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有很多事情是大概率的，就是说如果历史可以重来，它们还可以发生，比如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以及日本人侵华；也有很多事情是小概率事件，这样的事件有偶然性，是条件的。当外在条件稍有变化，一旦有扰动，它们就不会发生，由此历史就会呈现另一种面貌。

1968年12月5日凌晨，两弹一星的功臣，郭永怀遇难于一次飞机事故，年仅59岁。郭永怀遇难是个小概率的条件事件，它可以发生也可以不发生。据说在得知郭永怀遇难后，钱学森嚎啕大哭。十几年后，在“写在《郭永怀文集》的后面”一文里，钱写道：『是的！就是那么十秒钟吧！一个有生命、有智慧的人，一位全世界知名的优秀应用力学家就离开了人世：生和死，就在那么十秒钟。』

不幸，“十秒钟”决定了郭永怀的生死。郭永怀的遇难是小概率随机事件，如果时间倒回1968年12月5前的某个时刻，如果飞机早或晚到几秒钟，如果。。。它就不会发生。

据说将random翻译为“随机”的第一个中国人，是钱学森。深谙随机为何意的钱学森，表面上，他将郭永怀的生死归因于那个“随机间隔”10秒钟，但曾研究过“维纳滤波”的他一定知道随机性背后是有必然性的，他一定知道郭永怀遇难事出有因。那么在钱眼里郭永怀遇难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最近，曾在郭永怀夫人李佩生前采访过她的王丹红，在一系列文章中，隐隐约约地道出了郭永怀遇难那背后的原因：郭永怀遇难在于文革中的政治。

李佩曾在1941年－1947年间，在中国劳动协会做过协会理事长朱学范的秘书。

那么朱学范何许人也？他曾经是杜月笙的门徒，解放前是上海工运领袖，为“团结抗战”做过贡献，“民革”的创建人之一，解放后作为民主党派担任过邮政部长。“文化大革命时期，1967年8月，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电部实行军管，朱学范被停止邮电部部长职务。1968年8月23日，朱学范被以‘反革命’罪名逮捕，关押在秦城监狱。朱学范被定为‘朱学范、谷春帆特务集团’案主犯。”

做过朱学范秘书的郭永怀夫人李佩，在1968年8月后，在中国科大被隔离、审查，以“特务”嫌疑人的身份。

将朱学范背后的政治，与郭永怀的遇难联系起来，郭永怀遇难的那一丝政治就色彩斑斓了。

想想吧，如果李佩没有做过朱学范的秘书，如果没有国共内斗，如果没有文革。。。郭和李完全可能一生生活在康奈尔的校园里，郭也完全可能不急于从西北试验现场回到北京，由此他大概率地有机会错过钱学森所说的那“十秒钟”。

王丹红，在“三位非正常死亡的“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一文中，分析了空难事故的客观原因，比如天气以及飞机驾驶员，等等。她也这样提到：

『谈庆明1956年从北京大学毕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工作，直至退休。他和郭永怀、李佩一家相识相知六十年。他回忆说：“1968年10月，郭先生到基地后，打长途电话给他在力学所的秘书，询问李佩先生的处境，秘书回答不知道。所以，郭先生在试验完成后，等不及和其他几位副院长一起乘坐大飞机回北京，而是急急忙忙坐了小飞机回北京的家，他心急如焚地要早点见到李先生！”』

如果没有政治，郭永怀会坐大飞机，如果没有李佩的被审查，那个飞机灾难或许就不会发生。

对于李佩，王在其文中提到了一个说法：“钱学森也批评了她的家庭，‘从你母亲（李佩）的口中获得信息就像挤牙膏一样，挤一点说一点。’”

注意这里“信息”指向不明，但是我们可以猜测，这些信息涉及到李佩问题的交待，如果李佩“老实坦白”，而不是挤一点说一点，而是像冯康50年代初及早交代曾加入过三青团的话，那么。。。决定郭永怀命运的“十秒钟”完全可以错过。显然郭永怀的遇难和李佩个人无关，最不幸的就是李佩及其家人。将责任归之于李佩，是不道德的，也是不应该，是李佩被隔离、被审查，那个年代个人在集体面前是那样地弱小，所以这里我们说：郭永怀遇难在于文革中的政治。

历史就是这样诡秘，它随机地将一些人生轨道完全不同的人牵连到一起，也由此通过他人之口，我们能够管窥一个人的历史，尽管这些出自他人之口的历史完全可能是编织和臆造的，比如关于李佩，如王丹红也注意到，《杜月笙传》的海外作者是这样说的：

“谜一样”无辜的李佩就这样地被牵涉于政治之中。

多少年后，当民主党派不再是第三股政治势力，当朱学范被打倒，当李佩被诬陷为特务，当王国维的儿子王仲闻因“朱、谷特务集团”案牵连，被专案组隔离审查，步王国维的后尘，后服毒自杀时，郭永怀遇难，那个小概率事件就发生了。郭永怀和李佩生在那个时代是不幸的，是时代在历史的样本空间上，错误地定义了概率，是时代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