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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戒》上映以后倍受关注,叫好声与叫骂声 一片。单纯从电影的艺术效果来讲的评论我甚少关注,而娱乐八卦也并非我所钟爱。惟这一篇原载于羊城晚报>>花地_连载的李建军先生的系列文字让人眼前一亮,下面节选一段与大家分享:
李安承认自己是张爱玲的奴隶:“这两年张爱玲做我的主人,不管乐意不乐意,我都被她奴役了两年。”
这就是说,问题的根源,还在张爱玲那里。
那么,再来看看张爱玲写得怎样。
张爱玲的《色,戒》我读了至少三遍。它的语言依然是华丽的,描写也还是细致的,但是,作者的态度却显得游移不定,似乎总是回避那些最难以面对的问题,回避那些最复杂的心里感受:一个负了荆轲使命的“圣女贞德”,怎么就一下子变成了颠鸾倒凤的潘金莲?这种最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到底是如何发生的?
由于叙述的是一个并不可信的故事,所以,张爱玲的这篇小说的情节不仅写得含糊、费解,而且在人物塑造上,表现出一种简单而虚假的性质:王佳芝的心理永远处于一种恍惚的状态:“有半个她在熟睡,身在梦中,知道马上就要出事了,又恍惚知道不过是个梦”;“那,难道她有点爱上了老易?她不信,但也无法斩钉截铁地说不是,因为没恋爱过,不知道怎样就算是爱上了”。不知道怎样就算是爱上了?作者在这里把刻骨铭心的爱情变成了恍兮惚兮的做梦,把人类的基本经验变成了抽象而神秘的玄学。其实,作者这是为自己的写作上的偷懒找借口,为自己随意而任性的编造留逃路:“陪欢场女子买东西,他是老手了,只一旁随侍,总使人不注意他。此刻的微笑也丝毫不带讽刺性,不过有点悲哀。他的侧影迎着台灯,目光下视,睫毛像米色的蛾翅,歇落在瘦瘦的面颊上,在她看来是一种温柔怜惜的神气……这个人是真爱我的,她突然想,心下轰然一声,若有所失。”紧接着,王佳芝就低声说“快走”,易先生这个汉奸逃脱了惩罚,而暗杀组织的行动失败了。所有参与暗杀行动的人,都被逮捕、处决了,王佳芝也未能幸免——兽欲不是爱情,易先生不可能饶恕她。
在这里,作者几乎所有对于王佳芝心理活动的描写,都是缺乏深度和可信度的。“突然”和“轰然”这种“飞扬”的修饰语,这些在人物心理描写上最为忌讳的套话,竟然被她堂而皇之地连续用在一起。她把人物变成了自己情绪和观念的容器,把她变成了一个虚假而苍白的符号。唐文标先生在《一级一级走进没有光的所在——张爱玲早
傅雷先生在《论张爱玲的小说》中批评《倾城之恋》时说:这篇小说在对最关键的地方的处理,“未免太速写式的轻轻带过去了。可是这里正该是强有力的转捩点,应该由作者全副精力地去对付的啊!错过了这最后一个高峰,便只有平凡的、庸碌鄙俗的下山路了。”(《傅雷文集·文学卷》,第182页,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10月)又在批评《连环套》的时候说:“描写色情的地方(多的是!),简直用起旧小说和京戏——尤其是梆子戏——中最要不得而最叫座的镜头!《金锁记》的作者不惜用这种技术来给大众消闲和打哈哈,未免太出人意外了……至于人物的缺少真实性,全都弥漫着恶俗的漫画气息,更是把taste‘看成了脚下的泥’。西班牙修女的行为,简直和中国从前的三姑六婆一模一样。”(同前,第185-186页)用傅雷先生的这些观点来批评《色,戒》,没有一句是不命中靶心的。
傅雷先生的《评张爱玲的小说》写于1944年,张爱玲的《色,戒》写于1950年。当年,看到傅雷的文章,张爱玲很快就写了一篇题为《自己的文章》的文章,拒谏饰非地替自己辩护:“现代文学和过去不同的地方,似乎也就在这一点上,不再那么强调主题,却是让故事自身给它所能给的,而让读者取得所能取得的。”(《张爱玲文集》,第四卷,第175-176页,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拒绝批评的结果,是她不仅没有改掉傅雷先生所批评的坏毛病,反而堕入更加危险的歧途——在艺术上,她没有取得更大的进步;在价值观上,她没有确立稳定的立场;在人性问题上,她没有形成健全的知识。这样,在民族危亡的时刻,面对一个最基本的善恶问题,她表现出的却是完全冷漠的因而应该谴责的态度:她竟然在一个女子和一个汉奸之间编排出了一场滑稽的爱情游戏。
原文链接:http://www.ycwb.com/ycwb/2008-01/05/content_174472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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