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指一挥间，五四运动到今天已经整整89个年头过去了，对于五四我们还能说些什么？好象该说的都已说过。五四作为上个世纪的最后一个宏大叙事，被人们有意或无意地消解了，也许，五四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已经日渐虚化为一个远去的空谷绝唱和灵魂消陨的祭祀符号，诉说着一个古老帝国并不遥远的传说。毋庸讳言，五四早已经死了！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判断，是基于如下两个理由，其一，倡导五四的先贤们都已经故去，就如同战士们都从战场撤出，战斗自然宣告结束，至于胜负自有后人评说，因此，今天所有关于五四的阐释都是后来者建构的。其二，五四的理念自提出之日起就从来没有完全实现过，由于历史的诡秘运行，它也从来没有真正的衣钵传人。基于这种尴尬的现实，今天该如何重新诠释五四的话题？

熟悉近现代史的人们不难发现，在当时那样的世纪危局背景下，五四运动能够发生简直是人类的奇迹，那些已经留在历史典章中的名字对于沉闷的中国来说无异于横空出世般的启明或者干脆说就是照耀。我们可以把五四先哲们留下的宣言，视做一份对所有未来时代人们的永恒契约。构成这份契约的两个基本要素就是：科学与民主，这两个要素被时人戏称为赛先生与德先生。先贤们期望用这种理念来拯救沉沦中的古老帝国，虽然今天看来，五四先哲们提出的目标远没有完成，但这丝毫不影响我们把这份理念看成是已经死去的五四留给今人的一份庄严的遗嘱，更是需要我们这个民族坚决履行的一份精神契约。

在笔者看来，这份契约在当时能够横空出世，就在于它成功地解决了困扰那个时代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体”、“用”之争的理论难题。民国初年的这些天才般的大师们，以神来之笔为我们这个民族走向未来的文明签订了这份永久契约，它不但从理论上解决了体用的长期分裂状态，而且更为久远的深意在于，在这份契约的路线图中，力图通过赛先生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困扰中华的“用”的问题，并借助于科学为一个长期积贫积弱的民族踏上富强之路指出了技术理性或工具理性得以实现的操作维度。通过德先生则巧妙地化解了传统“体”的边界对“用”的束缚问题，为中国未来的发展安排了一种包含价值理性的关怀维度。近代史的研究已经能够证明，由赛先生引发的解决“用”的问题，是有一定限度的，换言之，如果赛先生不能得到德先生的有力支撑，赛先生的功能的正常发挥将受到严重的制约。另一方面，德先生的实施也需要赛先生提供的物质支持，否则，德先生是无法长久立足的，这点对于一个崇尚实用主义的民族来说尤其如此。所有这一切都是五四先贤们的天才般的构想。遗憾的是自五四以后，这份契约从来没有被完全践行过，仅仅是停留在一种理论上的相辅相成的构想中，在实际的运做中则被完全割裂了。所以我们见证了德、赛两先生以吊诡的方式在历史的舞台上莫名其妙地分家的场面。近九十年的实践已经证明，在五四的这份遗嘱中，我们只是有选择地继承了赛先生，而德先生则被各方有意地悬置了，问题是把德先生囚禁起来，并不证明德先生不重要。民主从来都不是一种制度的外衣和装饰品，它是一种高级的社会治理与整合方式。也许它不是最好的，但至少它不是最坏的。正是由于德先生的缺席，我们遭遇了这个时代最为棘手的难题，即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分裂，以及随之而来的人之死。

在重新审视五四的这份遗嘱中，需要克服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即认为科学与民主可以在分离的背景下各自独立运行的看法，更有甚者，认为没有民主的存在仍能从容地做好科学。今天很多人仍在迷信于这种幼稚的见解。其实，这种看似幼稚的做法无非是一种无奈背后的规避风险与自欺欺人而已。远的不说，只要看一下前苏联的李森科事件就可以明了二者之间的关系。我们在文革期间不也发生过许多类似的丑闻吗？没有德先生的制度保证，赛先生是走不远的，以科学的名义也是可以无辜地杀人的。那么，既然德先生如此重要，为什么近九十年的时间里，德先生行进的脚步如此蹒跚呢？坦率地说，德先生的健康成长需要的条件要比赛先生的要求苛刻得多。据美国政策专家罗伯特.达尔的分析，有利于民主的条件主要包括五个，其中关键条件有三个，一般条件有两个。对照来看，在中国的近现代史上，有利于民主发育的关键条件从来都没有具备，可喜的是近来的发展，我们初步具备了有利于民主的两个弱条件：即现代的市场经济和社会以及弱小的亚文化多元主义。由此不难推断，德先生在中国要走的路还很漫长。当一些著名学者谨小慎微地试探说：“民主是个好东西”或者“民主是一个不坏的东西”的时候，我们真切地感受到国人盼望已久的民主还没有真正上路。之所以强调民主，是因为民主作为人类的一种高级价值形式，历来都是稀缺的，没有它，任何关于人类自由、平等、尊严等基本价值的言说都缺乏有效的制度保证。因此，虽然民主的发展是脆弱的，也是容易失败的，但是，它仍是值得我们期待和追求的。

坦率地说，五四的遗嘱，我们并没有能够完全地践行，它被我们支解了。今天，科学技术日益成为一种准意识形态，问题是这种缺项的五四契约是无助于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如果让我们今天重新书写五四的启蒙誓约，我更愿意相信，今天应该再加上伊先生（创新，innovation），这个伊先生的出现时间应该与上述两位先生基本上是同龄，只不过它运行的条件更为苛刻而已，笔者认为这就是五四契约没有来得及做的工作。因此，这份新契约应该包括三个维度：赛先生（知的层面），德先生（情的层面），伊先生（行的层面）。通过这样的改造，五四契约就由最初的平面状态升级到一种全新的立体状态。所以当下最紧迫的任务就是加紧迎接德先生，只有德先生来了，创新才有了现实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五四的遗嘱是我们远没有完成与兑现的一份契约，也许这才是我们今天谈论五四的真正意义所在。

2008-5-1于南方，5月2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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