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五年前，1945年的年初一天的深夜，日本驻上海宪兵部的宪兵们，持着枪，从我家后门破门而入，在没有找到我父亲前，把煤油灯吹灭，要侮辱我母亲，我父亲及时从前门冲入，宪兵队长把我父亲押走了，受到极度惊慌的母亲坐在床前吐了一地，这一幕就发生在我的眼前，我当就躺在屋里的大床上，十岁时的印象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脑海里，终生不忘。父亲在宪兵队被灌凉水，以死威胁，要他留下遗言，一个文弱的书生，中国人，没有屈服，没有供出一个在重庆和延安的朋友，他传回来的话是：“告诉我的孩子们，你们的爸爸是个好人”。这就是战争，被侵略国家人民的苦难，我无法忘却，我恨侵略者，恨日本军国主义者和他们的卫道士。我后来努力工作，为了自己有个强大的祖国，强大的祖国才能抵御外辱，才能保卫和平。

四十年后，1985年，我被派到比利时做访问学者，在一起相处的15个国家的学者中，我结识了日本的同行，涉谷守先生和他的家人。他第一次请我到他的住处时，我对他谈了我们在战争中的遭遇，他静静地听着，然后站起身，握住我的手，低下头，对我说：对不起，我替我们国家向你道歉。其实他只有30岁，他的夫人非常和气，一个女儿只有3岁，一个非常可爱的小姑娘。战争其实和他们没有关系，为什么让他们来承受他们前辈犯的罪呢？他尊敬我，因为我的工作经历和在莫尔研究中心的表现，我们从此成了朋友，在我需要上市镇购物时，他开车带我去，不希望一个50岁的女人在蒙蒙的细雨中骑车3公里去市场。我们各自回到自己的祖国后，他不断地给我来信，在有了个小儿子后，把照片寄给我，让我分享他的快乐，每到过年都给我寄来贺年片。是我后来的懒惰，中断了联系。人民都是战争的受害者，人民都希望和平，我和许多国家的同行成了朋友，他们喜欢我的真诚和坦率，对我对待工作的态度表示尊敬。我为此感到骄傲，因为我用所能做的增添了一丝人类之间应该有的情谊和合作，为了和平。

今年3月，日本发生了大地震，并且引发了海啸，造成了福岛的核事故，几十万日本人民遭受了苦难，我在同情的同时，深深地被日本人民表现出来的镇静所感动。我在这里想对一些气盛的年轻朋友们说：对战争的厌恶，对当年鬼子的憎恨不要混淆了对永久和平的期盼，不要对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人民随意发泄，这样只能对国家外交事务帮倒忙，对人民之间的和平相处毫无帮助。顺便说说，我丝毫不理解西方对利比亚的作为，也许这只会加深不同国家人民之间的仇恨，无益于和平，我不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