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以后，德国人才极度缺乏。全国中小学几乎找不到一个合格的教师，以至于德国大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主要培养中小学教师。大学生毕业后就去中学任教，剩下一部分继续读直到博士毕业，留在大学任教。由于战后经济困难，加之后来冷战的政治对立，很多优秀人才源源不断流向英美。长期以来，德国政府不得不想方设法留住国内的人才，并从国外引进优秀人才，这一行为持续到今天。 

研究昆虫行为的人可能对Randolf Menzel 并不陌生。Menzel 毕业于图宾根大学和法兰克福大学，后来于达姆斯塔特大学任教。几年后他辞去教职，到澳大利亚去寻找机会。他在回忆录中称，当他刚刚找到教职后，德国驻澳大利亚大使便找到他，央求他回德国任教，并承诺给他一个教授的席位。在此期间，好几所美国大学也向他抛出了橄榄枝，包括著名的普林斯顿大学。Menzel思考再三选择了回到德国，并在新建不久的柏林自由大学做教授。回到柏林自由大学后，Menzel就后悔了。因为在美国占领区由美国支持建立起来的柏林自由大学的学生表现令他一点也不满意。70年代到80年代之间，他惊讶地发现与其他国家的学生相比，自由大学几乎没有学生对科学感兴趣。他们每天不想上课，甚至不想考试，更不用说谁会参加科学讨论，谁会做科学研究了。这种情况在80年代后才有所好转。以至于Menzel在他的回忆文章中毫不掩饰写到：“早知道如此，我还该去普林斯顿大学。” 

去年的诺贝尔生理学奖获得者之一德裔科学家Thomas Sudhof在一段衣锦还乡的演讲之后，被柏林卫生研究所聘为Visiting Fellow，并在柏林建立实验室招收研究生，但不用申请经费。因为实验室每年有固定的经费维持，据称年经费可资助两个年轻的科学家。而Sudholf每年只需在柏林工作三个月。而德国外国人管理局还为本已放弃德国国籍的Sudhof立刻发放了一本德国护照。 

但是一些德国人包括我们老板对此并不买帐，他们除了调侃他家孩子的年龄分布在6岁到26岁以及他德国口音的英语以及美国口音的德语之外，还认为支持一个学术生涯几乎走到尽头的诺奖获得者不划算。他们认为，那个钱还不如支持有学术潜力的年轻人。诺贝尔奖获得者他的获奖成果都是在他们年轻的时候就做出来了。因此他们认为大学应该着力地发掘培养一些有学术潜力的年轻人。老板说：“为什么斯坦福大学那么多获得诺贝尔奖的人？是因为斯坦福大学能在这些人年轻的时候还没获奖的时候就把他们招进来，因为斯坦福能看到他们的潜力。”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无论多高的薪水聘请一个已获奖的科学家都买不回来这个科学家的归属感，而聘请的机构也总会有一种借鸡生蛋的感觉。 

反观中国的现状，学校浮躁的风气和70、80年代的柏林自由大学可能相差不远，尽管我们的社会背景有所不同。浮躁的风气不仅会影响到教授的个人学术生涯，当然也会影响到整个学校乃至国家的学术发展。如果Menzel当年去了普林斯顿，他的学术影响力以及学术成就可能比现在要好得多。 

再回到支持年轻人还是支持功成名就的人的问题。窃以为名师出高徒运用在学术界是成立的。很多诺贝尔奖获得者都培养了后来的诺奖获得者。Sudhof的博士后老板也是诺奖获得者。这样的例子还很多。其实支持功成名就的人，同时也是在支持年轻人。功成名就的人能够招到有潜力的年轻人，并有能力将其培养成才。这是一个漫长的循环。 

而对我们来说，如何创造一个能够使这个循环良好地运行的环境才是最艰难的事情。

Sudhof两任妻子和六个子女

Sudhof（左）2014年在柏林自由大学发表演讲，右边是该校著名神经科学教授Stephan Sigrist，一个勤奋的科学家。 

以上图片来源于Sudhof的演讲：http://www.fu-berlin.de/campusleben/videos/2014/201401-suedhof/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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