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大学传承于北平师范大学与北平大学的文理科师资
姚 远
一、传承于北平师范大学文理科师资基础
西北大学京源的师资传承既有永留西北的北平大学，也有传承自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的文理科师资元素。
北师大1982年出版的校史记载：在抗战时期，两校隔街同处城固，“文、理、教育和各科学生的宿舍、教室、图书馆都是与西北大学合用的，长时期西大、西师相关学科及其课程是合班讲授”，教师“大多数始终是在西大、西师互相兼课”。西北大学百余年来在学科建设上取得的这些成绩，追根溯源，大多源于西北联大时期或其前身时期，故有“学源于京，地缘于陕”的说法。比如，中国古地理学的改造、接收南海诸岛、划定国界十一段线这些成就，其实均传承于西北联大、北平师大地理系的基础工作和师资：1936年在《中华建设新图》中收录《中国南海各岛屿图》时描画和注释U型南海断续线雏形的白眉初毕业于河北师范大学前身的北洋师范学堂，复任北平师范大学历史地理部教授和史地系主任；1946年接收南海诸岛、主持南海主要岛屿实地测量、负责南海岛屿国界划定和命名岛屿名称的郑资约，1930年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1947年主持西沙、南沙群岛范围及主权之确定与公布会议的国民政府内政部方域司司长傅角今，192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而郑资约、傅角今先后自1937年、1950年均到了西安，任西北大学地理系教授、系主任。郑资约在其《南海诸岛地理志略》出版后第一时间将书送给了他的地图测量学老师、北平师范大学地理系前系主任刘玉峰教授，可见不忘师承。没有这种积累和传承，国民政府也不可能将如此重大的任务交给西北大学地理系。
1955年至1956年，仿北师大数学楼建成的北京师范大学西安分校（建成2年后改为陕西师范学院），与国立西北大学师范学院一并改为西安师范学院，成为今陕西师范大学、汉中师范学院（今陕西理工大学）的前身之一。这既表明两校、两地源远流长的协作关系，也表明西北联大“分而有合”、长期协作的史实。
图1 北平大学校徽
二、传承于北平大学的文理科师资基础
截止到1936年，国立北平大学全校教职员共有671名（其中职员304人，教员367人）[1]。由于职员简历难以考证，故难以统计，经对教员的粗略统计：北平大学教员赴陕任教于西安临时大学者113人，约占西安临时大学教员总数254人的44%，接近半数；到西北联大时增至156人，约占西北联大教员总数354人（工、农两院教员以1938年1月的数据为准）的44%，仍接近半数。1938年7月工、农两院独立设置后，西北联大教员总数减至212人，出自北平大学的教员数量则超过70%以上。截至1936年，北平大学五大学院包括前法学院、前商学院和前艺术学院，共毕业学生3 139人（男生2 519人，女生620人）。1937年迁陕前的在校生，亦即西安临大—西北联大的潜在在校生为1 342人（男生960人，女生382人）。
其中：女子文理学院在北平时全院教职员计有129人，赴陕22人，到西北联大时期增至34人，截至1937年迁陕前，在院学生313人，全部为女生；法商学院在北平时全院教职员计有109人，赴陕14人，到西北联大时期增至52人，截至1937年迁陕前，在院学生384人（男生368人，女生16人）；工学院在北平时全院教职员计有94人，毕业学生579人，至迁陕前在校生有271人（男生255人，女生7人）；农学院在北平时全院教职员计有116人，截至1937年迁陕前有在校生240人（男生232人，女生8人）；医学院在北平时全院教职员计有166人，毕业学生259人，在校学生124人（男生105人，女生19人）。据《西北大学学人谱》，在1946年迁回西安现址办学后至50年代初的教授先后有210人，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的教授或毕业生有110人，占总数的52%，其中北平大学的教授或毕业生占到48%以上。[2]1946年5月，国立西北医学院并入国立西北大学和1949年8月陕西省立医学专门学校并入国立西北大学，以及2019年教育部批准西北大学恢复医学院，表明对西北联大医学院—北平大学医学院血脉的再传承，也使国立西北大学直接继承了国立北平大学昔日五个学院中的三个学院，更接近于昔日在北平的规模，从而更进一步强化了国立西北大学全面传承国立北平大学的史实。正是由于西北大学“学源于京”“地缘于陕”的完美合一，构成了两源合流的强劲势态，流离此地的京源得一安身之地，奄奄一息的陕源复得借势重生，以共树“国立西北大学”旗号而归于一统。
图2 北平大学大礼堂
三、北平大学校长徐诵明和西北大学校长侯外庐
北平大学校长、西安临大—西北联大常委徐诵明无愧为西北高等教育之父，是连接北平大学、西安临大、西北联大和国立西北大学等西北国立五校以及所有后继院校最为关键的一位人物。他最早表述西北联大在大西北展布的战略思想，也是实施和实现西北高等教育历史性转折最关键的人物之一，是他将国立北平大学整建制地带到了陕西，并将其文理学院、法商学院、工学院、农学院、医学院全部留在西北，构成了西北高等教育体系的核心要素。他作为曾担任五所高校校长的资深教育家，其教育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他强调“复兴民族之基础在于教育”；“西北联合大学尤负西北文化重责”；“任何学校所在地,均当与文化中心及经济中心发生迅速联络”他提出“不一定非要拿起枪杆子上战场”和“以所学救国”的著名主张。他亲任南迁大队长随队翻越秦岭，担任陕西省各界抗敌后援会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支会主任委员，首倡全校祭扫博望侯张骞墓，宣誓“民族气节，上薄云天”“民族英雄，永垂不朽”“值兹抗战，效法恐后”。他最早表述西北联大的抗战精神，提出敌人的野心“不仅在占领我土地，屠戮我人民，而在毁灭我五千年文化与夫民族独立自强之精神”，因此必须“激扬民族精神”，“外以军事训练劳其筋骨，内以精神食粮充其肠胃，进则为国家民族杀敌”[1]，树立“名城可陷，阵线可毁，而全民族抗战到底之共同意志，永不可夺”的坚强意志，“以血肉体躯筑成堡垒，前仆后继，有死无退”“救亡图存，高于一切，学术研究，岂有他途”，唯有“在后方研究科学、增强抗战力量”。[2] 在新中国时期，徐诵明在北京的家成为北平大学、西北大学校友聚会之处，并在1985年3月31日与侯外庐一起出席西北大学北京校友会成立大会，一起出任名誉会长。
图3 国立北平大学校长徐诵明题写的《国立北平大学一览》
1950年1月23日，西北军政委员会致电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建议任命侯外庐出长西北大学，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于1950年3月10日予以正式任命。这使侯外庐成为连接北平大学与西北大学的重要人物之一。他曾在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前身北京法政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学习，后留法在巴黎旅欧支部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任北平大学法学院（法商学院前身）教授，兼任北平师范大学教授，次年2月，被捕入狱，1933年8月被保释出狱。在此期间的1932年，与王思华合译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一分册（第一至七章）由生活书店出版，1936年第一卷合订本出版。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在山西、西安等地从事著译活动，曾在西安临大法商学院陈建晨讲师、沈志远教授主办的《大团结》杂志1938年第4期发表《中国统一战线的历史认识及其前途》一文，并曾应西安临大地下党支部的邀请到临大进行时局与政治形势的演讲。在1950年7月13日他就任西北大学校长的演讲，即表示西北大学与北平大学和北平师范大学有传承关系：“我曾在北平大学和北师大上学 ,1932年至 1933年又在这两所大学任教 , 因为宣传抗日,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入狱,当时称为“许(德珩 )侯 (外庐)马(哲民)事件”,两校师生对我极力营救,所以我对西北大学有特殊的感情”。他在任内提出“新三风”，严格治校，继续中国思想史研究，并逐渐形成以“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宗旨”[3]、“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学术民族化高度统一的学术道路”为特征的“侯外庐学派”，以“《宋明理学史》的编著和出版,客观上标志着侯外庐学派顺利完成了从侯外庐为核心的第一代到张岂之为核心的第二代的传承与发展”[4] ，从而带动和奠定了中国思想史、考古学、历史学、中东国别史、西北民族史等优势学科。这与侯外庐传承平大、师大学风，千方百计地从平津及全国各地延揽陈登原、陈直、马长寿等史学名家有着重要的关联。侯外庐与西北大学感情深厚，死后将一部分骨灰葬于西北大学，并设立了相关奖励基金。
[1] 徐诵明.集训专号发刊词[J].西北联大校刊,1939(12).
[2] 国立西安临时大学全体教职员“拥护贯彻抗敌大计”的电报[J].西安临时大学校刊,1937(3).
[3] 吴光.侯外庐学派的治学特色[N].北京日报，2013-05-13//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人民网.[2019-09-15] 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3/0513/c40531-21461074.html
[4] 杜运辉.张岂之与侯外庐学派[J].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6）：1-10.
[1] 国立北平大学一览[M].北平：国立北平大学出版委员会，1936.
[2] 郭立宏. 西北联大—西北大学一流史地学科的建设、传承与启示，在第五届西北联大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论坛开幕式上的讲话，2016（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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