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以及其他一些著作中进行了研究，提出了许多至今仍闪烁着思想光芒的观点与见解，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报复论。他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我们的每一次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

   不过，对于自然辩证法作为学科名称是否能够包容或代替科技哲学，我记得一本近年出版的一位中山大学教授的科技哲学教材给出了不同的答案，他认为过于片面。

   当然，自然辩证法作为科技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价值依然巨大。但是，只知（或只学）有自然辩证法，而不知（或不学）科技哲学，似乎确实有些不足。自然辩证法从字面而言，与对立统一规律密不可分。但矛盾与斗争似乎可能并不永远是绝对的，自组织、适应性造就复杂性等理论一定程度上承认了和谐、协调的绝对性。

   科技哲学的覆盖面大于自然辩证法，但又明显小于自然哲学。

   科技哲学属于典型的中国特色，在西方往往称之为科学哲学。此处摘引《科技哲人2007》（据称该书聚集了自然辩证法研究的历史回顾与未来走向，从不同层面反映老中青三代学者的探索和思考，是2007年学界对科学技术哲学反思的重要文献）的一大段介绍：“科学哲学仍然是科学技术哲学的基础理论。但科学哲学发展到今天，其哲学背景已有极大的变化，也就是说，当代科学的哲学基础已不可同日而语了。一方面，逻辑主义向历史主义发展，正统科学哲学内部发生了重大的理论演变；另一方面，现象学方法、后现代性的‘解构’方法在20世纪中叶以后向科学哲学渗入。这样，存在论以及语用学、语境论，共同开辟了科学哲学研究的一个新的视阈，科学世界和人的生活世界成为科学哲学研究不可忽略的视阈，各种方法和理论都在显示其某种合理性。当代科学哲学是在原有基础上，并在广阔的视阈下对科学做出多侧面的理解、评判或辩护的。在此，必须首先提及导致科学哲学出现重大改变的两个著名人物：费耶尔阿本德和罗蒂。他们对分析哲学传统和科学的本质进行了严厉的批评甚至彻底的颠覆。费耶尔阿本德从狂热的实证主义者成为‘科学最坏的敌人’，被称为异端。他否定一切逻辑主义，比历史主义走得更远。他先是作为一个分析哲学传统下的实证主义者，不久便完全颠覆实证主义。‘他是理性主义者，他的观点对理性主义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他是一个实在论者，但他的学说给实在论带来了很大的威胁；同时，它又是一个相对主义者，但他并不倡导一切形式的相对主义’。他既反对方法，又主张多元方法；既不是理性的又不是非理性的。有人认为其风格既像古希腊的智者，又具有后现代主义因素。总之，人们对费耶阿本德褒贬不一。而正因为他如此的不同与丰富，他对科学哲学的贡献才是独特和突破性的。在费氏那里，科学的各个方面的特征似乎显现得一览无余。无可否认，正是他的无是与无不是，使科学哲学走出逻辑主义和不那么彻底的历史主义，而迈向相对主义、非理性主义甚至反科学主义，但也由此启迪人们打开思考科学的各种思路，并给人们展开一个宽阔的视野。”

   自然哲学是关于我们生活的地球与大自然的哲学，与一般哲学相比，强调它的自然属性。从古代亚里士多德等的自然哲学思想到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再到古典哲学家黑格尔的《自然哲学》、现代哲学家莫里茨·石里克的《自然哲学》，自然哲学已经经过了几次扬弃，发展到了新自然哲学阶段。

   中国学者陈其荣2005年也出版了《自然哲学》，据该书简介材料称：“自然哲学是追思‘自然’的哲学理论，《自然哲学》（指陈著）通过对科学哲学史的审视，揭示科学哲学与自然哲学之间的本质联系，提出科学哲学研究与自然哲学探索相结合的思想，以一种新的视角把自然哲学解读成自然科学与形而上学之间互相渗透的交叉科学，以自然存在论、自然演化论、自然人化论、自然价值论的新构架，展示了当代自然哲学的理论体系。”

   当代科学史研究者吴国盛在《自然哲学的复兴——一个历史的考察》（原载于《自然哲学》（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12月出版）中也欢呼了自然哲学的复兴。他指出：“在某种特定的历史关头，在人的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均面临着重新塑造的境况时，“自然”往往成为思想关注的焦点，成为哲学反思的重大课题，自然哲学将呈现出繁荣兴盛的景象。在西方历史上，自然哲学有过两次高峰时期，第一次是前苏格拉底时期，最后亚里士多德集其大成，推出了他的目的论的“自然学”理论；第二次是文艺复兴时期，最后出现了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每一次伟大的自然哲学的体系的出现，均意味着自然概念从错踪复杂的观念漩涡中最后定型，它将支配着思想界几个世纪甚或十几个世纪之久，这期间，“自然”的观念不再成为主流哲学反思的主题，自然哲学甚至消声匿迹。自牛顿以来，“自然”沉默了三个世纪之久。有迹象表明，我们的时代，自然哲学正从长久的冬眠中复苏。”

   综合以上种种迹象，结合我自身的理解与期望，我将当代正在形成与发展的“自然哲学”称为“新自然哲学”。

   科技哲学与自然哲学相比，明显缺乏或缺失生态哲学、生态伦理、环境哲学、环境伦理等含义。如作为一门课程名称，“自然哲学”更加显得全面、隽永与意味深长。

   在人与自然关系上，本文最后引用一段黄河网上吉林大学刘福森教授等对于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河流生命伦理学研究框架》一文的评论：“人与河流、人与生态自然的关系，就像夫妻关系、母子关系等亲情、爱情关系一样，我们爱她们，不是出于客体的权利，也不是出于我对权利所有者的义务，而是出于一种厚重的人文教养：一种崇高的境界，一种善良的愿望，一种热烈的情感，一种良心的自律，一种对美的渴望、一种关爱自然的热忱……我们经常说的‘保护自然’、‘保护动物’、‘保护河流’等，仍然是把我们自己看作是高于自然、高于动物、高于河流的强者；我们是以‘救世主’的姿态出现在自然、动物与河流面前的。在这里，‘保护’这个词仍然是主客二分思维方式的反映。自然其实是用不着人去保护的，只要我们不破坏就是最好的。其实，我们通常所说的“保护自然”，并非是真正的保护自然，而是要人们不破坏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