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陷：一个工农兵大学生的折腾记

  ——写在走进华中工学院30周年的日子里

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现代领导科学与艺术研究中心主任陈海春

  

【引子】不久前，我当年毕业的院系——华中科技大学机械学院的同学找到我，说他们有一个访谈性质的节目“岁月留声”在学生中影响颇好，曾经采访过原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杨叔子先生，也采访过现任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培根先生。听了他们的介绍我诚惶诚恐，虽然我与两位大师级先生学的是同一专业，也将毕生的经历留在了这个学校，但与他们相比，无论从学术、为人、还是社会影响力上，我都相差甚远，惭愧之至。不过学生们说，比较一般的老师也是他们采访的对象，并且他们还认为我还不算一般，能够把我这个采访对象“攻”下来也是他们的“业绩”之一。思考了一下，我答应了他们的邀请，因为如果他们不请我，我也打算将自己在华中科技大学的经历梳理一下，因为今年12月12日，是我走进学校（原华中工学院）三十周年的纪念日。三十年，弹指一挥间。当年我这个满身土气，背着一个破书包，提着一个行李卷，到我们校门广场上的毛主席塑像前鞠躬的场景依稀还回忆的起来。为了给12月7号晚上的学生访谈做准备，我这几天仔细回顾了这三十年的点点滴滴，写就了这篇短文。

一、知青机缘

我是1974年9月响应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离开武汉、离开中学下放到农村的，那年我18岁。说实在话，我是个喜好读书之人，脑子也还算好使，要不然也不会混到高中毕业。的确在文化大革命中读书就是在混，但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混到高中毕业的，当时由小学升到初中的人不及小学生的一半，而初中升高中的比例则是20％。初到农村时，我是一个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城里娃娃”，最初并没有太多想法，一是要生存就得日出而作，日落而归；二是当时有一个政策性规定，在农村锻炼期至少二年才能返城，而且我们公社还有下放七八年的老知青还窝在当地。但当我干满了两年时，我就不想再待下去了，我认为再待下去就太浪费青春了。为此，我放弃了入党和其他的机会，因为这些东西的前提是要我“扎根农村一辈子”，还要填什么表，不过后来我才知道许多填了表的人跑得比我还快。我想读书，想上大学，想做一个对社会贡献更大的人，这是我从下农村的第一天就认定的。我下放时用的第一本日记本，扉页上就写了马克思的一段话：“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我们就不会为它的重负所压倒，因为这是为全人类所作的牺牲；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将不是一点点自私而可怜的欢乐，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万人，我们的事业并不显赫一时，但将永远存在……”虽然我的动机比马克思老人家差多了，但是这句话的确给了我最大的动力。

机会来了。大致是8月的一天，我正在水库上劳动，我们大队一位年轻的副书记把我叫了出去，悄悄告诉我招生开始了，并给了我一张报考表。毛主席说：“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他到山上来的确有缘故，一是我与他私交颇好，我虽然是一个知识青年，而他是一个复员军人，但我们比较投缘，一起聊天，一起喝酒。另外一个原因是我们公社96个知识青年没有人愿意报名，因为当年的招生政策是“三来三去”，而不少企业已经开始来招工了，他们要等招工的来，而不愿意毕业后再回农村。这样我们公社只有两个知识青年报了名，除我之外还有一哥们，这小子现在已经是地级市医院的正院长、主任医师，比我还混得好！后来在我成为高等教育管理学的研究生时，我才知道事情的原委：1976年5月6日至6月23日，教育部分三批召开了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推广辽宁省1975年高等学校试行“社来社去”、“厂来厂去”、“哪来哪去”（即“三来三去”）的经验。7月25日，教育部转发《辽宁省教育局一九七五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总结》，通知说这个经验好，是“把学校办成无产阶级专政工具、培养和工农划等号的普通劳动者的重要措施之一，大方向是完全正确的”，要认真学习、推广。可是人算不如天算，9月9号毛主席去世，10月6日“三来三去”的推波助澜者“四人帮”倒台，政策发生九十度（第二年是一百八十度，即恢复高考）转弯，上完大学后可以不用回农村了。当不少知青哥们得知此消息，捶胸顿足、大叹运气不好时，我已经进入了招生的程序。那一年，全国高等学校共招收工农兵学员二十一万七千人。

有段小故事不能不说，这也是我当年的得意之笔。当盖有小队、大队和公社三级公章的招生表交到县里后，我实在是忐忑不安，不知后果如何，也动员了一些社会力量，但是信息还是太不对称了。用后来我们一位学校领导的话说：“实力是根本，活动很重要。”我不是一个安于现状的人，也不是一个只会做梦的人，我要引起同志们的注意。而且我有基础，我曾经参加过县里先进知识青年表彰大会，还在大会上发了言，只是后来我没有顺着杆子爬，还是在队里劳动。我花了几天时间，利用收工之后的空隙，写了一篇长达几千字关于两年多知青生活感悟的稿子，寄到县招办。后来才知道可能是自己的文笔还不错，可能是当时没有人这样做，我的做法果然起到了效果。文章被招办的老师传阅，也被来招生的高校老师看过。有一天，我正在街上推板车，穿的是挺破旧的棉袄。忽然有一熟人过来告诉我，县教育局有人到处找你，于是我跑到教育局。一位老师找我谈话，他问我想干什么。我当时不假思索地脱口说出，我想上大学。在那个人人都说假话的年代，即便是想离开农村，也要先说一段要扎根农村一辈子的假话。我这句话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后他出了几道题目，我都做出来了。这还得益于我在农村中没有放弃学习。最后那位老师把我送出了招办大门，还拍拍我的肩膀说，别着急，等着吧。我一听有希望了，就这样我搭上了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的末班车。原来这位老师就是华中工学院的招生老师。（十多年之后，我专门请他吃了一顿饭，还送了点礼品，算是回报。）1976年12月12日，我来到了华中工学院船舶内燃机专业，我们系当时是保密系，造潜艇的。

二、贵人相助

刚刚放下了锄头把子，拿起了笔杆子，既兴奋又困惑。作为一个从小学四年级开始就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要想在大学里待下去是非常困难的，我的外语是从ABC补起，数学是从三角函数补起的。当时工农兵学员的成分较复杂、程度也不一，有些人还是愿意读书的，而有些人则喜欢搞派性。比如我们班知识青年和转业军人两派之间总是有这样和那样的矛盾，好在我不受诱惑，两边都不参与。高人曾经说：“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确如此，我的行为被领导看中了。1978年春季开学不到一周，系党总支书记突然把我叫到办公室，郑重地告诉我，学校正在挑选一部分年龄较轻、底子较好的学生，到相关的师资班学习，系里每个专业选了一个人，你们专业选你去，希望你好好学成后回系任教。后来，我才知道，我校当时的主要负责人朱九思同志，为了给高等学校储备教师，决定按照政治、物理、数学、电力和机械专业组成五个师资班，这个举动在刚刚粉碎“四人帮”后是一个大胆之举，这也是我与后来读研究生时的导师朱九思先生最初的缘分。在机械师资班的故事没有什么好说的，在这里我们是按照“文化大革命”之前学生的教学计划排课，老师都是当时学校最好的老师，不像现在好一点的老师都不给本科生上课，可以说我们得到了学校最优质的教育教学资源，同时我们当时的刻苦也是实实在在的，要把“四人帮”耽误的十年夺回来谈何容易。就在我全力奋斗的时候，我遇到了人生中最难以忘怀和刻骨铭心的挫折，它使我几乎放弃了奋斗目标并几乎摧毁了我的自信心，改变了我的基本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但我最终从困惑和迷茫中走了出来，顺利完成了学业，并留校任教。

留校最初的生活是单纯的，由于77－78级大学生入校近三年了，我们教研室作为专业基础课（机械原理），正是要给他们开课的时候。客观地说，77－78级的大学生绝大多数是出色的，甚至是极为出色的，他们是十年文革中脱颖而出的精英。要给他们上课，自己不脱掉一层皮是不行的，虽说当时我还没有资格上大课，只能上辅导课，特别是要考试之前，我的辅导课还是蛮有效果，也得到了学生的欢迎。也许这就是毛主席对有开后门之嫌的工农兵学员说过这样的话：“前门进的有坏人，后门进的有好人。”但生活的轨迹再次发生变化，一天我们系分管学生工作的总支副书记找到我，说系里决定让我出任下一届新生的政治辅导员，还说系里对我印象不错，希望我好好干，“在岗位中成长”，就这样我被稀里糊涂拖进了“从政之路”。回家以后，我将我的选择告诉了我的父亲，原以为他会赞成，那知道他非常不高兴地说道：“你搞技术搞得好好的，为什么要搞政治，你未必不知道‘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道理？”几十年后，当我在这条道路上走得东倒西歪，碰得头破血流时，我才知道他老人家说的是对的，我不是从政、至少不是在和平年代尤其在南方地区从政之料。当然我父亲的看法也是基于他自己的经历，他很早就走上了“革命道路”。作为冀中平原上的一个乡村小木匠，日本人来后，他就放下斧子刨子拿起了枪杆子，成为贺龙麾下120师到咱们老家募集的第一批士兵。他有过战伤、有过战功，最后也成为我们党的高级干部——“行政级别13级”。但由于他那“大老粗”的出身，解放后他的晋升十分缓慢，他当年的战友，哪怕只有中小学文化程度的都升得很快。所以他老人家有句名言：“战争年代会打仗的人有前途，和平年代会读书的人有前途。”果不其然，在以后的日子里，我的路一直走得不顺，不仅换了几个岗位，而且得罪了许多人，并被老大学生（文革前入学）和新大学生（文革后入学）看成是空有怨气而没本事的人。

天降贵人，天不负我。1985年12月，我有幸与一位高人一起出差，在火车上我把心中的不满、不安、不服告诉了他。他比我大9岁，是我们学校动力系77－78级留校的学生。他是曾经准备参加高考，但因文革到来没有上成大学的高中“老三届”，他所在的1966届是最倒霉的一届。物极必反，否极泰来，粉碎“四人帮”后，他在近30岁才考上大学，此公最后官拜我党的正厅级干部和博士生导师。他听了我的一番讲述后，介绍了他自己的发展经历，并告诉我：你已经快30岁了，这个年龄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不要老抱怨了，要知道“春华秋实”的道理。你要么好好在行政岗位上干（我当时是这个研究所的秘书，他是副所长），你有思想也很能干，还是会有前途的；要么就好好准备，再考一次研究生，中国还是很看重“身份”的。“春华秋实”，这四个字像一阵惊雷将我震醒！他妈的，老子豁出去了，也别什么在“岗位”中成长了，要在“考试”中成长，一定要考取研究生！

三、自助为本

可是考什么呢？再回去考机械学是不可能的，理工科好学难混，人文社会科学好混难学，理工科转人文社会科学较为容易。好在这时我已经在《高等教育研究》做过两年的编辑，在高等教育研究所做了一年多的秘书，有关高等教育学的专业课学了一些，而且还发表了一些关于高等教育管理的文章。关键是政治、英语和数学这三门国家出题的科目，要知道我已经有些年份没有好好学过这些科目了。怎么办，《国际歌》中说：“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天助自助者”，从1986年暑假起，在繁重的工作之余，我几乎拼近了全力去复习，准确地说，许多东西是重修。我一道一道数学题做，一个一个英语单词背，一组一组政治概念悟。在临考的最后一个月，我向领导请假，得到的答复是：只允许你考一次，别的单位的工农兵学员也是如此，要不然人们就不安心工作了。这话可像热油浇在我脸上，一阵阵火辣辣的，我也知道领导必须这样说，可凭什么有些人……！争辩是无意义的，解释是愚蠢的，“莫斯科不相信眼泪”。我把老婆和孩子送回娘家，自己独自一人，“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每天几乎花上近20个小时来复习，只是每天下午四五点爬上我们学校后面的喻家山，远眺碧波荡漾的东湖，看着慢慢落下的夕阳，咬着牙根说上一句：“沙锅子捣蒜，一锤子买卖！”

考试如期而至，第一天上午的外语着实给了我当头一棒，我几乎想退却。但当下午我勉强上考场时，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我上午旁边那个考生当了“逃兵”！我想，考试就要讲录取率，多一个“逃兵”，我就多一个机会，到第五门课考下来，教室里只剩下一半的考生了。考完之后，我对整个考试状态做了评点，可能英语和政治有些问题。有人给我算过命，说我这个人命相上有颗“马星”，属奔波之命。我不会傻呵呵呆在家里等消息的，我从所里一位同事中接了一个任务：“在工科大学中办理科问题的研究”，到西安交通大学、成都科技大学和重庆大学调研。在成都办完公事后正逢周末，我想何不到峨眉山上去朝圣，一来祈福，二来散心。峨眉山在四川省峨眉县的西南方，是我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被称为普贤菩萨的“道场”。它高出五岳，秀甲天下，主峰万佛顶海拔3099米，次峰金顶海拔3075米。峨眉山以其秀丽的自然风光和神话般的佛教胜迹而闻名于世。她古雅神奇，巍峨媚丽。其山脉绵亘曲折、千岩万壑、瀑布溪流、奇秀清雅，故有“峨眉天下秀”之美称。在峨眉山上我最值得回忆的就是看到了号称峨眉山四大奇观的“佛光”。在四大奇观中，佛光被称为“奇中之奇”。人们常用“光环随人动，人影在环中”这两句话来形容峨眉山金顶佛光的奇妙。那天当我冒着大雨爬山，快到金顶时过了雨线，在下午3点中左右，太阳从西边照来，我看到了舍身岩下波涛翻卷的云海中出现的色彩瑰丽的佛光。尤其是在一个平面的彩虹中，我的剪影清晰可见，栩栩如生。佛家认为，要与佛有缘的人，才能看到此光，因为佛光是从佛的眉宇间放射出的救世之光、吉祥之光。这可是天、地、人三者圆融无得的佛果，真是“人生难得几回见”。下山后，研究所的同志告诉我，你初试通过了，可以参加复试。我说不可能，当我看到我的成绩和录取标准之后不由得乐了。我的成绩为：政治60、英语49、数学78、高等教育学73、高等教育史65，总分325分。而标准是这样的：应届生和在职人员总分均不得低于300分。但应届生只允许一门不及格，该门不能低于50分；在职人员允许两门不及格，但两门分别不能低于50分，如果是一门不及格，该门不得低于45分。哈哈，党和国家的政策真好、真绝！

四、扎西得乐

几年的研究生生活一晃就过去了，说实话我读的还不错，但是麻烦并没有就此打住，在1990年6月25日我以优秀的成绩答辩完后，又一件倒霉之事突如其来，害得我六个月没有工作，只得在家里读《三国演义》，以“勉从虎穴暂栖身，说破英雄惊煞人”的段子，聊以自慰。1991年元旦后，我终于以一个粉碎“四人帮”后的研究生的身份开始工作，虽然这时我其他的身份都被暂时搁置了。在高等学校工作和学习了11年，我学术上还是个助教、行政上还是个科员。我考取研究生那年学校开始评定讲师工作，我向领导提出希望读在职研究生，这一来可以参加讲师评定，二来有一定的收入可供家人生活。我需要自己的业绩得到承认，而我的女儿那年5岁，是一个需要和渴望有零食吃的年龄。我得到的答复是，你要么评讲师，要么读研究生。我选择了后者，在我为学校工作7年后，又成为一个靠拿助学金度日的穷学生。当然这也给了我一个统招统分学生的身份，日后证明，这个身份最终对我意义非凡，属于人生中的里程碑事件。同时我并不气馁，胡耀邦同志的 “要做有为之人，不做平庸之辈，更不做昏聩之徒”，始终是我的座右铭，激励我从低谷中走出来。半年后我被提为讲师、四年后成为副教授、再五年后成为正教授，并且在40岁被提为副处级、49岁被提为正处级。在我们学校正教授不少，正处级干部也不少，而既是正教授又是正处级的人却不多。在人们的眼中，我成为名副其实的“蝙蝠型”同志：非鸟非兽，亦鸟亦兽，即专家看我是干部，干部看我是专家。至于我自己对自己的看法，用我到西藏常听的一句话可以归总：“扎西得乐”，总是一个吉祥如意的人。

应该看到，我们这一批人是有缺陷的，缺陷的早期教育、缺陷的早期发展环境、缺陷的上大学的方式、缺陷的后期发展环境，加之缺陷的个人条件，使得我们这代人被称为“垮掉的一代”。但是也要辨证地看待缺陷，至少对于我而言，没有缺陷就不可能有那么曲折和丰富的经历，就不能有那么强烈的内驱力，就不可能有那么多朋友来关心和关照我，就最终不可能走到今天。无论人们承认与否，工农兵学员都是这一代人的精英，他们既是共和国兴衰史的见证人，也是共和国兴衰史的参与者。作为这个群体的一份子，我从来就没有对当初的选择后悔过，也从来不讳言我们这批人的缺陷。在此，我唯一想说的就是：感谢时代，感谢缺陷！

【名词解释】“工农兵大学生”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所招收学生的通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高等学校就停止了招生。1968年毛主席在《人民日报》关于《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的编者按清样中加写了一段话，他说：“我看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这就是共和国教育史上著名的“七二一”指示。二年后，1970年6月27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报告》认为，经过三年来的文化大革命，两校已具备了招生条件。为此，计划于本年下半年开始招生，其中后来最具争议的是学生入学标准和招生办法，也是文化大革命后小平同志要改的主要内容，其学生入学标准是具有三年以上（后改为两年）实践经验的工农兵和青年干部，其招生办法是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这些办法的核心是学生可以不受年龄和文化程度的限制，入学可以不用考试。这批人是时代的产物，大致出生时间在1947年以后至1957年以前，文化大革命后有些人通过继续深造改变了身份，有些人离校后仅以此身份在社会上打拼。从结果上看，这两类人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但是，他们都有自己独特的人生过程。

（初稿于武汉大本营的“蝙蝠斋”，完稿于北京郁金香温泉花园度假村，上贴于首都机场候机楼乐杰士餐厅。）

 

转载本文请联系原作者获取授权，同时请注明本文来自陈海春科学网博客。
链接地址：https://m.sciencenet.cn/blog-38949-16905.html


下一篇：华工园：先生送我三件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