大陆弥漫着一种焦虑情绪,既有对人口变化的焦虑,又有对与之相关的社会变化的焦虑。亚洲很多国家的生育率在多种因素驱动下,较短时期内从“高”到“低”,这本来对社会、人类和经济发展都应该是“好消息”,然而似乎恰恰相反,迎来了一片焦虑。作为第二次人口转变特征之一的低生育率与人口老龄化共同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双重挑战,在亚洲引起广泛的关注和担忧。与欧洲相比,亚洲的第二次人口转变特点是,生育子女数和结婚年龄等在统计数字上发生了变化(或可以说是“硬件”变化),但在社会规范和期望方面的性质变化相当滞后(即“软件”没有相应的改变),尤其在婚姻和生育的关联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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