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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杰:时代的歌声 战士的情怀 ——公木诗歌创作述论

已有 1728 次阅读 2023-1-24 09:22 |系统分类:人文社科

  

  千百年来,中国诗歌艺术代代相传,生生不息,异彩纷呈,各具风貌,汇为一条波澜壮阔、源远流长的河流。而兴起于20世纪初期的新诗,则标志着中国诗歌艺术顺应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演变,进入了崭新的历史阶段。公木,就是在中国新诗的天穹上闪耀光芒的一颗璀璨星辰。

公木(1910—1998),原名张松如,河北辛集(今属石家庄)人。他是一位从普通农民家庭走出来的杰出诗人,是一位经历了风云变幻和战斗考验的时代歌手。他早年身处社会急剧变动的时代,深受新文化运动影响,关注和探讨中国社会出路和发展前途问题,1930年在北京师大加入了共青团,参与左翼作家联盟等进步组织的活动,开始发表揭露黑暗、鼓动抗争的文学作品,实现了从文学青年到左翼作家的转变,形成了将古典传统、民间形式、外来文化融会贯通的文学思想,以诗歌为武器,毕生投入到民族解放和祖国振兴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去。

回顾公木诗歌创作的道路,人们首先会发现,公木是一位取得了杰出成就的叙事诗人。

公木的叙事诗创作,善于生动刻画人物、完整叙述事件、深刻熔铸思想,达到了炉火纯青的艺术水平,不仅在其自身诗歌创作(主要是前期和中期)整体中,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而且以其丰富的历史内容和强烈的时代精神,在二十世纪中国新诗史上,也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

卢沟桥一声炮响,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了。公木满怀爱国热情,立即投身于这场伟大战争。他从北平辗转来到山西,在晋绥军区从事宣传鼓动工作,创作了长诗《岢岚谣》,叙述一位农民老汉怀着民族义愤,与日本侵略者同归于尽的壮举。这首诗篇幅较长,情节也比较完整。故事发生的时间,是春季里的三月三日,地点是山西忻州岢岚山区的一个名叫三丈湾的庄子,主人公是六十来岁的娄老汉。当日本鬼子将要进山扫荡时,娄老汉“要走要留左右难。/要走吧?/毛驴正卧病,/房子没人看;/窑里有山芋,/缸中有莜面。/要留吧?——/越响越近,/炮声震破三丈湾,/震得心惊胆又颤。”最后他横下一条心,逃走以前,“打开箱子盖,/摸出一包砒霜面,/碾得细又烂:/撒进清水瓮,/撒进烧酒瓶;/撒进莜面缸,/撒进酸醋坛。/——嘿,叫你鬼子要来三丈湾!”但当他做完这一切,却已来不及逃走,被汉奸小关五带着六七个鬼子堵在了家门口。鬼子和汉奸逼着他烧水做饭。娄老汉感到这正是消灭敌人的好机会,“后锅烧水,/前锅煮莜面。/淘出滚水,/又炒了一锅山芋片。/办好调和,/一件不缺——/坛里有醋,/罐里有盐,/小瓮里捞出一盘腌甜蒜。/烧酒滚得烫烫的,/倒上来两大碗。”最后,娄老汉和敌人一起吃下了这些饭菜,同归于尽,壮烈牺牲了!这首诗写得很悲壮,气吞山河;也写得很真实,有血有肉。诗中对娄老汉没有刻意拔高,他得知鬼子来扫荡时,又想逃走,又舍不得家里的坛坛罐罐,这种矛盾心态,典型反映了一个老农民的特征。当鬼子逼他先尝这些放了砒霜的饭菜时,他也感到极端恐惧:“老娄听见这些话,/像脱手的水桶掉进井,/像断线的风筝飞上天,/眼前的灯光变得暗又小,/眼前的灯光变得像/一片雾,/一阵烟,/地在转,/天在旋,/老娄的两腿在发酸。”但当他想到儿子是一个游击队员,又抖擞精神,毅然吃下这些饭菜,全然没有露出破绽,引得这些鬼子同样中毒而亡。一个普通的农民,怀着民族的义愤,充满了视死如归的无畏气概。这不正是中华民族在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浴血奋战的真实写照吗?战争的惨烈残酷,被压迫、被侵略的痛苦悲伤,对今天生活在和平发展年代的人们来说,似乎越来越遥远了。但越是这样,不是越应该经常和深入地回顾历史、从中汲取经验和力量、全力以赴振兴自己的祖国吗?

来到延安以后,公木的叙事诗创作,更是进入一个引人瞩目的高潮。这时期,他创作了堪称经典之作的著名长篇叙事诗《鸟枪的故事》。诗中以一杆鸟枪为中心意象,从第一人称的口吻,叙述了一个农民家庭祖孙三代人为了反抗压迫、反抗侵略,而前赴后继、誓死战斗的悲壮故事,以家族命运为线索,折射出恢宏壮观的历史画卷,表现了中华民族追求正义和自由的坚强决心,具有英雄史诗的浓郁色彩,应该说是中国新诗史上最优秀的篇章之一。在写作方法上,《鸟枪的故事》延续了《岢岚谣》的现实主义和英雄主义精神,但篇幅更长了,内容更丰富了,故事更完整了,在语言形式上,也比后者显得更舒展、更自由,更能显示出民歌与自由诗密切融会的特征,达到了叙事艺术的新境界。著名学者孙中田曾指出:“《鸟枪的故事》显然是大众化诗歌历程中的上品。我觉得这篇长诗,是可以和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阮章竞的《漳河水》相媲美的。他们以艺术创作的连续性宣示着解放区诗歌的风貌。或者不妨说,以它在解放区叙事诗的前导性,更具有开拓的价值。”[1]如果我们把目光放到二十世纪中国新诗、新文学发展的宏阔历程来进行观察,更能看出此诗突破性的时代意义。而创作于同一时期的《三皇峁》、《十里盐湾》等叙事诗,也呈现出同样的时代风貌和艺术特征,只是由于不断深入民间生活的结果,其民歌风味则是更加浓郁了。

新中国成立以后,公木曾有一度在钢铁工业基地鞍山工作。怀着社会主义建设的满腔热情,他以工业建设为背景,写下了一批非常优秀的叙事诗,达到其叙事诗创作的又一个高潮。这时期的叙事诗,以《鞍山散歌》组诗为代表作。这组诗的叙事,不是以钢铁工厂里炉火四溅的生产景象为直接对象,而是选取了钢厂职工家庭中的典型片段,加以生动活泼的描绘,无论是爷爷送孙子上保育院、老职工积极上夜校学习,还是两个年轻情侣之间的小小争吵,都富于温馨的情调,充满了生活的欢乐和进取的精神。如《争吵——鞍山散歌》:“月亮为他们发出清丽的光辉,/花丛为他们喷放浓郁的香气。/他们商量着挑选一个好日子,/想到它就心跳的日子啊!”“他们各为自己单位的荣誉辩解,/带着激情和恼意;/像两把对唱的拧紧的丝弦,/越弹越快越高越急……”“花朵由风吹而香气更浓,/爱情因争吵而更坚更深。/但爱人的争吵总是有头无尾,/不知不觉风停了花枝也不再摇动。”这些诗,在语言形式上,改变了过去那种民歌体,更多采用了自由舒展、甚至略带些许欧化味道的新诗形式,色彩是那么鲜明流丽,格调是那么快乐轻盈,与其战争时期叙写苦难岁月、充满悲壮色彩的叙事诗作品,形成了鲜明对比,也为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叙事诗创作,开拓出一个崭新的境界。

其次,回顾公木诗歌创作的道路,人们还会发现,抒情诗在其诗歌创作的整体中,作品数量最多,成就也极为突出。

作为一个真诚坦荡的诗人,公木在抒情诗创作中,个性特征非常突出,艺术风格极为鲜明,时代生活的丰富内容,经过其内心世界的富于个性化的体验,在其抒情诗创作中,得到独创性的艺术升华。公木早年就忧国忧民,发表过《时事打牙牌》等揭露黑暗、鼓动抗争的诗歌作品。然而,与其叙事诗创作一样,公木抒情诗创作的第一个高潮,是在他人生中极为重要的延安时期。这时期,其抒情诗的代表作,当推《百团大战歌》、《我爱》、《崩溃》、《哈喽,胡子!》、《再见吧,延安》等诗篇。公木在延安时期的这些抒情诗,和艾青、田间等人的诗歌创作一起,在浴血抗战、救亡图存的历史关头,紧贴全民族的脉动,以诗的语言,发出了时代的最强音。

其中,《百团大战歌》等作品,热烈讴歌了八路军将士英勇无畏打击日本侵略者的壮举,表现出激昂奋发的战斗精神。“百团大战”是在抗日战争相持阶段中,八路军在华北地区发动一次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战役(1940820日至1941124日)。据史料,整个战役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中心任务,是摧毁正太路交通;第二阶段的主要任务,是继续破坏日军的交通线,并摧毁日军深入抗日根据地的主要据点;第三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反击日军的报复性“扫荡”。可贵的是,《百团大战歌》写作于1940101日,正值战役第二阶段,在烽烟四起的险恶环境中,诗篇犹如激昂的号角,发挥了振奋士气、鼓舞民心的有力作用。

在延安,公木一方面创作出许多反映广大军民战斗和生产、歌颂他们顽强精神的作品,另一方面还写下不少抒发自己内心世界丰富情感的诗篇。这些诗篇,以《希望》、《冬夜》、《自己的歌》、《哈喽,胡子》为代表,人们所看到的,是一个来自大都市的知识分子,在陕北的风沙里,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从小我走向大我、不断砥砺意志、消除困惑的成熟过程。如《自己的歌》所写:“白昼,/我以理性与意志的剪刀,/把昨天的葛藤铰断。/踏着现实的条石/铺成的大路,/在伙伴的洪流里,/奔向明天。”“而黑夜,/死去的魇魔,/又在梦里复活。”这种内心深处的矛盾和彷徨,应该不是诗人独有的心态,但像他这样严肃犀利的自我剖析,在当时延安的诗人中似乎还不多见。诗篇最后,诗人终于迎向白昼的光明,发出响亮的呐喊:“起来,/投向前进着的行列里!/负着我肥硕而又沉重的背包,/让我的步子,/踏得更有力些,更有力些呵!”由此可见,一个人,也许他并非生来就是一个完美的战士,但只要他勇于在战火硝烟中不断锤炼自己,就一定能实现壮丽的凤凰涅槃。

在最受诗人自己偏爱的《哈喽,胡子》诗中,他这样写道:“哈喽,胡子!/但是为什么在年轻的伙伴中,/你总显得如此孤寂又如此沉默呢?”其实,“胡子”这个以朋友的身份出现于诗中的人物,不正是诗人自己的形象写照吗?对战斗的渴望、对胜利的信念,永远是其诗篇中的主旋律:“哈喽,胡子!/我不想再多说什么,/我们都不是喜爱剖白自己的家伙。/让我们再紧紧地握一握手吧!/下次见面该是在庆祝最后胜利的会场上,/长白山的倒影跳动在鸭绿江的浪心,/你密长的胡须也许要染上几星白霜;/而我一合眼仿佛就看见了/那白霜上镀一层欢笑的红光。/那时候孤寂和沉默将不会再伴随着你,/你该也习惯于高声地欢呼,/学会放开喉咙歌唱了!”诗人仿佛神奇的预言家,这首作于19423月的诗篇,不仅预言了1949年中国革命的胜利,也预言了诗人自己后半生与白山黑水的不解之缘。

新中国建立了,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几代人浴血奋战的光辉胜利,这给公木心中带来无限欣喜,澎湃的激情,让他的抒情诗创作达到了第二个高潮。最能代表这时期创作风貌的,就是他的抒情名作《中华人民共和国颂歌》。这首诗写作于19491012日,可以说是新中国迎来的最早的报晓之歌。其中无比激动地写道:“我从一座高大的饰着松枝的拱门中走出,/巨幅的绣着镰刀锤子的红旗/和五星红旗交叉在门首上,/十月的高空里,/掠着彩云,迎风飘扬。/我阔步行进在大街当中,大街已经淹没在旗帜的海里了。每个人脸上都笑开了花,和那旗面一样鲜红。”诗中没有忘记每一个为这一天而战斗过的人,也没有忘记每一个为这一天而准备的时刻,同时又把他自己深深融入这时代的浪潮里。广阔的胸怀,昂扬的情绪,个人内心世界与外部时代生活的密切结合,构成了公木这首诗、以及此时期作品(如《鞍山行》、《寄鞍山》、《灯标船颂》等)的基本格调,在某种意义上,也为五六十年代的诗歌创作,起到了道夫先路的作用。

公木的理想信念是无比坚定的,他发自内心深处的颂歌是嘹亮有力的。同时,他对新社会依然存在的各种消极现象,也是深恶痛绝、毫不留情的。在他的抒情诗中有相当数量的讽刺诗,对官僚主义等不良作风进行了辛辣的抨击。这类作品,以《“忘我精神”》、《爬也是黑豆》、《在站长室里》为代表,而在《据说,工作就是开会,开会就是工作》诗中,则运用了夸张、甚至怪诞的手法,对官僚主义的危害,加以透彻而生动的揭露,并大声疾呼:“你说,你不知道/这种病症的名字?/我告诉你:官僚主义!/——恶性的官僚主义!”诗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跃然纸上,给每一个读者留下了巨大的心灵震撼。

公木晚年,随着生活阅历更加深广,思考的范围也更加开阔,进而上升到人生和宇宙、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根本问题,形成了独到的思想,并以哲理诗的形态表现出来,从而为其抒情诗的创作,开拓了又一崭新境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人类万岁》这一具有某种剧诗意味的长篇哲理诗。诗中以“时间”、“空间”、“人类”三者的对白为主,间以“插科”、“旁白”相穿插,以内涵丰富的语句,表达出人类在茫茫时空中奋勇前行、有限与无限交融为一的终极性意义,即如诗篇结尾所昭示的:“时空无穷极,自然永生。天地有大美,人类万岁。”此诗初稿于1957年,定稿于1988年,前后超过三十年,可见诗人思悟之深、用力之勤!而其语言形式和结构特征,则令人联想起郭沫若的代表作《凤凰涅槃》,两者在哲思的表达上,也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其间的传承轨迹昭然可见。当然,和郭沫若等一样,如何在诗歌创作中,真正把深邃的理念转化为鲜明的意象,对公木来说,也仍是有待进一步提升的课题。但这已足以表明,公木不仅汲汲于民间诗歌的自觉继承,他对“五四”新文学传统也是高度重视的。

第三,回顾公木诗歌创作的道路,人们自然不会忘记,他曾创作出许多非常优秀、脍炙人口的歌词作品。

公木毕生坚持不懈地探索“歌诗”的规律,在配合音乐的歌词创作方面,沿着既定的方向前进,取得了卓越的艺术成就。他的歌词创作,表达了战士的情怀,体现出强烈的时代精神。当然,这些歌词作品,本身也是而优美雄壮的抒情诗,有些还带有一定的叙事色彩,不过,鉴于其所起到的社会作用和综合性文艺价值,将其单列一类,还是很有必要的。

谈到公木的歌词创作,人们立刻会想到《八路军大合唱》,特别是从其中一首《八路军进行曲》演化而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当年,公木在延安结识的战友中,感情最深挚、关系最紧密的,是杰出的朝鲜族音乐家郑律成。1939年初,公木调任抗大政治部宣传科干事,他利用业余时间大量进行诗歌创作。他曾回忆,抗大总校东渡黄河、迁往敌后,“我和郑律成都被留在延安……趁空完成了拟议已久的《八路军大合唱》。我只是写了八段歌词,创作布局,多得力于郑律成同志。其中《军歌》和《进行曲》两支歌,被军委政治部正式追认,刊登在总政主编的报刊上,得到广泛流传。”[2]这话虽包含着谦虚成分,但由此也可看出,《八路军大合唱》的创作是非常成功的,当时很快就流传开了。《八路军大合唱》包括《八路军军歌》、《炮兵歌》、《子夜岗兵颂》、《八路军进行曲》、《冲锋歌》、《快乐的八路军》等八篇,各自相对独立,而又共同构成一个有机整体,意境深邃,形象鲜明,感情激越,音韵铿锵。193910月,在延安中央大礼堂举行了首场演出,受到热烈欢迎。此后传唱各地,起到极大的鼓舞作用。1940年夏,《八路军军歌》和《八路军进行曲》刊发于《八路军军政杂志》上,受到中央军委的正式认定。后来,在解放战争的炮火硝烟中,《八路军进行曲》(“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被更名为《人民解放军进行曲》,成为激励广大将士奋勇杀敌的嘹亮号角。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广为传唱之后,19887月,这首歌经党中央批准、中央军委决定、邓小平签发,正式颁布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联合发出通知,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体现了我军的性质、任务、革命精神和战斗作风,反映了我军的战斗历程。高唱《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将使广大指战员更加振奋革命精神,激发战斗热情,增强革命军人的光荣感、自豪感和使命感。”

公木的歌词作品,还包括他1950年为电影《高歌奋进》所创作的片头歌、1951年为电影《白毛女》所创作的片头歌、1959年为歌剧《青林密使》所创作的主题歌、1978年为电影《豹子湾的战斗》所创作的主题歌和片尾歌等许多作品,都产生了很大社会影响。他曾为著名民歌《东方红》的改编,付出了很大心血。他还为自己参与创建的东北师范大学(原“东北大学”)和工作数十年的吉林大学,创作了铿锵有力的校歌歌词。而在其中,最为脍炙人口的传世之作,还是他1963年为电影《英雄儿女》创作的主题歌《英雄赞歌》,这已成为中国电影史上最著名的经典性插曲之一。“烽烟滚滚唱英雄, /四面青山侧耳听。/晴天响雷敲金鼓, /大海扬波作和声。/人民战士驱虎豹, /舍生忘死保和平。/为什么战旗美如画?/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它。/为什么大地春常在?/英雄的生命开鲜花。”伴随着银幕上英雄王成高呼“向我开炮”、手握爆破筒冲向敌阵的壮烈画面,歌曲把志愿军战士英勇无畏的气概,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令人敬仰,催人奋进!应该说,公木的歌词作品,在中国音乐文学史上占有一席重要的位置。

第四,回顾公木诗歌创作的道路,人们还会发现,他晚年在旧体诗创作上,也形成了独具一格的局面。

经历了1958年那场风云突变的“反右”扩大化之后,公木后期诗歌风格转向沉郁深邃,在体裁上,也逐渐向讲究格律的旧体诗靠拢。尽管如此,对于时代的关注、对于现实的思考,仍然一直是其诗歌创作不曾改变的根本主题和内在动因,不管风云如何变幻、人生遇到怎样的坎坷,乐观开阔的胸怀没有变,坚定执著的信念没有变。

公木的旧体诗,无论平仄、对仗,都合乎传统的格律,显示出深厚的旧学功底,但是,其格调是全新的、其精神是现实的,是反映社会生活的旧瓶新酒,是打破了传统文人吟风弄月、为文造情之病的时代强音。且看其《世纪谣》一诗:“紫气东来大化新,/锦云何惧倒寒侵。/幽灵转世中华相,/古树著华举世珍。/贯耳酸雷招旱魃,/浇头酸雨惹妖氛。/回天赖有鲁阳戟,/犹待攀登披荆榛。”诗中以传统的七言律诗的形式,高度凝练地回顾和总结了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发展历程。第一联,以形象的语言,写出了“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进程。第二联,写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终于建立了新中国,古老的国度焕发了蓬勃的朝气。第三联,写出了十年“文革”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的巨大危害,体现出痛切的反思态度。第四联,写出了全面改革开放以后,整个中华民族激发出强大精神动力,正在披荆斩棘,奋勇前进。全诗从宏大叙事的角度,体现出深邃的历史观,并将自己独特的情感体验融入其中,比喻生动,语言精练,使七律这种古雅的诗歌形式,展现出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全新艺术风貌。也许公木晚年的许多旧体诗,没有像其中年的新诗体的叙事诗和抒情诗一样,产生那么广泛、那么深刻的社会影响,但其独特风貌和与众不同的创新之处,仍是显而易见的。所以,著名诗人臧克家曾颇为感慨地写道:“公木同志是著名诗人,也是著名学者。……公木同志新诗写得好,旧体诗也很有功力。”[3]这段话,言简意赅,精练概括了公木诗歌创作的成就,是令人信服的。

总之,公木的诗歌创作,发出了时代的歌声,体现了战士的情怀。他以笔为武器,为了祖国和人民的事业而呐喊,他信念坚定,斗志昂扬,无论是在人生的顺境中、事业的高峰上,还是在人生的逆境中、事业的低谷里,都能够奋勇前行、决不退缩。时代的浪潮,个人的情感,交汇成其诗歌创作的主旋律和丰富多彩的变奏,鲜明生动而又深邃独特,以其与众不同的艺术风貌和杰出成就,在二十世纪中国诗歌史上,留下令人难忘的一页。



[1] 孙中田《公木与四十年代诗歌》,见刘中树等主编《道德文章,高山景行——张松如(公木)教授纪念文集》,吉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87页。

[2] 公木《自传》,见《公木文集》第一卷,吉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页。

[3] 臧克家《诗人学者集一身》,,见刘中树等主编《道德文章,高山景行——张松如(公木)教授纪念文集》,第197页,吉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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