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挺住，我的人生故事（连载四）

 

 

      粤东中学是广东同乡会主办的一座私立学校，曾经的校名是广肇中小学。卢校长在刚20岁出头的年龄就从广东汕头到上海办学，中间经过千辛万苦，包括上海孤岛时期和国民党的统治时期，校舍几次被占用，他们夫妻二人四处募捐，最后得到了上海广东同乡会的资助。卢校长是我心目中一位难得的热心办学的教育家，他制订的办学方针是“德、智、体、美”。他聘用的老师都独具特色，体育老师是中国棒球的开拓者，语文老师神采飞扬的讲学就像在说书，英语老师的教学使我的英语成绩没有下过90分，还有数学梁老师和物理简老师-------，个个都使我不能忘怀，是他们为我打下了后来上大学和国外留学的基础。

 

学校中95%都是广东人，学生的家长或是在上海做生意的商人，或是在上海工厂企业里工作的职员，再有就是学校教职员工的子女，包括卢校长的几个子女，他们大多数都是在粤东从小学念到高中，并且兄弟姐妹全在该校就读，所以整个学校有一个家的感觉。我这个外地人被容纳其中，也就成了他们的家庭成员，特别是那个纯真的年龄和热情奔放的年代。我永远忘不了粤东同学之间的情谊：后来成为中国第一批女篮成员的同班同学马申妹曾对我极耐心的训练，使我这个高度近视者终于通过了体育考试；我们班马惠群、陈金涛等在我们家藏书的小屋中痴迷地阅读小说；1950年我们一起参加上海市的三反五反；1951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我们热情地在操场上欢送参军参干的同学；我们还曾经在学校旁边的小饭馆里一人一碗阳春面然后再回校参加晚上的会议；1951年庆祝建国一周年，我们在晚上10点就会集在了学校，不论男女，挤着席地而卧，到天亮3点，集合时间一到，我们一起奔到校门口，军乐队的指挥挥动指挥棒，然后大鼓、小鼓、大号、小号一起奏响，我们热血沸腾，队列整齐地向人民公园进发。正因为那段情谊，那时的青春热血，才有了离校50多年后我们之间再度的不断联系和我卧病在床时同学们远赴北京来我家对我的探望。

 

      粤东中学使我终生难忘的还应该特别提到的是我们的黄桂彬老师，一位年轻的女老师，解放前的地下工作者，解放后，作为唯一的共产党员被派到粤东中学担任政治教员。我遇上了这么一位提携者，意外地成全了我人生中一段意外：我刚一进学校就被她看中，让我和和我的同学郭淑玲一起参加了第一届团训班。一个星期之后我们每个人就得到了一张入团志愿表。我记得，我们就交了一张志愿表，没有后来人们交付的长篇大论的申请书，我在那张简单的表的志愿一栏里填写的志愿只有五个字：为人民服务，这是我学懂的唯一的东西，是我对人生的全部理解，成了我一生的座右铭和我最基本的人生观，它帮助我在政治上不盲从，在工作中不妥协，顺利时不晕头，苦难中不沉沦。

 

       1949年9月底我被批准入团，11月初，新中国建国之后，我们在虹口大剧院的舞台上宣誓，我成了建国之后的第一批团员，接着，我被任命为学校的团支部书记（在一个广东人为主的中学里！一个纯粹的外乡人！）， 郭淑玲为学生会主席。我们两个人在黄老师的指导下开始给学生上团课，发展团员，建立团支部，出版墙报，在小学部建立少先队，组织同学参加解放初的各项运动。同时我还得上课学习（从来没有低于前十名）。所有这些对我的锻炼极大，收益不小。

 

       记得第一次给同学上团课，面对听众，15岁的我，两条腿在讲桌后面不由自主地瑟瑟发抖。几次训练以后，胆子大了起来，无论是在大礼堂或是以后在工作期间，甚至在成堆的外国人面前，我都能条理清晰地发言，从不畏怯。

 

       建立团支部之后，几乎每天晚上都有事要讨论，会议结束，往往都要到半夜12点，走在黢黑的弄堂里，特别是听着自己裤腿摩擦发出的沙沙响声，就又仿佛再次体会了练琴时的恐怖，但是，终究大了，加上有了责任感，我就一路加快脚步，一路高歌“解放区的天”和“我们工人有力量”，想用歌声吓跑鬼怪。父母从不干预我，总给我留着门，他们信得过这个大女儿。我的独立性也就这样被训练了出来。

 

       在粤东中学所获得的一切都离不开老师同学的帮助和支持，特别是卢校长，那时不知天高地厚地在大礼堂的台上慷慨激昂，卢校长从来没有责备过我，得到的确是他那父亲般和蔼宽厚的目光。在高二时，因为抗美援朝，组织同学参军参干等工作，我常常缺课，特别是化学课，校长和老师从来没有责备过我，却让我顺利地升到了高三。

 

      这里，我还是要再提一下黄桂彬老师，一个早年的地下老党员，可是在她身上，我们感受到的却是电影《乡村女教师》中那真诚关心和爱护学生的一位如同大姐姐一样的老师（她只比我们大15岁），没有一点某些做政治工作的人身上特有的说教味道。2001年夏季，听说我接受了髋关节修复术，年已80高龄并患有心脏病的她居然随同我同班同学从上海到北京到我家看望我。2008年10月，我到上海参加粤东中学校友会，听说黄老师住院了，我让郭淑玲陪同去医院探望她，她是那样真诚地拉住我的手，居然还回忆起我当时居住过的东宝兴路173弄的家，还能回忆起我的母亲，并且提醒我，有我父亲事迹展出的上海戏剧纪念馆已经迁址。我真没有想到事过这么多年，一名教过那么多学生的老师，居然没有忘记其中一个学生的父母，特别是我默默无名作为家庭妇女的母亲！我激动地问她：您怎么记得那么清楚呢？她静静地回答：我怎么会忘了呢？我去过你家呀！

 

我至今还保留着一张照片，照片上是7个可爱的小姑娘，在照片背后有一段话：“赠给亲爱的支书同志—李维音。看，我们的组织生活是过得多么的愉快活泼呀！并且我们同志们的脸上都洋溢着年轻人的朝气！第二纪律小组赠  1951.7.14”。这张照片让我永远不忘记那个纯真的岁月和我特殊的中学时代。

 

      三年粤东中学的经历使我受用一生，我后来工作中的组织能力，判断是非的能力和看准以后处理问题的决断能力都是那三年给打下的基础。

 

 我终身感谢粤东中学，感谢卢校长，感谢黄桂彬老师，怀念我的那些同学们。

 

 

                                            又一次意外，我成了一名工科大学生

 

      1952年高中毕业，为了把上海高中毕业生送往高校或参加工作，上海市教委对全上海高中毕业生分三批进行集中训练，批判亲美和恐美思想。那时的上海学生什么样的都有，参加集训的有钱小姐，有带一箱子苹果的，有带了一大把挂衣架的，到了住宿地就张罗挂衣服的地方。想想看，真正穷苦人家哪有条件在刚解放之初从高中毕业的？我既是学员，又是被选中的工作成员之一，为此我连着参加了三期，在这之间，学校通知我，决定留下我在学校担任政治辅导员，不参加高考，我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合适，接受了，觉得这是组织上交给的任务。我这一辈子似乎从来没有任何个人的痴想，只是接受和做好交给我的工作。我回家告诉了父母，爸爸没有吭声，母亲却大怒，在饭桌上指责我：你给弟妹们做了什么榜样？我什么也没有明白，什么榜样？做错了？我没有表示。没有想到，到第三期结束前，突然又接到通知：参加下周的高考。后来听说代替我留校的是已被批准入党，又大我2岁的郭淑玲。当时我没有深想，到学校去领了报名表，正好遇到教物理的简老师，谈起报志愿的问题，他的一席话决定了我的后生：你的数理很好，学工！准备参加第一个五年计划。我整个一个稀里糊涂：学工，工科有什么？土木大概就是最工了，盖房子，参加建设么！同时，我就想离开上海，哪里离上海远我就去哪里，听说上海属于华东区，而华东区的考生只能留在华东区，于是，没有任何选择，我挑选了华东区的最北边：青岛，青岛工学院土木系，当然，还有一条：服从分配。就这样，一周后我走进了考场，没有复习，没有奢望。可以想象，我对考试的结果不在乎好坏，非常放松，在那个年代，似乎没有争着抢着非要上大学的风气。我记得有一道题是关于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我胆大妄为，大笔一挥：没有听说过达尔文。想想都可笑。没有压力，或者想办法消除压力，这几乎是我一生的思维特点。

 

       没有想到的是，我被录取了，似乎都被录取了，上海的8000高中毕业生成了全国参加高考的主力军，那个年代，北方，特别是东北，高中毕业生少得可怜。我不但被录取，而且还是报名的青岛工学院土木系，具体的专业是：水下水利基础建筑物专业，后来该专业改入水利系。之后听说上海学生可以跳出华东区，我有点后悔没有报北京清华、北大，按照当时的状况，我想我是会被录取的。但是，还是没有后悔药，再说，如果进了清华、北大，何有后来的留学苏联的机会，我的整个人生历史都会被改写。

 

       就这样，我成了一名大学生，一个只知道文学的父亲的大女儿，误打误撞，走进了学工的大门。一心一意地准备大学毕业后参加新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多有意义啊！在这里，我想说说我的父亲，我的父亲，按他自己说的，终身崇尚自由和平等，他对孩子们是非常放手的，无论是人生的道路，学习的专业，婚嫁的对象，一切都由我们自己决定。也因为这个，我在对孩子的要求上同样如此。我们家庭大概是最少封建意识的家庭中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