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真务实　精益求精

——记我和冯其庸先生的学术交往几件事

推荐张书才文   黄安年的博客/2017年8月9日发布

（按：本文载《红楼梦学刊》2017年第4期第58-69页。感谢学刊责编惠寄PDF版。所配照片是2017年4月10日张书才先生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举行冯其庸先生追思会上，由黄安年拍摄。）

我在《曹雪芹家世生平探源·前言》中说过：“我得以侧身红坛，不时敲敲边鼓，一是有赖于供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二是有赖于红学界师友的邀约、扶持和策励。……毋庸讳言，没有档案馆同事的支持和帮助，特别是没有红学界师友和报刊编辑朋友的邀约和策励，我不可能涉足红学领域，更不会坚持下来，以迄今日。”应该说，在这众多给予我很多帮助的红学师友中，冯其庸先生是与我学术交流最多、对我策勉影响最大的一位。

冯先生常说：“我研究《红楼梦》是从研究曹雪芹家世入手的，我的基本方法，还是用古文献结合地面调查、地下发掘”；“在《红楼梦》研究中，曹雪芹研究的特殊意义，我想这是不言而喻的。清代的章学诚说过：‘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之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以遽论其文也。’中国学人‘知人论世’的治学传统，我认为在人文学科领域是具有普适作用的，这就是《红楼梦》研究中，曹雪芹研究或者再扩大一些说‘曹学’的‘特殊意义’所在。一部作品你连作者都没弄清楚，却去泛论什么创作主旨，那无异于沙上建塔，对《红楼梦》研究而言更是难以深入。北京是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地方，理应对曹雪芹研究多作贡献。”由于我从事明清档案编辑研究工作，在学术研究中有着“知人论世”和“注重证据”的共识，所以冯先生一直希望并勉励我关心红学研究，多撰写有关曹雪芹家世生平和《红楼梦》创作背景的文章，并常来电话交流、探讨对一些相关问题的看法。正是在这些平凡的学术交往过程中，使我深切感受到冯先生在学术研究中“求真务实，不耻下问”、“刻苦严谨，一丝不苟”、“严于自律，勇于进取”的精神和品质，不愧是我们后学晚辈的治学典范，应该继承和发扬。

现略述数事，以志对冯先生的追悼和缅怀。

求真务实　不耻下问

记得冯先生说过：“每遇到问题，不管能不能查到，我都要实地去调查。一个是做地面调查，历史遗存、实物调查；另外一个是书本的核查。”“每做一个结论，都要有实际的证据摆在那里。这样，尽管别人不同意，但必须把我的证据推翻才能不同意；如果推不翻这些证据，那么不同意只能是一句空话。”

诚哉斯言！冯先生做学问，搞研究，确是一贯求真务实，细心体察，广咨博访，不说没有根据的话。这是学界的共识，也是我和冯先生学术交往中的切身体会。

２００４年３月１５日，冯先生来电话说，清东陵管理处在上海举办展览，展品中有新发现的“康熙传位遗诏”，问我是否知道“传位遗诏”的内容。我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有“康熙遗诏”的汉文本，印象中其内容大致可分为两部分：前面第一部分为康熙五十六年十一月的谕旨，《圣祖实录》里有记载；第二部分写明“雍亲王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登基，即皇帝位。即尊典制，持服二十七日释服。布告中外，咸使闻知。”这份遗诏是康熙皇帝死后，雍正皇帝与顾命大臣等所拟，用汉、满、蒙三种文字书写，布告中外的。有学者认为，“传位遗诏”不是康熙生前所写，不能作为传位给雍正的凭据。然后，我扼要介绍了主张雍正“合法继位”与“改诏篡位”的几种说法，并告诉先生“阿其那”“塞思黑”的满文原意分别是“夹冰鱼”、“讨厌的人”，与“猪”“狗”之意无关。冯先生听后很兴奋，说要马上去查《康熙实录》看看，并嘱我写篇有关阿其那、塞思黑的文章，在《红楼梦学刊》发表。

第二天上午，冯先生来电话说：已经查到《康熙实录》的记载了，谕旨很长，遗诏是否都收入了？我回答说，没有亲自核对过，据说只是个别文字稍有修改变通，基本内容没有改动。冯先生说：这遗诏太重要了，可见康熙五十六年已经内定雍正继位了。我说，好像还不能这样讲，当时可能还在皇四子雍亲王胤禛、皇十四子固山贝子胤祯（音ｚｈｅｎｇ）之间进行考察选择，所以康熙五十七年十月派皇十四子胤祯去西北主持军务，特意给了他立功建绩的机会，但康熙六十年十一月把他召回，又在康熙六十一年四月把他派回西北，应该说康熙此时已经最后决定传位给皇四子雍亲王胤禛，不然康熙不会在衰老多病之年把继承人派往千里之外，反而让皇四子雍亲王胤禛留在身边，并代行天子之事。冯先生说，这样分析更合情合理，很有说服力，再讲讲你对隆科多、皇八子的有关看法。我说，“康熙传位遗诏”也好，其它记载也好，持“雍正夺位”说的朋友都会有不同理解，我们只能从当时的历史背景来考察。即如隆科多固是步军统领，执掌京城九门锁钥，统率八旗步军营和巡捕三营官兵分汛防守，稽查门禁，但宿卫守护皇宫、畅春园的是八旗精锐之护军、前锋、火器等营官兵，他们各有统领，非步军统领隆科多所能指挥控制；再如“皇八子党”，势力既大，如果不相信父皇有传位给“雍亲王皇四子胤禛”的遗诏，他们怎么会毫无反抗，听凭雍正顺利登基？所以我个人考虑，雍正“承父命而即皇位”应该是可信的。

冯先生说：这太重要了。《红楼梦》有“成则王侯败则贼”这样的话，清初的主要思想家也一再这样讲，雍正奉命继位，正是说明了这一点。你刚才讲的很重要，应该写篇文章在学刊发表，这对了解曹家家世、《红楼梦》创作都是非常必要的。

冯先生又说：有人讲曹家参与了乾隆初年弘皙弘皎他们造反夺位，被二次抄家，哪有这种事！曹家应该是曹頫被革职抄家后，就一败涂地了。你认为是这样吗？我说：应该是这样的。弘皙弘皎一案，最初是因为他们谗附庄亲王允禄，乾隆担心“将来尾大不掉”，故将案内几个宗室王公惩戒治罪；到当年十二月，又发现理亲王弘皙郑家庄王府中，按照内务府体制设立了掌仪司等司，有违典制，显欲图谋不轨，遂将弘皙移往景山东果园圈禁，弘皎等人并未再加治罪，没有认定他们与弘皙同谋造反。从现有材料看，此案仅局限在宗室王公内，并没有牵连曹家的人。冯先生说：就是嘛！如果曹家真的牵连了“谋逆”案，被抄没缉拿，曹雪芹还能写《红楼梦》吗？捕风捉影，毫无根据。现在实事求是做学问的老同志就几个了，其他人早忘了任何一种“新说”的提出，都应该有客观文献证据而不应仅凭主观臆测，更不能靠曲解文献甚至编造假材料去撒谎造假，欺瞒读者。

２００７年３月２４日下午，冯先生来电话谈辽阳碑“教官”、“敖官”事，说原帖看不清楚，又遍查找不到官名中有“教官”之称，问我清代档案中有没有记载？我说：没有具体查过清朝入关前的档案，据顺治年间的档案记载，清入关前八旗中有旗下师傅、教书师傅之称，是教八旗子弟读书识字的，好像每旗都有，但不是教红衣大炮的。如于跃龙入关前即是旗下师傅，印象中是镶黄旗包衣，和曹振彦一样都是包衣汉人。档案载明于跃龙“起初在盛京时放为旗下师傅以教旗人，因为师教训有功，于顺治二年考取，放江西袁州府知府”。只是没有见到过“教官”这一名称。“教官”，应该是后金时期职司教授知识技能的各类师傅、教习的统称，与元明时期统称府学之教授、州学之学正以及县学之教谕、训导等为教官一样。至于“敖官”，应该是人名，不是官名。记得《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的碑阴题名并非同时所刻，好象辽宁博物馆曹汛先生文章中曾经说明并绘有图证。可先将原刻、后刻之文字加以区别，而后按官职名称的具署位置格式判断“教官（敖官）”是官名还是人名；如是官名，就可肯定是“教官”，不会是“敖官”。冯先生说，“教官”、“敖官”之辨，看是一字之差，实则关系到治学原则和目的，一定要有理有据，辨析清楚，我再去仔细查一查。

后来得知，冯先生在查阅、研究大量文献资料之后，又在６月初亲赴沈阳、辽阳，并在辽阳市领导和朋友的帮助下，把辽阳博物馆已用玻璃罩封闭的《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外面的玻璃罩拆除，会同多人反复审视碑阴文字，一致认为此二字确是“教官”而不是“敖官”，并且与官职名“副参游备等官”、“千总”皆另行提格，确是官名无疑。与此同时，冯先生还在《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旁一块康熙初年大碑的碑文中，发现了三个“教”字，与《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上的“教”字写法一样，都是“子”字的第一横笔长于其上“土”字的第二横笔；并承辽阳博物馆退休职工邹宝库先生告知，明万历四十五年《礼部榜文》碑碑文中有“教官”二字，遂由辽阳朋友查核拍照，其“教”字的写法也与《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的写法全同。这样，在文献考证与实物验证完全一致的基础上，冯先生撰写了长文《〈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教官”考论》，以不争的文献和实物证据，纠正了《奉天通志》的不实记录与个别学者的妄断，确证了所谓“敖官”实乃“教官”之误，曹振彦时任“教官”而非“皇帝侍臣”。冯先生在文末不无感慨地写道：“真理自身是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说服力的，当读者看到了事实的真相以后，一切虚张声势的恫吓反而显出它自身的空虚无力。所以学术的商讨，还是用学术的语言为好！”

精益求精　一丝不苟

冯先生治学刻苦严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无论发表文章，还是再版书籍，都要再三校核，反复修订，斟酌有无疏漏和不妥之处，发现差错定要改正；即便有时忙不过来，须委托他人代为校核，也必谆嘱把建议修订缘由乃至标点及错、漏、衍字句等标识出来，以便亲自统稿时斟酌敲定。

《曹雪芹家世新考》是冯先生的第一部曹学力作，也是冯先生研究曹雪芹和《红楼梦》的奠基之作。２００６年，冯先生准备再次增订出第三版，嘱我和任晓辉对第二版《曹雪芹家世新考》（增订本）代为校核，务必仔细认真，有错必纠。遵照冯先生的嘱托，我们除对二版的错、漏、衍字句等修订补正外，并把我们认为个别引证不实之史料、阐释欠妥之文字提出修改建议暨原由，请冯先生亲自酌定。对此，冯先生皆逐一核查，分不同情况，一一斟酌处理：或全文删去误引之史料、不妥之文字，或心有疑问而来电征询后再斟酌权衡处理。  

如“第四章人物考二———三房诸人”第十四世曹起（启）下引录《五庆堂重修辽东曹氏宗谱》原文外，并引《八旗通志》卷三《旗分志》三镶黄旗包衣第四参领第二旗鼓佐领“……以曹起管理，曹起故，以桑格管理”为证，我建议删去，并注明：“此曹起隶正黄旗汉军，不可能任镶黄旗包衣旗鼓佐领。所引不实，似将此段文字删除为宜。”“此中之镶黄旗包衣旗鼓佐领‘曹起’，实乃曹寅堂侄曹颀。见《曹颀任镶黄旗包衣旗鼓佐领》一文（《红楼梦学刊》１９７９年第二辑）。”冯先生核查之后，遂将此段文字全部删去。

又如“第十二章·关于李煦”中论及“曹寅与李煦的关系”时有“曹寅的继妻李氏，是李煦的妹妹”之语，我在校核时指出：“寅妻李氏与李煦之‘兄妹’关系，新见资料最多只是‘族兄族妹’，是否要在此处引证说明，请酌定。”冯先生在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１７日即来电话询问此事，我说：曹寅继妻李氏的父亲是正白旗汉军李月桂，李煦的父亲是正白旗包衣李士桢，寅妻李氏不是李煦的嫡亲胞妹；李煦的祖父是李西泉、叔祖是李懋功，寅妻李氏的祖父已于入关前去世，亦非李煦同祖堂妹；所以我考虑，为慎重起见，视李煦与寅妻李氏为“族兄族妹”较为合宜。冯先生说，这样讲也有道理，我看看《李月桂墓志铭》再定。

再如“第五章人物考三———四房诸人”第十世曹振彦，按语称其“后又于顺治六年随多尔衮至山西平姜瓖之乱”，我指出“从两篇《曹玺传》记载看，‘随王师征山右’的是曹玺，不是曹振彦”，建议把此句删去。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２９日冯先生来电话说：曹振彦考贡士的时间，有人说是顺治元年，这就不可能到七年才任知州；你说顺治六年考中贡士，可能性大些，但他随军征大同，似也不能第二年即出任知州。我说：顺治六年考贡士，目的就是考中者以州县官即用，《会典事例》有记载；至于随军征大同，那是指的曹玺，曹振彦没有去。冯先生说：印象中有材料说曹振彦他们父子俩一同去的。我说：目前所见记载曹玺随军征大同的材料，都没有曹振彦的。冯先生说：我再看看那些资料，如果曹振彦没有去征大同，顺治六年考贡士后即授知州就对了。

出书如此，发表文章也是反复斟酌修改，自己不满意绝不拿出来发表。即如《曹雪芹研究》第五辑刊出的《冯其庸先生访谈录》一文，冯先生就曾经两次亲笔修改。第一次在２０１１年冬，编辑部将访谈整理稿送请冯先生审阅，冯先生虽然亲笔作了修改，但统看后仍不满意，“表示坚决不能发表”。第二次在２０１２年夏天，采访人将冯先生第一次修改稿整理成文后再次送请冯先生审阅，时值酷暑，加之身体不适，冯先生为修改访谈稿时坐时卧，有时是趴在床上一笔一划修改的。听着冯先生电话里的述说，不禁潸然泪下！兹将冯先生第二次校改稿的四张图片附识于后，以飨读者。

冯先生是当代很少见的一位生于寒门、从小劳作、纯然凭借刻苦自学、自觉自励、多方求索而终于“自我造就”成为精通文史诗词书画、具有超常的治学才智和艺术造诣，并有非凡学术成就和巨大学术影响的学术大家。冯先生毕生倡导和秉持“真正的学者永远是一个跋涉者，一个求索者”的治学理念，践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治学原则，坚持将文献研究与实地考察相结合的治学方法，无疑是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之精华。冯先生不但践行于自己的全部学术研究中，而且为学人指明了治学求索之路，我们理当继承和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