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知识的传播与普及在科学传播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就像第八次公众科学素养调查显示的那样，大众媒体是公众获取科技知识和信息的最重要渠道。而我们通常所说的公众科学素养包括“四科两能力”，那么除去从大众媒体获取科技知识外，其他的“三科”既科学态度、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又是如何培养的呢？

斯穆特说过“并不是拥有了某些知识就能改变生活，而是当这些知识和技术组合在一起形成整体时，就能变成可用的东西；基础研究逐步深入，会在意想不到的领域发挥不可思议的作用。”虽然他的话语并没有直接涉及科学态度、方法和精神，但是仅仅谈论知识和科技本身的进展，而不涉及科技的社会影响、科学家的社会责任，更不讨论科技的伦理问题，恰恰说明了这才更是我们需要关注的层面。因为一些新的研究观点认为，公众关注科学时，并不一定会关心科学知识本身，而是更加关切科学的社会影响、与自身生活的关联。

近400年的近代科学发展让我们知晓了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在引导人类摆脱愚昧、克服迷信于教条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而科学知识的普及更大层面上是正规教育的一个使命。学生在教室里习得科学知识并运用于日常生活，逐步培养自己的科学态度、方法和精神。走出“象牙塔”的莘莘学子具有的不仅是丰富的科学知识，更应该具有科学态度、方法和精神。因为知识总是在不断地更新，而科学态度、方法和精神则是受用终身的。

科学家是科学知识、态度、方法和精神的生产者，同时也是传播者，但是科学家要借助于媒体才能更广发地传播科学。广大媒体要把科学家生产的科学转述为适合公众理解能力的信息，再传播给公众，但是在进行传播的时候，知识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而关于科学态度、方法和精神的传播则成为短板，因而木桶理论的实际效果便呈现出来。我们常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如果把这句话搬到科学传播领域中来，那么“鱼”就是知识，而“渔”则是科学态度、方法和精神。为什么我们热衷于“授人以鱼”，既传播内容集中于知识普及、成就宣传层面，而忽视了“授人以渔”呢？我个人的观点是“鱼”较为容易，而“渔”则相对复杂，特别是科学态度、方法和精神有时候是无形的，是潜移默化的，其效果自然不会是立竿见影的。科学精神从现实引向人为、从自然引向人性、从具体引向抽象。兴趣是科学精神的情感基础，问题意识则是科学精神的特征，因而有人把科学精神说成是科学的精神气质。而这些科学态度、方法和精神又与广大公众的日常生活交织在一起，所以公众的需求也不单单是科学知识的获取，更多的是关注于人文生活，精神文化以及参政议政，而传播也不再单纯地以公众没完没了地学习各类科学知识为主要目标，更重要地是让公众学会如何去辨别、思索、质疑和探究。

 科学知识的传播不是不需要，但如果它在科学传播中的比重过大则有失偏颇，科学态度、方法和精神的传播以及培养的重要性要大过纯粹的知识传播与普及。因为知识是海洋不可能穷尽，而掌握了基本的科学态度、方法和精神则更有利于人们去辨别是非，科学地生活。除去上面所说的原因，科学态度、方法和精神传播与普及的重视程度不高还有另外的一个因素，那就是进行传播媒体在一定程度上也欠缺需要的科学态度、方法和精神。因而不太愿意去碰触这些无形的科学，甚至没有兴趣去碰触，科普许多媒体的科技传播就陷入“应景式”与“任务型”。

 和科学知识的普及比起来，科学态度、方法和精神的普及相对更重要一些，在传播科学知识的同时，更要注重科学态度、方法和精神的培养与树立，摆脱单纯的科学知识普及，让广大公众更多地知晓科学技术与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文化，这样他们才会“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

注:本文已投《学习时报》，尚无回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