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有关报道，“当地时间10月8日上午11点45分，诺贝尔经济学奖（Nobel 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s）在瑞典皇家科学院揭晓。William D． Nordhaus和Paul M． Romer获得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理由是创新、气候和经济增长的研究。这是我盼望中的消息，William D． Nordhaus的胜出，我不能不说这是”正义的胜利“，虽然这话带有较多的感情色彩。

     我为什么这么说？事情还得的从头说起。2007年，当时我接受了中科院的一个政策模拟任务，回答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向中科院提出的两个问题：第一，中国有没有碳（排放）高峰，如果有，在哪里？第二，中国如果接受国际上升温不超过2°C的阈值，自己经济会这么样，世界经济会这么样？在获得初步结论后，我们决定走出去，求教于高明，于是我给William D． Nordhaus教授写了封信，提出要去访问他。因为他长期研究环境经济学，1994年创造性的提出了动态气候变化经济学集成评估模型（DICE）,这个模型发现了全球气候变化可以通过适当的经济政策控制，并且提出了最优控制的思路。1996年，Nordhaus教授进一步与他的中国学生Yang ZL（杨自力）合作，将这个模型发展为一个针对国际多个区域气候变化经济学问题的集成评估模型（RICE）更多地接近全球的实际问题，我们的工作就是在RICE上发展起来的。Nordhaus教授立即回信，表示欢迎我们。于是我和我的学生孙翊、刘筱去耶鲁访问了他。在耶鲁Nordhaus教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他细致地给我们讲解了DICE的原理和RICE的技术改进。他当时拿了一支圆珠笔，在活页纸上边讲边画，足足化了两页。后来我出示了我们的一个结果，中国能源强度虽然比较高，当时下降速度明显地快于美国。我认为对中国、印度这样的国家，要给我们发展的机会，发展了我们中国、印度就能有自己对技术进步的投入，降低碳排放强度。他同意我这种观点，认为给中国、印度以机会。他鼓励我应该把文章尽快发表出去。进而我讨论了气候变化伦理学的问题。认为中美合作才是发展正道。我与他讨论了在气候经济学模型中嵌入社会的创新机制问题，他针对我的模型要吸收内生经济学机制结构时，推荐采用罗默（Romer）的模型。后来我们的模型就是在DICE-RICE基础上结合内生经济学模型的结果，当然还参考了中国人经济学家KY Jin（金刻羽）的建模思路和我的一些工作，当时毫无疑问，DICE-RICE是最基本的。现在两个学者同时获奖，让我感到快慰。

访问Nordhaus教授后，他愉快地与我们合影，并且把他关于气候变化经济学的新作送了我一本。回到中国后不久，他正好就气候变化伦理学问题与另一个气候变化经济学的研究权威发生了争论。焦点问题是控制二氧化碳主要经济手段是税收还是国际碳交易。有人主张通过向发展中国家购买碳交易权来经济发达国家的碳排放量受限问题，同时可使的全球平均碳排放能力降低，他为发展中国家说话，认为这是会剥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机会不公平的。受他的影响，我和我的学生刘筱在《中国科学》发表文章提出在碳排放问题上要贯彻“万物各得其生以和“的中国哲学的伦理原则，反对气候殖民主义的做法。他表示要邀请我去纽约讨论模型的算法以及模型假设问题。遗憾的是，我2013年在主持一个气候变化经济学的会议上，突发脑溢血，我不得不就爽约了。我的学生吴静代表我去，没有能见到他。后来我试图请他来中国访问，他没有来。他学生告诉我，他当年被推选为美国经济学会会长，特别忙，来不了。中间是不是还有别的误会，我就不清楚了。总之，我感到我欠他的情。2016年，途经纽约我曾经想去访问他，可是批准的访问时间，少算了时差，按美国时间回国，已经超期；我必须按时回国，不然就犯错误了。从此我们就失去了联系。

关于Nordhaus教授应该获得诺贝尔经济科学奖，国际上早就有呼声。当时随着特朗普退出《气候变化的巴黎协议》，气候变化经济学研究进入了低潮。2016年就在美国的一次会议上，一个美国的学者或多或少认为中国人提倡减排是别有用心，我与她还发生争论，所以2016年我已经没有勇气冒着不允许报销的风险，延期回国去拜访Nordhaus教授，怕在当时美国人对气候变化态度变化的情况下，给他添麻烦。而在某些国际评估报告中似乎也更多地反映了另一个气候变化经济学权威关于气候政策的观点，显得更加激进。在这种情况下，我真的对Nordhaus教授获得诺贝尔奖可能性只能抱着等等看的想法了。没想到，10月8日仿佛是个春雷，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18年诺贝尔经济科学奖授予Nordhaus和Romer，美国政府毕竟没能强奸科学。顺便说一句，对Nobel 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s的正确译法是经济科学奖而不是经济学奖，从第一个获得经济科学奖的丁伯根开始，获奖者几乎都是研究定量模型的，虽然有少数经济科学奖的获得者不是定量的，但是他们几乎都是管理科学家，科学在那里体现了实证调查和实验研究方面。对于Nordhaus的获奖，我的学生夏认为是人们或许有些故意冲着特朗普来的，我说不是的，获奖是因为Nordhaus开创了经济科学和政策科学的先河，以DICE为例，它既有经济学认识的创新，有开始了政策分析的集成评估模型的传统。2017年的全球气候变化大会，就提出将监测评估模型（IAM)作为今后的发展重点。Nordhaus的获奖是众望所归，既是正义的胜利，也是经济学科学化的胜利。

最后，再多说一句。关于2007年国家领导人提出的两个问题，我们模拟与数学推导的结果，要保持中国平稳增长，中国碳峰值出现时间不宜早于2025年，最好时间是2030年左右；中国承诺控制全球升温在本世纪末不超过2°C是可以维持自己经济增长的，也会保持发展在世界前列。现在中国进一步承诺控制本世纪末升温不超过1.5°C，我不知道谁做过模拟，我是在2015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被人问起才知道这个承诺的。我和我的团队都没能模拟出在这个阈值下的可行路线，也没有参加讨论会，当然可能因为我水平低，同时过低估计了中国的技术进步和创新能力，税收执行力。像Nordhaus与Stern勋爵比较一样，在应对气候变化政策方面，我是相对保守的。惭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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