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中世纪大学关注对神学的注释和解释，因而神学家成为各个学科最为出众的人群；18世纪，德意志改革型大学兴起之后，对于古典文学和文字的研究成为新兴哲学院的学科基础，神学教授的位置受到了挑战；在工业革命开展之后，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经济学、法学、工程类学科开始展现出它们可怕的力量。大学的教职变为国家竞争的场所，优秀的学者称为各个民族国家争抢的对象。对于他们的评价大都是以原创性的学术成果或者是著名的著作来进行的，没有学术潜力和证明这种潜力的人，不适合在大学生态圈里发展。这些评价一方面是平等的同行评议的结果，另一方面行政的力量也加入进来。但是总体来讲，没有出色学术成绩的人是很难保有教职的。
中国自有高等教育机构以来，教师的地位就是低于学校的管理者的，不管他们是祭酒、总长、校长还是院长抑或书记，这种不平等的被置于被评价者地位的教师没有形成有效的同行评议系统，因为他们的地位是上面给的，不是平等的通过自己的学术成果获得的，而上面的人又是上面的看不见的行为者来决定的。所以这种惟上是从的制度下，学术的发展很难会按照学术本身的规律发展。
在各个国家都比较强调学术产出的背景下，中国的学术管理者也面临着一种自己都无法抗拒的绩效压力。一方面，大学选人的门槛很低，很多人进入学术系统之后，并没有做出相应的学术绩效；另一方面，大学的中层学术研究者没有流动的机制，劣币驱逐良币的事情司空见惯。这样大学管理者挥起了绩效管理的大棒，那个人绩效不合格，或者产出不够就得接受温柔的棒喝，或降岗或转岗，但是解除教师职务的可能性不大。另一方面大学管理者对于自己的绩效考核就不是那么认真了，他们天然地是大学的主人，大学为他们而存在，所以这个大棒是向教学者和研究者挥舞的，不可能挥向自己，哪怕是他们这个群体的最底层的执行者。
欧洲、美国的教职是为了让有学术潜力的人安心坐自己认为该做的事情，大学管理者是服务者的角色，大学的研究内容和方向是由基金会和教授的博弈中产生的；中国目前的教师制度是迎合官僚制的，管理者决定了研究的内容和方向，并评估产出，既是是教授博导的地位也是不稳定的，因为它产生于上面的评估和恩赐，而不是学术评议的结果。所谓学术自由，仅仅是学术资本主义的自由，不迎合这种发展的人不仅仅享受不到西方意义上的学术自由，甚至连自己的岗位都可能失去,学术发展的保障岌岌可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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