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怀疑性原则才是科学精神最重要的品格

当下，咱们国家无论什么地方，都很重视创新。几乎所有大学的校训都有创新二字，工厂、企业提倡技术创新，领导号召我们建设创新型的国家,创新被提到空前的高度。更值得注意的是早在1998年，科学院就实行了以“知识创新工程”为名的“改革”。科学院的负责人，为了对这项“工程”制造理论根据，还反复强调说科学精神的“本质是崇尚创新”、“鼓励创新”、“注重创新已经成为最具时代特征的价值取向”。这给我们一种印象，似乎创新就是科学最重要的品格，或者说，科学实质上就是创新。于是有些从事于科学方法论的学者也跟随宣讲这种说法,似乎创新真的就等于科学.

一般来说，提倡创新，并不是坏事情。如资中筠先生说过，我们这个民族，在宋朝以后，对于世界科学技术和人类文明的贡献来说，少得可怜。所以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由于我们国家的创新力很缺乏，提倡创新也是很有必要的。

不过，从更深一层思考，我们要问，到底科学精神最重要的品格就是创新吗？把创新当作科学精神本身，这种观点很有认真推敲的必要。

其所以需要推敲，就是单独说创新，这个创字和新字，含义并不明确，只要是前所未有的，就是新，也可以说是一种创新。多少年来，我们并不缺乏这样的创新，新点子、新花样不断涌现，难道我们的“创新”还少吗。人民公社、大跃进、公社食堂、文革、七二一大学、教育评估、神功元气袋、水变油、耳朵认字、速成识字、全民大搞超声波等等，它们都是以前没有的事物，也都可以说是“创新”。不过，都因为经不起实践检验，所以都站不住脚。我们缺少的是那些经得起科学实证的新知识，经得起市场考验的新技术新产品。所以我们不仅需要创新，更需要对各种各样的“新”事物，提出质疑，怀疑，对它进行各种严格的考核和考验。只有那些经得起各种严格的质疑、考核和考验的“新”，才是我们所需要和热烈迎接的创新。

因之，可怀疑性原则才是科学精神最重要的品格。

这里有两层意思。一是对已经有的知识和事物，只有怀疑它的合理性，才能够找出它的不合理的地方改进它，才能推陈出新。二是，对于新的知识和新事物，只有怀疑它的合理性，才能使那些只不过换了一个标签的实质上是旧东西，或者所谓的“标新立异”露馅；只有怀疑能够使新东西的合理性经受百般挑剔，才能使它经受考验不断改进更加完善。也只有经受这样的怀疑与考验，才不至于使一些荒谬的“创新”毫无阻力迅速地普遍开花，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乃至形成全社会的大灾难。

正因为对于一切知识和事物，无论是新生的，还是原有的，都应当是可怀疑的；对它们的怀疑，对人类社会只会有好处，没有坏处。也正是由于这一点，所以马克思说自己的座右铭是“怀疑一切”。法国哲学家笛卡尔说：“如果你想成为一个真正的真理寻求者，在你的一生中至少应该有一个时期，要对一切事物都尽量怀疑。”爱因斯坦说：“科学发展的过程是一个由好奇、疑虑开始的飞跃。”

对于可怀疑原则，有的人虽然并不明确反对，但却有保留。他们在谈到怀疑时，总是羞羞答答，不能像马克思那样干脆——怀疑一切。他们总是说，要正确的怀疑，合理的怀疑。要在怀疑前面加上“正确”、“合理”、“恰当”、“适当”等等的限制词，言下之意，还会有一类不合理、不正确的怀疑。其实，这是对怀疑的一种错误理解。什么是怀疑呢？就是疑问，就是对任何问题都要问一个为什么。不应当把怀疑和无根据的妄想混淆。可怀疑原则，是对一切事物都可以怀疑，可以追问为什么，既然如此，它也包括对“怀疑”也要怀疑，就是说，在我们对一个事物提出怀疑的时候，也要对这个“怀疑”怀疑一下，要问一问，怀疑得有没有道理，有没有根据，为什么要这样提问，是不是能够构成一个问题。如果我们的怀疑能够经得起这样的怀疑，能够经得起问一个为什么，这样就会促使我们更深入地探讨，推动对科学规律的更准确的理解，推动探求新的知识，推动对事物的改进和革新。

从历史上看，无论是中外,早期统治者不仅垄断权力,而且要垄断“真理”，他们的所做所言是不准怀疑的。在极权统治之下是禁止怀疑的。中国古代皇帝说的是“金口玉言”，不能怀疑，更不能反驳。西方在13、14世纪文艺复兴之后，集权统治逐渐瓦解，在反对极权统治的过程中，才有法国的笛卡尔喊出了尽量怀疑和怀疑一切的口号。

在中国几千年集权统治之下，一般地说是不允许怀疑的，在汉语里，所谓“文化”就是统治者对下民实施“文治”和“教化”的简称。所以中文里的“文化”和西方的“文化”是有不同的含义的，这就是，中国文化必然要体现统治者的意图。于是在中国文化里，“天地君亲师”就成为不可悖逆的权威，“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对妇女则要求“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等等等等，不一而足。这就是说，一个人总是要生活在无条件的服从中，就是你的纲说得毫无道理，也得绝对服从，没有怀疑辩驳的余地。一个不允许怀疑的社会，也就失去了科学失去了创造力，这就是我们五百年来无论在科学上还是在技术上远远落后于西方的根本原因。迄今我们沐浴的物质文明中，大到飞机、火车，小到电灯、拉链，都是由西方引进的。明清以来，我们拿不出一样重要的能够影响世界的发明创造。

尽管集权统治者不喜欢怀疑，有集权统治者“文治教化”下的文化也处处倡导盲从，不过在几千年中，总还是有人参透统治者的要求惟命是从的奥秘。春秋时代的孟子主张“尽信书不如无书”，就主张对流传下来的书，不能尽信。到了明代，学者陈献章则说：“学贵知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疑者觉悟之机也；一番觉悟，一番长进。”这简直就是笛卡尔的“怀疑一切”的另一种表述。不过,在集权统治之下,这种怀疑精神不可能成为主流,只能说明,集权只能使用“文治”“教化”使怀疑精神不能流传，但并不能完全窒息怀疑精神。

丹麦儿童文学家安徒生（1805-1875）曾经有一篇讽刺童话《皇帝的新衣》，说的是，从前有一位特别喜欢穿新衣服的皇帝。有两个骗子投其所好说他们会做最漂亮的衣服，不过这种衣服很神奇，凡是不称职或愚蠢的人都看不见。皇帝给了他们许多钱财，他们装模作样地日夜忙碌。过了些天，人们并没有看见他们展示的新衣服，但为了证明自己并不愚蠢，大臣们和皇帝还都称赞新“衣服”做得好，漂亮。一天皇帝穿上新“衣服”出巡，在人们的眼里，虽然皇帝没穿衣服，但都不敢说，而且为了证明自己不愚蠢，对新“衣服”赞不绝口。这时，有个小孩子大声喊“皇帝身上没有穿衣服”，这才引起人们议论纷纷，而皇帝却因不愿别人说他愚蠢始终不承认他看不见衣服。

在集权统治之下的真理观是，权势就是真理。中国早期的“三纲五常”的“纲”就是真理，不能够怀疑、只能服从。在《皇帝的新衣》中，因为皇帝接受了骗子的结论，那么这个结论就是真理，即使人们什么也没有看见，也要对新“衣服”大加赞赏，不允许怀疑。因为，在极权统治之下，怀疑统治者占有的“真理”是很危险的。

其实，在客观真理面前是人人平等的，并不是人一旦有了权就比别人更聪明，就掌握更多的真理，连老百姓怎样生活也要依赖掌权的人来设计。恰恰相反，社会越进步，越否定权势即真理的真理观，越认为权势的言论需要怀疑而不能盲从。不幸的是，我们现在有不少官员，自认为官大了，手中的真理也便多起来了，颐指气使，还不允许人们怀疑，难怪他们必然碰壁，有那么多腐败的“老虎”落马。

在科学发展史上，最伟大的事件，莫过于日心说战胜地心说的胜利。地心说曾经是欧洲宗教势力认定的真理，违背和怀疑它就被认为是异端邪说，要处以极刑。

在力学早期的发展中应当特别提到四本书。它们是：1543年出版的哥白尼的著作《天体运行论》，1632年出版的伽利略的著作《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观的对话》，1638年出版的伽利略的著作《关于两门新科学的对话》和1687年出版的牛顿的著作《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这四本书就是力学走向成熟的奠基之作。

日心说战胜地心说，它的意义不仅是天文学上新思想的胜利，也不仅在科学上力学学科的成长和成熟。他是人类历史上真理观的一次革命。它宣告以往权势即是真理的破灭，宣告权势可以垄断真理的破产，宣告指鹿为马的把戏破产。它使中世纪以前傲慢的权势不得不向新兴的科学低头，它警告人们，不管他是多么有权势有地位，在科学面前必须持谦卑的态度。随后，由于科学的不断进步（例如进化论学说对上帝造人学说的冲击）和人文精神的不断取得胜利，当人类进入19、20世纪，科学得到了空前的繁荣。权势即真理的专断愈来愈不得人心。所以才有罗马教廷对伽利略审判的平反。以至于基督教会也不得不办起了以科学为名的报纸。无论如何，由力学发起的对“权势即真理”的真理观的挑战，是代表历史进步的潮流的。这个潮流在中国，也就是五四运动之后兴起的民主与科学的思潮。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正由于有真理观的这次革命，科学、新思想得到真正的解放，怀疑和独立思考代替了盲从，科学脱离权势，有了独立的人格，才有近三百多年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

回过头来，我们再来思考一下本文开头所提到的创新，特别是对科学院1998年开始的“创新工程”，我们需要认真探讨一下。尽管在实施的开初，有不同意见能够见诸《南方周末》，不过当时的负责人根本不予考虑。我们知道创新很难度量化。现在看来，不管这项工程有多少条措施，我们实际看到的，就是将研究人员的劳动度量化，比较容易度量化的是两项指标：论文的篇数和申请到手的基金数，把研究人员的待遇与这两项便于计数的“业绩”挂钩。而且这种计量办法迅速向高校推广。在这两根指挥棒下，我国的论文数量一路飙升。1990年我国的科技论文篇数全球排名是第15位，2000年排名第8，2004年排名第5，2005年第4，到2007年，科技论文篇数已跃居世界第2，到2010年，我们的科技论文数世界排名第一。

2006年3月全国政协会上，数学家杨乐委员讲了一个真实故事：一位获得国家杰出青年基金的优秀青年数学家，历时3年解决了一项重大课题研究。但在最后验收时，因论文尚未投出，备感压力，于是将长达100余页的论文，拆成了5篇发表。杨乐说：“当前科技工作者承担的科研项目的级别以及数目、经费额度，成为了标志其研究水平和领导考核的重要依据。”杨乐认为，这就造成了科研人员在承担项目后，花费大量精力应对频繁的考核与检查，更要设法“批量生产”论文。瞧！这就是论文篇数这根指挥棒的效力。

杨乐说的这个情况，还是比较诚实的和研究作风正派的研究员，为了减缓篇数压力、为了生存不得不做的实在没有多少必要的“劳动”。至于有多少剽窃、抄袭、弄虚作假、以次充好、垃圾论文的科技腐败相伴而来，就很难弄清楚了。

至少从一个方面来看，所谓“创新工程”是想把科学研究这种脑力劳动，改变为计件工资来管理。经过这些年的实践，其弊端已经看得很清楚了。许多上述两根指挥棒引发的排名次，日益不得人心，引起各方面的反对，至少目前按论文数把各单位排名的办法已经不再见诸报端了。

创新是重要的，创新是很难度量的。创新是在宽松氛围下，允许怀疑的环境下冒出来的，不是抓出来的。实施了十多年的创新工程，其正面成果，也许就是论文数量全球第一，但也抓出负面效应和科技界的腐败。不过又有什么人去仔细探讨一下它的负面效果呢。这似乎是很值得怀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