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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空补阙 厚积薄发-—读北京师大出版社《红楼梦》校注本

已有 1775 次阅读 2020-9-23 08:16 |个人分类:学术问题研究(2017--)|系统分类:论文交流| 填空补阙

填空补阙   厚积薄发

-—读北京师大出版社《红楼梦》校注本

 

推荐吕启祥文  黄安年的博客/2020年9月23日(第26076篇)

 

《填补空阙 厚积薄发——读北师大出版社〈红楼梦〉校注本》,写于19893月,《红楼梦学刊》,1989年第3辑,第261-278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8月。载吕启祥著《红楼梦会心录》第279-300页,台北贯雅文化事业公司,19924月版。并载吕启祥著《红楼梦会心录》第215-230页,商务印书馆201512月增订版,20128月增加附记。

 

 

    一九八八年春,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向社会郑重推出了一种以程甲本为底本、随书附有四十余万字注释的《红楼梦》校注本。对于当代《红楼梦》爱好者和研究者来说,这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五、四”以来,广大读者容易看到的是以程乙本为底本的《红楼梦》;近年来,以脂本为底本的《红楼梦》又得到了大量普及发行;而以程甲本为底本的本子则为一般人所难以见到。因此,师大出版社这一本子的发行,在《红楼梦》版本史上自有其价值,使读者多有一种可资参证的具有自身特点的版本,在一定意义上起到了“填空补阙”的作用。特别是该书随正文之后的大量注释,积十余年之功,经几代人努力,广参博览,锐意穷搜,成为当今《红楼梦》注释中最详备丰富的一种,理所当然地受到广大文科师生和研究者的重视。该书注释能够达到今天这样的规模和质量,是经过了长期积累、几番更易的,可谓“厚积薄发”。本文题目的前半是就版本而言,后半是就注释而言。这里愿将自己阅读的一点心得,就正于同好。

 

   

    在《红楼梦》版本史上,程甲本曾经有过风行一时、广泛流传的时代。那是在程甲本的翻刻本凤靡之后、亚东重排本出版之前,约当1791至1927年间。后来由于胡适的提倡,改以他所藏的程乙本为底本出版了亚东重排本,代替了原来的本子。也就是说,以程甲本为底本的《红楼梦》,风行了约一百三十年之久,它的消歇,则是近半个世纪以来的事。

    稍微熟悉《红楼梦》版本史的人都知道,此书在曹雪芹生前仅以抄本流传,到了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程伟元、高鹗开创了刊印时代。首次校刊印行的,是为程甲本;次年(1792)紧接着又改订刊印,即为程乙本。先印的这个程甲本,就成了此后一百三十年间各种翻印本的祖本,而“程乙本”则只在很小的范围内流传,社会上影响不大。就如胡适所言,“程甲本……

此本最先出世,一出来就风行一时,故成为一切后来刻本的祖本,南方的各种刻本……都是依据这个程甲本的。(亚东重排本《序》)事实正是这样的,比如东观阁本(约刊行于1795年)、抱青阁本(1799)、藤花榭本(1813)、三让堂本(1829)、王希廉评本(1832)、王(希廉)张(新之)姚(燮)合评本(1884)等等,就都是从程甲本这个母本派生出来的比较重要的有代表性的本子,就连亚东初排木所据的底本也属程甲本系统。到了1927年,汪原放用胡适藏的程乙本来校改亚东本,重印新版,胡适十分赞成和肯定,认为程乙本就是那“聚集各原本详加校阅、改定无讹的本子,可说是高鹗、程伟元合刻的定本。”“这个程乙本流传甚少,……现在汪原放标点了这本子,排印行世,使大家知道高鹗整理前八十回与改订后四十回的最后定本是个什么样子”(亚东重排本《序》)。因此,1927年11月的亚东重排本,以及1939年的世界本和次年的开明洁本,以至于建国以后1953年印的作家出版社本和发行数量最大的1957年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本,都是由程乙本这个母本出来的。正如版本研究家概括的那样,“在1927年以前,一百二十回的各种印本几乎全是程甲本子孙的天下,建国以后,却由程乙本的子孙独占鳌头了。”(魏绍昌《红楼梦版本小考》)而“脂本的子孙”得以流传则是近年来的事。对于当代的读者来说,程甲木倒是陌生的,毕竟从1927年后的半个多世纪以来,几乎“断档”了。

 

                                        

    北师大出版社的这个本子,以萃文书屋初排《新镌绣像红楼梦》(即程甲本)翻刻本为底本,用具有代表性的程本系统百二十回本及脂本系统八十回本进行参校,力求保持程甲本原貌。正如“校注说明”中指出的,“程甲本在《红楼梦》版本史上的重要地位和特殊价值,程乙本却是不能取而代之的。据我们初步统计,程乙本对程甲本的删改字数达一九五六八字,其中前八十回即被删改一四三七六字。”并举出了若干方面的例子来说明其改动的情况。这种差异,早已为《红楼梦》的版本研究者所注意。对于一般读者来说,得到了这个以程甲本为底本的师大本,如果拿它来同已经广泛发行的以脂本为底本和以程乙本为底本的《红楼梦》作一比较,就可以发现:(1)它具有脂本的某些优点;(2)它亦有程乙本的某些优点;(3)它还有不同于脂也不同于乙的独特之处。

    前两点是容易看到并可以举出大量例证的。

    先说第一点。当人们指出程本对脂本的大量改动时,其实在很多情况下应是脂本和程乙本的差异,因为在程甲本那里还并未改动。限于篇幅,这里只能举些简单明了的例子。

    比如第三回写袭人本名珍珠,师大本同脂本,仍为珍珠,至程乙本方改为蕊珠。又如第六回刘姥姥一进荣国府,不识时钟为何物,“只听见咯当咯当的响声,大有似乎打箩柜筛面的一般”,师大本同脂本,至程乙本改为“很似打罗筛面的一般”。此处“柜”字是不可少的,因为装有筛面箩的木柜谓之箩柜,摆动时箩与柜相撞才会发出响声。又如十七回“妆蟒堆”,师大本同脂本;程乙本作“妆蟒堆”,是不妥的。此处脂评有提示,“妆、蟒、绣、

堆”“一字一句”。“绣”、“堆”指绣花和堆花两种不同的工艺,“洒”则不知何指。再如三十五回“玉钏儿满脸怒色”,程甲本与脂本同,程乙本则改为“满脸娇嗔”。此处写玉钏不能忘怀于金钏的含冤而死,才对宝玉满脸怒色。三十六回“只知道文死谏、武死战,这二死是大丈夫死名死节,竟何如不死的好,……所以这皆非正死”,程甲同脂本;加点处那些离经叛道之言,程乙本改为“只管胡闹起来”。

    像这样的程甲本与脂本同,至程乙本才改动的例子数量很多。

    可见程甲本仍保留了脂本的某些优点,师大本以程甲本为底本,反映了这一点。

    再说第二点,程乙本的某些优点,程甲本也具备,同样反映在师大本中。兹举几例:

    例一,第十三回,“宝玉早向贾珍手里接过对牌来,强递与凤姐了。又问,‘妹妹住在这里,还是天天来呢?’”(脂)“宝玉早向贾珍手里接过对牌来,强递与凤姐了。贾珍又问:‘妹妹还是住在这里,还是天天来呢?”(程乙)此处程乙本在“又问”之前加了主语,意思才清楚,否则会误会成宝玉问。程甲与程乙同。例二,第十六回,“我们二爷那脾气,油锅里的钱还要找出来花呢”(脂),“我们二爷那脾气,油锅里的钱还要出来花呢”(程乙)。“捞”字较“找”字更生动,程甲与程乙同。例三,七十四回抄检大观园的描写,对于晴雯、王善保家的、凤姐等人物的刻划,程乙本较脂本详尽生动,多出若干文字,如:“晴雯听了这话,越发火上浇油,便指着他(王善保家的)的脸说道:‘你说你是太太打发来的,我还是老太太打发来的呢!太太那边的人我也都见过,就只没见过你这么个有头有脸的大管事的奶奶!’凤姐见晴雯说话锋利尖酸,心中甚喜,却碍着邢夫人的脸,忙喝住晴雯。那王善保家的又羞又气,……”

    以上所举例子,以程甲本为底本的师大本,也都与程乙本同,兼有这些优长之处。

    第三点,也是最值得注意的一点,即以程甲本为底本的师大本,还保有不同于脂本也不同于程乙本的独特之处。此项情况较为复杂,放在下节专门讨论一下。

 

                                  

    这里, 还是得先举出若干例子,从比较中看看它的独特之点。

  例一(见第九回)

  

  贾菌……抱起书匣子来,照那边了去(脂)

    贾菌……抱起书箧子来, 照这边了来(甲)

    贾菌……抱起书箧子来, 照这边去(乙)

 

    例二(见第九回)

 

    东胡同子里璜大奶奶的侄儿(脂)

    东衙里璜大奶奶的侄儿(甲)

    东府里璜大奶奶的侄儿(乙)

 

    例三(见十三回)

  彼时合家皆知, 无不纳罕, 都有些疑心(脂)

    彼时合家皆知, 无不纳闷, 都有些疑心(甲)

    彼时合家皆知, 无不纳闷, 都有些伤心(乙)

 

    例四(见十四回)

  两边一色戳灯(脂)

  两边一色矗灯(甲)

  两边一色绰灯(乙)

  

    例五(见廿九回)

    只见贾珍贾蓉的妻子婆媳两个来了(脂)

    只见贾珍之妻尤氏和贾蓉续娶的媳妇婆媳两个来了(甲)

    只见贾珍之妻尤氏和贾蓉续娶的媳妇胡氏婆媳两个来了(乙)

 

  从以上第二、第三、第五例中,可以明显看出一种过渡的情况,即从脂本到程甲本已有所改动,至程乙本又作了更进一步的改动。有的在程甲本里已改错了,如“东胡同子”变为“东衙”,至程乙本更离谱,成了“东府”(东府即宁府,何来璜大奶奶?)有的在甲本仍保留有痕迹,如秦氏之死改“纳罕”为“纳闷”,却保留“都有些疑心”,乙本索性将“疑心”改为“伤心”;有的甲本已补足文意,如例五说明来者是贾蓉续娶的妻子,乙本更指实这续妻为胡氏(有的研究者认为据脂本别处旁证应为许氏)。总之,不论对改笔优劣的评价如何,其过渡的性质是看得很清楚的。

  但是,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在有的情况下并不一定是过渡形态,而很可能是别有所本。

上举第一、四两个例子,程甲本所用的字就比较独特,即以第一例而论,脂本作“抡”,乙本作“扔”,而程甲本作“揕”,没有理由说,“揕”字是“抡”和“扔”之间的过渡。而从文意看,闹学房时贾菌被激怒,抱起书箧照金荣这边揕了来,“揕”字不仅可通,而且准确。揕音镇(zhen),击刺之意,《史记·荆轲列传》“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索隐:“揕,谓以剑刺其胸也。”当然,不论是“抡”还是扔,都较“揕”通俗易懂,但“揕”字用在这里很恰切,词义亦有所本。即便撇开优劣不论,只少“揕”不会是从脂本的“抡”到乙本的“扔”之间的过渡形态,而像是别有所本。

    如果说上例不过一字之差,那么有的地方程甲本多出几句、甚至成段都不相同,就更不能以“过渡形态”来解释了。就如第二十一回,以庚辰本为底本的普及本作,“一语未了,只听凤姐声音进来,贾琏听见松了手,平儿刚起身,凤姐已走进来。”依程甲本的师大本作,“一语未了,只听凤姐声音进来,贾琏听见松了不是,抢又不是,只叫:‘好人,别叫他知道!’平儿才起身,凤姐已走进来。”多出的文字对于这段脂评谓之令贾琏和观者丧胆的惊天动地之文,实在是增色不少的。

    至于二十二回结尾,早期脂本文字中断,程本则有完整的结尾文字,不仅使宝玉、宝钗、黛玉都有谜,且谜的归属亦有所不同。这一版本上的重大差异人们都熟悉,为省篇幅,不再具引。

    其实,程甲本的这些独特之处,往往是有所本的,不能完全归结为后人的妄改。在脂本的序列中,程甲本与较晚的甲辰本最接近。甲辰本只八十回,附脂评,这与早期脂本同,但甲辰本已大量删改原文,并不用“石头记”命名,而以《红楼梦》命名,这又与早期脂本有了很大的差别。由于甲辰本为程高所本,向来不为版本研究家重视,其位置几居诸脂本之末。所以,各种脂本都先后影印以至排印出版,包括甲戌本、庚辰本、己卯本、戚本、梦稿本、蒙府本以至列藏本等,但普通读者却无由得见甲辰本。(甲辰本亦将出版)

    恰恰是甲辰本,往往具有较优的异文,梅节先生在《论红楼梦的版本系统》一文中对此曾有详实的论证,已经引起学术界的注意和探讨。在人们看不到甲辰本的情况下,如果有一个程甲本,也就会得到很大的便利,因为甲辰为程甲之所本。如果说此种本子的异文并非都属过渡性质而是别有渊源的话,那么对于弄清《红楼梦》的版本源流将是很有助益的。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即程甲本不仅消歇了半个多世纪而且有不可取代的价值,师大本具有填空补阙的作用。它以程甲本为底本,尽量保持其原貌,普通读者据此也可以对程甲本——甲辰本取得一定的发言权,对其与早期脂本和程乙本之间的异文作出自己独立的判断。

  

                          四

    相对于北师大校注本的版本而言,它的注释可以说是更具特色,下了更大功夫的。该书注释共约五千余条、48万字,不仅在数量上超过了目前通行的多种《红楼梦》普及本,而且在学术质量上亦达到了涵量丰富、功力深厚的地步。这正是长期积累、几番充实结出的果实。

    大体说来,该项注释有以下特点:一、收择词条详备丰富,而且注重从小说的内容出发,将有关的社会历史、朝章典制、风俗习尚方面的词、语以至句、段列为条目,从而扩大和发展了注释的功能;二、征引材料广泛翔实,不仅依据一般经、史、子、集,同时引入各种笔记史料、小说杂著,使得注释在具备科学性、准确性的同时,增强了知识性,开拓了读者的文化视野;三、注释的角度和方法因地制宜、切合实际,既讲求体例统一、用语精炼,亦不惜篇幅收列旁证备考之说,使注释不仅可附属于正文,亦具有一定独立阅读的价值。上述三者是相互联系的,既可从作品的性质看,亦可从读者的需要看;既包括内容,也包括方法。

    这样的概括自然未必全面也未见妥当,早在1985年,本书的主要注释者之一张俊同志便曾有长篇论文《红注刍议》发表(1985年《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第6期),可以看作是对此项工作的一个总结,提出了系统的有关红注的见解,进行了详细的论证,引用了注释中的大量例子。因此,本文不必要也不可能作全面的分析,只能顺着上述思路,从它所提供的广泛的文化背景材料和所采取的不拘一格的注释体例两个方面,略加申说。挂一漏万,在所不免。

 

                                         

    《红楼梦》是小说作品,红注不是解经,也不是注释古典诗文;《红楼梦》又是一部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作品,它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国古代尤其是清代的家庭、宗族、皇室、官场、科举、礼俗、以至世态人情、吃穿住行,对这一切完全陌生或所知甚少,很难走进小说的艺术世界,进行阅读、欣赏、研究、探讨。师大本的注释,在各个方面提供了尽可能多的材料,给人印证、启示、参考,从而在更高的层次上给阅读带来便利。这样的例子随处都有,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这里不妨从几条同主人公贾宝玉的“读书”相关的注释说起,诸如“杂学旁收(第八回)、“虚应故事”(第八回)、“钓名沽誉”(卅六回)、“八股”(七十三回)等。它们有一个共通之处,即不仅对其含义作了准确的释解,而且征引了若干材料帮助读者了解科举弊端和士林趋尚,从而使人对贾宝玉不喜读书厌恶仕进有更切实深入的体察。“杂学旁收”指宝玉爱好科举文章以外的诗词曲赋小说等其它学问,接着列出了三种材料:清·刘禺生《世载堂杂记》“当科举盛行之时,其它诗文谓之杂学。”清·章学诚《答沈枫墀论学》“自雍正初至乾隆十年许,学士又以《四书》文相为矜尚。仆年十五六时,犹闻老生宿儒自尊所业,至目通经服古谓之‘杂学’,诗古文辞谓之‘杂作’;士不工《四书》文不得为通。”清·袁枚《随园诗话》:“余幼时, ……除《四书》、《五经》外,不知诗为何物。”“虚应故事”条在解释词义后,引《清朝文献通考》所载乾隆上谕:“国家设制科取士,首重在四书文,盖以六经精微,尽于四子书。设非读书明理,而欲握管挥毫,发先圣之义蕴,不大相径庭耶?”并引清·黄中坚《制科策》:“于是士皆尽力于八股,而其他但取办于临时,以应故事。”这些材料对于读懂正文中贾政教训宝玉“什么《诗经》古文,一概不用虚应故事,只是先把《四书》一齐讲明背熟,是最要紧的”,很有帮助。在当时的社会条件和文化背景之下,身为严父的贾政如此教子实属必然。而在贾宝玉这一面,他的喜好杂学旁收、厌恶沽名钓誉也不是孤立的现象。桐城名家方苞曾言,“余尝谓害教化、败人材者,无过于科举,而制艺则又甚矣。盖自科举兴而出入于其间者,非汲汲于利,则汲汲于名者也。”又说,“今世之为时文者,其用意尤苟以为此以取名致官而已”。这些言论均纳人“钓名沽誉”条注文中,以见出贾宝玉的异端思想,并非凭空而生。至于“八股”一条,除去对这种文体的来源、程式作了详尽解释外,更征引了《满清稗史·满清兴亡史》的材料来说明八股取士在清代尤其是清初文化政策中的特殊重要性,“玄烨(康熙)在位六十一年间,虽外讨内绥,兵威甚盛,然亦知汉族之不可以武治也,乃用儒术以束缚之,…….采鄂尔泰奏议,取士复用八股,以牢笼志士,驱策英才。自是以后,汉族始安,帝业始固。”此类材料,使读者对清代的文化政策、科学制度,以及由此形成的时尚学风和士大夫心态有所了解,有助于认识主人公贾宝玉的思想性格。

    再就小说描写的重大情节而言,也可看出注释的功力。省亲盛举虽系作家虚构,却不能没有生活的依据。元春在那鲜花着锦的喜庆之日,说出了“送我到那不得见人的去处”这样的悲凉之语。注释者专为此语领起的一段设了一个条目,引用若干材料说明禁例之严、离别之苦。“选妃以内务府三旗中小妞妞为多……各旗妞妞均乘骡车,黎明即至,获选者,汇送内务府大臣拣选,送人宫中,奏请太后皇帝亲自甄拔,获选者之父母兄妹,辄揽啜泣,以他日之不易谋面也。(《清稗类钞·礼制》)“有清一代,帝室近亲,绝少宫庭燕闲之乐,天子之尊严,诸王之觳觫,较之历代史书,亲属间君臣之希阔特甚。此亦一代之特色”(孟森《八旗制度考实》)。作注当然不是为了坐实小说的情节,但提供参考,印证,丰富历史知识,扩大生活视野,对于领略小说中精湛深刻的艺术描写,益莫大焉!

 

                                     

    以上是就主要人物和重大情节举例言之,实际上,《红楼梦》反映的社会生活十分广阔,注释者力求在各个方面提供相应的材料,帮助读者开掘小说丰富的文化内涵。这里,再就社会生活的若干层面,略举数端,以窥全豹。

  小说中同封建官僚政治和官场陋习相关的描写,是注释者着意出条、用力甚多的地方。诸如“小沙弥说护官符一段”(第四回)、“抄没家私”(七十五回)、“送鲜”(第七回)、“归田”(十七回)等。第四回的护官符,历来为评者“着眼”,揭明“为政不得罪于巨室”的作官要诀。该条注文更以《东华录》中雍正皇帝也承认“向来地方官,多有欲借乡绅之游扬,则交结乡绅而欺凌百姓”,见出“护官符”不仅“各省皆然”,且已上达“天听”,实为封建官僚政治之锢弊。第十七回贾政视察大观园,至稻香村勾起“归农”之想,人们读到这里也许一掠而过,有心的注者在此加了注解,并引袁枚《随园诗话》,“士大夫热中贪仕,原无足讳,而往往满口说归,竟成习气,可厌。”袁枚的大实话说出了“归农”的虚伪,贾政身在官场,不免染上此种习气。第七回“送鲜”注文中所录清诗《进鲜行》,对官吏贵族向皇宫奉送时鲜食品的张扬扰民,有生动的写照,“江南四月桃花水,鲥鱼腥风满江起。朱书檄下如火催……官吏未饱民受鞭”“马伤人死何足论,只求好鱼呈至尊。”正文中“甄家年下送鲜的船”不过顺笔带到,读了这条注文,更可增加感性的认识。清代抄家之凤盛炽,在“抄没家私”一条中提供了有关的史料作为印证和参考。除去人们熟悉的雍正曾自供“朕即位以来,外间流言,有谓朕好抄没人之家产者”外,还举出乾隆时,抄没大臣如国泰、王亶望、伍纳拉等资产,“动至数十百万之多,为他代所罕睹”。抄家在那个社会历史环境中,的确是仕途荣枯、宦海沉浮的重大转折,也是作家个人生活经历中的巨大变故,小说中对于甄贾二府被抄的构思和描写,是有充分生活依据和历史依据的。

  贾府奴仆成群、等级分明,有关主奴关系、奴隶买卖的描写不少。这方面的注释以清代的法律、专著、笔记等为读者提供背景材料和感性知识,这对于理解小说中的人物关系是十分必要的。诸如“家生子儿”(十九回)、“卖倒的死契”(十九回)、“宝玉不认得小红一段”(二十四回)、“咱们家只知买人”数句(八十回)等条,均属此例。奴仆在主家所生子,俗谓家生子,《大清律》规定家生子“世世子孙,永远服役,婚配俱由家主”。今天的读者难以想象,不仅帝位、官爵世袭,连奴隶都“世袭”。可知象鸳鸯这样的丫环,侭管贾母宠信,上下爱重,然而终究是“家生女儿”,再有体面也没有人身的自由。至于小红既是宝玉房中丫环,怎么宝玉会不认得呢。侭管从正文描写也可以明白,原来小红没有在宝玉跟前递茶倒水的机会,无由亲近;注者之所以还要在此出一条目,是因为有一些颇为贴切的材料可以助读。如谓乾隆时权臣和坤家有“仆役六百零六人,姬妾六百人”(由《清朝野史大观》转引)盐商张氏“左右执事,类皆绮罗俊童,……其服役堂前而主人终世茫然者,不知凡几。”(清·黄均宰《金壶浪墨》)以贾府之显贵,婢仆众多,致使宝玉茫然,自不足为奇。清代达官贵人以拥有奴仆多寡为门第高低之标志,“仆从多寡,不以所司繁简而论,均以职分尊卑而定,以示等威也。(清·福格《听雨丛谈》)“‘元朝北人,女使必得高丽,家僮必得黑厮,不如此谓之不成仕宦。’今旗下贵家,必买臊鞑子小口,以多为胜,竞相夸耀。男口至五十金,女口倍之。按所云黑厮,或即昆仑奴之类,清初亦有蓄之者。”(转引自邓之诚《骨董续记》)可见,八十回中宝钗所谓“咱们家只知买人,并不知卖人之说”,固然是为了阻止薛姨妈气头上欲卖香菱之举,实际上也反映了以奴仆多为荣的心理。此项材料,对脂本六十三回中为芳宫改番名改男妆一段,也有参考价值。

    小说中涉及的一些经济细节,注释也提供了尽可能详实的背景材料。凤姐放债的“利银”(十一回),正是高利贷剥削所得的利钱,注文引述康熙初年“京师坊市豪势多以私钱牟重息,有印子、坠子、抟子之目,贫农称贷者不胜其苦”(见《成案所见集》);乾隆八年,查抄贵族那亲保时,有“放债文约共四百四十张,约计银共五万二千八百七十九两零。虽写‘三分起息’字样,但于未借之前,则有成色戥头克扣规礼,既借之后,又复折算堆积,以利作本,种种刁难,不可悉数,……被害之人,畏其豪强,隐忍受其鱼肉。”(《清内务府档案抄件》)足见凤姐私下放债牟利不仅苛重,而且违例,成为抄家致祸的因由之一。再如“清钱”(十八回)是相对于毛钱而言,为清一色的制钱,成色好,体量足,为本朝官局所铸,这种货币知识,也是需要了解的,可以明白“清钱”为什么能列在贵妃的赏赐单子中。至于“刘姥姥算螃蟹账一段”,历来为人注目、多有论及,注释中确实算了一笔账,证实当年一个四、五口之家,每月以一石二斗至一石五斗计,全年需十五石至十八石米,按当年米价,正合贾府一顿螃蟹宴的“二十多两银子”之数。注文为小说的艺术描写提供了一个切实的生活参照系数。

    文学作品写人、写社会的人,一切与人的活动相关的方面,包括衣、食、住、行、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哲学的、宗教的、民俗的、艺术的,......都是作品的文化内涵。要为《红楼梦》这样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式的作品提供文化背景,诚非易事。现在这项注释已经做得相当周到相当丰富了。我们不必在每一方面都举出例子,读者完全可以从阅读中去一一体察。

 

                                        

    本书注释在方法上也很有特点和新意, 应当单独提出来加以评说。除去传统注释中那些科学的、基本的要求在本书注释中得到了充分的尊重和贯彻而外, 还有如下几点值得重视。

    首先是选词出条有极大的灵活性, 多寡长短不拘, 加注的对象可以是一个字、一个词、一个短语,也可以是一句、几句以至一段。对字、词、语作注是习见的. 而以一个意象以至一段描写为单位来作注释,则是小说或像《红楼梦》这样的小说所特有的了。这种情形在上文所举的例子中已经遇到了,如“小沙弥说护官符一段”、“送到那不得见人的去处一段”、“宝玉不认得小红一段”均属此例。这里还可以举出三十二回的“把印也丢了”条,这条注文除去解释“印”为何物外,着重说明“印”和“官”的密切关系,所谓“官不离印”,并引出《大清律例》对官吏丢失印信者徒杖革职的惩罚条文。而贾宝玉却认为“丢了印平常,若丢了这个(金麒麟),我就该死了”。可见,注释“丢印”比单纯注“印”要深入、有针对性,这是从人物个性出发、从小说实际出发的。又如注释中词头最长的大约是四十三回的“年高伏侍过父母的家人,比年轻的主子还有体面”条, 注文中说明这是一种满族敬老的淳风,亦使读者对贾府主奴关系的一个侧面有所体察。至于上文述及的为“××一段”作注释的地方,常常是小说重要的、值得着意开掘的情节或细节,不以“段”设条则会受到拘约和限制,不能放手引用有关的材料和作出切当的解释。可见,出条设目的灵活性对于扩大注释的容量、增强注释的功能关系重大。与之相应,注释的篇幅也就有了很大的伸缩性,可长可短,依条目的难易和材料的多寡量体裁衣、长短不拘。

    其次,引用材料有相当的自由度,除去经、史、子、集的有关材料外,引进了数量可观的笔记、杂著、野史、小说等等。只要有助于诠释小说内容,或可资旁证、参照的材料,不拘其出自何书,都加以摘取录用。这也是不拘泥于成规的创新,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比方注释者熟悉并看重与《红楼梦》同时期的明清各种小说,以小说注疏小说,不但可行,而且格外生动贴切。兹举几例,第六回“通房丫头”条,注文引清·随缘下士《林兰香》,“宿秀笑道,‘通房就是妾的别名,因为无有描眉梳鬓,无有育女生男,故叫作通房。’……宿秀道:‘罢罢,作通房的人,浅了不是,深了又不是,又要得主公的心,又要得主母的心,真真难难。’”又如二十四回“帮衬”条,引《醒世恒言·卖油郎独占花魁》,“帮者,如鞋之有帮,衬者,如衣之有衬。但凡做小娘的,有一分所长,得人衬贴,就当十分。若有短处, 曲意替他遮护,更兼低声下气,送暖偷寒,逢其所喜,避其所讳,以情度情,岂有不爱之理?这叫做帮衬。”再如七十一回“歇中台”条,谓旧时演戏,演到中间需要暂歇,称为“中间煞锣”或“歇中台”,引《红楼梦补》第二十五回,“各处戏文,煞了中台,不多时,重又排场。”以上几例,都有生动贴切的优点,读者很容易从所引小说语句中体会各该词语的准确含义和用法。当然,引入小说要对榫、恰到好处,否则易滥。有的词语,其涵义没有很明确的界定,或在流传过程中词义有演化,这样在注释中就更需要引用多种材料来帮助读者掌握和体会。如第一回“风流冤家”中的“冤家”一词,原为佛教用语,注文在引《五灯会元》指明语源后,又从《坚瓠丁集》转引《烟花记》谓“冤家之说有六, 情深意浓,彼此牵系,宁有死耳,不怀异心,所谓冤家者一也;两情相系,阻隔万端,心想魂飞,寝食俱废, 所谓冤家者二也;长亭短亭,临歧分袂,黯然销魂,悲泣良苦,所谓冤家者三也;山遥水远,鱼雁无凭,梦寝相思,柔肠寸断,所谓冤家者四也;怜新弃旧,辜恩负义,恨切惆怅,怨深刻骨,所谓冤家者五也;一生一死,触景悲伤,抱恨成疾,迨与俱逝,所谓冤家者六也。”“冤家”一词,早已由佛语演化为民间常用的熟语,在《红楼梦》中也不止一次地出现,此处所引“六说”有助于读者体会这一词语丰富复杂的涵义,较之干巴巴的解释有味得多。整个注释中引用笔记杂著、小说诗文的数量很多,例子不胜枚举。这样做对于注释《红楼梦》不仅允许,而且必要。它大大地丰富了注释的内容,拓宽了读者的文化视野,而且增强了注释本身的可读性。

    再次,在吸收前人的成果方面,本书注释也是做得比较充分的。这里仅举一个方面的例子便可说明。旧红学评点派许多有价值的见解已为人们重视,也为注家所吸收,但一般情况下往往只重脂评,本书注释在重视脂评的同时还能及于其他,比如近人王瀣批语便较多地被引用。兹举二例,第二回“身边”条引王瀣批云“廖莹中《江行杂录》:京都中下之户,生女长成,则随其姿质教以艺业,名目不一,有所谓身边人、本事人、供过人、针线人、堂前人、剧杂人、拆洗人,以厨娘最为下色,云云。身边二字,疑作者本此。”四十六回“尴尬”条引王淦批云“按《说文》,不正也。又,《集韵》,行不进也。以不正之人而行不能进之事,此处盖兼两义言之,可谓切矣。”这里,对“身边人”之所本和对“尴尬人”(指邢夫人)的解释,都很可取。过去的评家离《红楼梦》时代较为切近,他们对小说的理解和提供的背景材料都有切近可取之处。经过辨别、选择,在注释中适当地加以汲取,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正如前文所言,本书注释达到现在这样的规模和质量,正是长期积累、几番更易充实的结果。这里所说的积累,包含两方面的意思,一是指时间上的,这项工作始于1974年,而且经过了不止一代人的努力,当年参加此项工作为之付出了辛劳的李长之、王汝弼先生已经故去,而工作不仅继续,还结出了丰硕的成果。另一方面是指锲而不舍、集腋成裘的精神,注释工作最需要“有心人”,许多材料往往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只有时时在心、处处留意,才可能将零散的不为人注目而又恰恰为注释所需的材料收集起来。张俊同志自始至终参加此项工作,用力最多,在长期的教学和研究过程中,广泛涉猎、随时留意,对注释的不断充实和最后定稿,作出了贡献。

     由于《红楼梦》独特的文化品格,即涵量丰富、表现精萃,使之在中国文学史和文化史上有一种集大成的丰姿,而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又往往希望通过这个“窗口”来了解中华文化。也就是说,不论是就时间还是空间而言,《红楼梦》都成了一个文化的“热点”。北师大本的注释在帮助读者领略《红楼梦》丰富的文化内涵方面做了十分有益的工作。本文较多地从这方面着眼来看注释的优长,很可能忽略了其他。好在该书已经发行,广大读者将会从中受益并从自身的角度出发,来表达对校注者和出版者的敬意。

(写于1989年3月,原载《红楼梦学刊》1989年第3辑第261-278页,收入台湾版《红楼梦会心录》

 

    附记:北师大版《红楼梦初版于1987年底,十年后的1998年,中华书局将其列为四大民著的聚珍本重印,新世纪以来听说又有重印,足见起影响。本问写于得读此本之初的廿余年前,或仍可有助读者认识师大本的优长。                              20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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