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汝昌先生二三事（曹雪芹研究版）

受权发布吕启祥文 黄安年的博客/2019年8月28日发布（第22268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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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这里受权发布的是吕启祥文《周汝昌先生二三事》发表在《曹雪芹研究》2019年第3期第181-183页。此前该文请见吕启祥著《<红楼梦>校读文存》提要， 黄安年的博客/2016年7月17日发布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15&do=blog&id=991092；《红楼梦与津沽文化研究》第二辑目录，黄安年的博客/2017年10月18日发布http://blog.sciencenet.cn/blog-415-108133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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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周汝昌先生以他的《红楼梦新证》闻名于世，此后六十年来,尽管著述不断，数量骄人，但《新证》依旧是他的奠基之作和代表之作。借用冯其庸先生在《曹学叙论》中的话：“《红楼梦新证》初版四十万字，重订再版八十万字，几乎涉及了有关《红楼梦》的全部命题，客观上成为此书出版以前《红楼梦研究》的一个总结”。“如果说胡适是‘曹学’的创始人和奠基人，那么,周汝昌就是‘曹学’和‘红学’的集大成者。”（光明日报出版社1992年10月第1版）

这是一部具有整体性构思的大型专著，资料丰富,其历史地位和学术影响已广为人知,毋庸费辞。笔者末学后进，直到七十年代中后期才接触此著，记得是向红楼梦校注组管资料的同志借阅的，是一种线装的大字本，所印为“史事稽年”一章亦即《新证》中的精华部分。初读此书，大致通晓与雪芹及曹家相关的二百年间的种种史实，于我是一种启蒙。

这里只想说说我亲历的和相关的三两件事。

其一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之末，《红楼梦大辞典》即将定稿付排之前，我接到周先生托人----记得是他的女儿和助手周伦玲同志捎来一封便柬，上写：“吕启祥同志:‘辞典’中涉我之‘词条’，如已付排，俟有校样时请费神令我一核，为妥。预先拜嘱，顺颂撰祺！周汝昌  88．7．7”（见原件照片）当年，在辞典确定体例尤其是最后审读定稿时,对“红学人物”部分是相当谨慎的,稿子交到我手中时长短不齐、详略不一、参差芜杂，须按一定规格加以规范,或删节或补充,包括字数皆有定则。比方周汝昌、吴世昌、吴恩裕、周绍良、杨宪益等先生在同一档上，蒋和森、陈毓罴、蔡义江等诸位则下一档，至于我辈后学则居末档。每位先生尤其是老先生尽可能以其自撰为基础,增删调整，定稿后经本人审看,或送达或邮寄。其中周先生对此是十分看重的一位,事先即打招呼,专函嘱咐,校样出来后我遵嘱送他审看后才发稿。由此足见先生对此项工作的重视和支持。“红学人物”的当代部分是词典中的敏感部分，各方关注，书出后港台海外学界颇有好评，认为比较客观，这同我们坚持学术为本、不列官职，海内外学人一视同仁有关，当然也同周先生这样的老一辈红学家的支持分不开。辞典工作的档案已荡然无存，我个人竟还保存了廿余年前周先生的这一便柬，当年他目力尚可，虽以硬笔书写，遒劲的瘦金体清晰可观,成为一个难得的纪念。遗憾的是,二十多年后的增订者对周先生在内的一批红学人物毫无增补，只有少数人畸形膨胀，自乱体例。面对周先生的认真嘱托,感慨不已。

其二是本世纪初我收到一本“周汝昌周伦玲主编”的书《红楼鞭影》。这是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一套丛书中的一本，为面向大学生的“中国当代文化书系”，其中“中国当代红楼梦研究”这一本，丛书编委会约请周先生选编。2003年3月出了第一版。书出之前我对此一无所知，收到后却发生了兴趣，之所以关注这个选本,并非因为其中选了我本人的一篇文章，而是另有原因。

这本体量不算大的四十多万字的选本里，有一篇题为《伟大心灵的艺术投影》的长文，署名罗钢、陈庄，曾经刊发在1987年《红楼梦学刊》第二辑上。此文说来与我颇有渊源,第一作者罗钢当年是北师大黄药眠、童庆炳二位先生的第一批弟子，最早的博士研究生。其时我家住北师大，又是从中文系出来的人，所以系里逢到职称评定、项目推荐之类的事,有时会找到我头上。罗钢正在读博(１９８４－１９８７)，有时也来我家，记得写过某个项目推荐。一次他说起有篇关于《红楼梦》的文章，拿来给我看看;我一读之下,觉得是识见学力俱佳的不可多得的好文章，推荐给学刊发表了。如今在周先生的选本里见到这篇文章，不觉眼前一亮，而且颇感诧异。原因是周先生历来主张红学定位于新国学,包涵作者研究、版本研究，加上脂学和探佚, 不包括一般的文艺学意义上的小说研究;而罗钢的文章正是一篇小说学论文,他是文艺理论专业的研究生。尽管此文有一个副标题为“从自传体小说形式看《红楼梦》的美学意义”，然而通观全文，其“自传体”并非本事意义上的而是美学意义上的。文章视野宽阔，涉及古今中外的文论及文学史现象，征引的外国文论家有六、七位之多，其中阐释“自传性”深刻的美学意义是从西方当代理论家之文学艺术四要素即“宇宙、艺术家、艺术品、读者”出发的，强调作家艺术家不再是旁观者、说故事者，而作为主体深度介入，指出“自传体”的前提是作家自我的觉醒和创作个性的成熟。这是地道的文艺学、小说学的分析论述。周先生竟选中了此文,尤为难得的是该选本几经周折、几番删削，由最初的规模大、字数多删定为100万字，上下两册，以后又要求减去一半，剩下不到50万字。尽管如此,仍保留下了这篇长达二万六千字的文章，几为全书中最长的一篇。

这究竟如何解释呢?窃以为：首先，说明了选家的眼力,这确是一篇好文章，廿余年后的今天仍经读耐读，不减其说服力和新鲜感。其次，可以从一个侧面窥见“红学”的内涵未必一定要疆界森严，在实际操作中更可以会通互容。即便是小说学、新理论，只要不是牵强附会、生搬硬套，而是消融吸收、为我所用，以阐发《红楼梦》的美学真谛，同样入于周先生法眼。照此推论，家世、版本、脂、佚范畴内若言之无据，恐怕也书够不上“学”之水准的。再者，这个选本取名《红楼鞭影》，令人联想到旧之蒙学读物《龙文鞭影》，见出选家用心，着意于以青年学生为对象。因而选本中有必要留下这样一篇全面阐释《红楼梦》在小说史上的革新意义及其美学价值源泉的文章，即便篇幅再长也在所不惜。受惠的正是广大青年读者。

入选此文令我印象深刻，罗钢今已学有大成，并已是《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主编、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此乃少作也许已经淡忘。这件细事倒可以从一个侧面增加对周先生的了解,有时候，实践和宣言不见得一致。如今选家已逝，选本长存。我的这一点认知也将随之存留于心，作为个人一种别样的纪念。

上世纪八十年之末,我尝去周先生府上送书，彼时他住东城区南竹竿胡同,记得是一所宽大的四合院,进门见到先生正坐在檐廊上用放大镜看书,屋外光线较好之故。也正是在八十年代，辽宁红学会曾在大连棒槌岛开会,周先生父女与会，我们在岛上散步相遇，伦玲谓父亲饮食简单，窝头咸菜,甘之如饴。想来生活简朴、饮食清淡亦为长寿的原因之一吧。

新世纪以来，先生新作迭出;在我,倒是早先的著作相对熟悉。在1985年出版的《献芹集》书首,有周先生自撰题句“借玉通灵存翰墨， 为芹辛苦见平生”，此句可为先生写照，也足资后学仰望。企盼先生能在天国与雪芹相晤,问难解味,以偿平生夙愿。

照片5张拍自《曹雪芹研究》201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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