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学术制度

不管制度在何种层面上得以体现，任何关于制度的研究都不能离开与制度相关的人群研究。在根本上，制度是与其相关的人群交互活动的结果，而不仅仅是约束人群活动的固化结构。对于同一制度而言，由于人群的差异，他们对该制度的影响也具有差异性。例如，尽管政府或政党并不能专擅法律，但毫无疑问，其享有改动它的先决权，并且在改动引起骚乱时可以动用权力来维持。这就表明，在法律制度上，政府与政党具有更便利的影响手段和方式。按照这种差异性，我们把与制度相关性最大的人群归为一个群体，把该制度视为该群体主导的制度。这个群体的变革将影响到制度的变革。一切变革总是从人群开始。
从这种角度开始的对学术制度的研究，同以往的研究方式存在着差别。学术制度被视为是学术人群体活动的社会标签。通过它，既能标识出学术人群体，也能标识出学术人群体如何与其他群体产生关联。在思想观念史领域，研究学术的方式是把学术作为人的思想产物，视其为一个思想的客体，在历时过程中，这个思想客体是不断增长的。这是思想史的研究，该研究的文本叙述的主要特征是充斥学术人物的观念以及这些观念之间的关联；现在，这种研究在21世纪的头十年里开始受到来自国外的科学社会学研究的影响，逐渐重视外在于这些思想观念的东西。思想观念的事物与思想观念之外的事物开始呈现出某种分离的倾向。在国外科学社会学的研究中，主要考察的对象是一种学术类型，即自然科学。在其早期，自然科学被视为是一种社会建制，因此，它重视外在自然科学思想观念的事物的研究，但在发展中，观念本身也受到重视，科学内容本身是累积增长或范式变革，而且也具有建构性。在科学知识的建构性中，思想观念与思想观念之外的事物之间存在着某种相互作用。在这一点上，它遵从了齐美尔对社会内容与社会形式之间关系的论证，内容与形式既是相互独立的，又是相互影响的，内容的变革将引起形式的变革，而形式的变革也会约束内容的选择。福柯的话语与权力的关系也表明了在这两者之间存在的独立性与关联性。研究重点的分歧已经预示着在二个研究重点之间的关系问题上，不能给出准确的答案。第三种关注学术的角度是从职业出发的，它多少是一种实用目的的研究，关注学术作为一种职业所薪水、就业环境、生活、晋升等方面的问题。尽管它注意到在各种与学术相关的因素之间具有的关系，却缺少对这种关系的影响的解释。对两个或多个可以区分的概念、特征等事物的解释，最好的方式不是引入一个因素概念，这样带来了复杂化的倾向，而是从它们相关的群体之间的交互方式中进行解释。因此，克服这个缺陷的途径是回到学术人群体本身。首先按照学术人活动的特征抽取概念，其次是在概念之间搭建解释的环节。它的要求是对概念的概括以及运用，都不能脱离其所涉及的群体。

问题域
问题域指与群体相关的各种议题的集合。我们可以把学术人群体的任何活动、思想观念以及结构性的事物视为是对议题的现实解答。获取解答的过程构成了学术人群体的社会活动。议题在两种层次上存在，一种层次是私人议题，它被小范围的学术人关注并作出解答它的社会行为，既可能是一个个体的努力和思考，也有可能是两三个人的无聊谈资；另一种层次是公共议题，它在一个范围更大的社会空间中被关注，而且吸引了学术群体中的大量个体。这些个体以固定的组织形式存在，并且具有持续性。公共议题与私人议题的根本差别在于，公共议题深入影响社会结构并且能够引起社会资源的聚集。任何一个议题都是从私人议题通过某种方式转变为公共议题的。20世纪物理学的革命性理论成果相对论也是这样发展而来的。相对论在最初是以爱因斯坦个体的私人议题存在的。在1905年，这个议题已经在他那里成型了。通过《物理科学》这个期刊，以及普朗克的个人评判和宣传，扩大了它的影响范围，并且吸引了大量的人。相对论的影响为爱因斯坦获得教职提供了便利，这种转变也促使讨论并研究相对论的团体组织形成了。在大学中，在普林斯顿的高级研究所，爱因斯坦继续相对论的研究，并且开设相关的讲座。相对论从私人议题转变成公共议题。它意味着，在学术人中，存在一套筛选程序和标准。这套筛选机制是被用于筛选大量的私人议题，在筛选过程中，一些议题上升为公共议题获得发展，构成了学术思想观念的构成部分，另外一些议题则被抛弃，但其中的一部分具有在历史中被重新筛选为公共议题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公共议题集聚学术人并形成学术中心。由私人议题上升为公共议题，议题的原创者则伴随这种议题的转换过程而获得群体承认。这两个过程是同一过程，只是在不同的角度看显得不一样罢了。其效应和表现是学术人在议题原创者周围的聚集，包括物理空间上的聚集和研究问题上的聚集。其次是议题原创者获得权威学术人的地位。对应于学术中心和权威学术人，在学术地位以及角色上产生了与之相反的学术边缘与边缘学术人。学术中心与学术边缘，权威学术人与边缘学术人构成了学术的基本结构。在学术群体中，这种结构以等级形式存在。它意味着，在从学术边缘晋升到学术中心的过程中，学术人需要克服各种学术困难。
议题对学术人具有吸引力，使得对同一议题持有兴趣的学术人产生凝聚的力量。它能够唤起学术人的学术情感，在这种情感中个体对议题解答表现出执着、忍耐寂寞的学术精神。从这个角度看，学术道德以及学术规范并不是空虚的口号，它的现实基础隐含在学术制度中。在传统学术制度中，围绕历史上的学术人的而产生的祭祀仪式以及卫道的精神追求，创立书院等并不仅仅具有象征意义，而且也是宣泄学术情感的方式；在现代学术制度中，学术情感受到制度形式的影响，蕴含在职业规范和职责中；此外，议题还是一种资本，它能够为参与学术活动的社会个体带来各种利益。议题从私人议题上升为公共议题可能带给原创者的名誉、物质和社会地位的转变。其他学术人对公共议题的参与也能享受到由于议题所带来的各种福利。在传统社会中，儒学能为其学习者带来身份上的尊贵以及从事仕途的可能性；在现代社会中，学习某种学术类型同样能够带来社会地位的变化。在限制个体进入某些社会领域方面，现代社会的文凭同科举的功名是一致的。

交往
交往指学术人个体之间产生的关联。学术人能够成为一个群体，学术能够得到发展，都离不开交往。学术人同其他学术人建立起关联，从而构成学术群体。各种学术团体、学会、讲会、研讨班等都是以不同的组织形式实现的学术人个体之间的关联。这些关联的具体形式的集合构成了学术人群体的轮廓。在这种意义上，交往是具有形式的社会关系，在这些形式中，学术人个体的行为受到规制。例如，在seminar中，参与讨论是这种交往形式对学术人行为的要求，而且它鼓励这种行为的发生。如果参与这种交往形式而又不发表看法，那么将被视为不活跃分子，甚至在长期的讨论中被遗忘。
交往具有场景的即时性。交往的场景是短暂的，有些场景是偶然的，不会重复发生。尽管如此，交往都随带着学术评价的功能，并倾向于实现一个个体同所有同以学术类型的学术个体的交往情形。这一点并没有因为社会的变迁而改变。现代社会的媒体技术引起的是学术交往方式的变革，它使得那种外出游历的交游方式，信函等方式丧失其主要位置，这些交往方式产生的评价尽管可能是非常正确中肯的，但是缺少公开性，可量化性 。交往过程中的学术信息交流随着学术人群体的增大而频繁，提供一种制度化的交往方式将便利地把学术人的学术信息告知所有的人，这既扩大了学术信息的通讯范围，也同时造就了一个个体向所有学术人展示的空间。它实现了一个个体对多个体的交往方式。一个刊物越是能够实现这种交往场景，它就越具有权威性。一个学术人越是能够实现同多个个体的交往，他就越能晋升到学术的中心。在刊物的发展中，它逐渐构架起同学术界等级结构同质的结构。在权威刊物存在的同时，也存在一些一般的刊物。因此，刊物，出版物并没有消除交往，而是造就了新的交往方式，并且在内在特征上实现了学术交往的趋向。从这种倾向中，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评价一个学术人的学术业绩需要考虑刊物，并且同时考虑刊物的学术地位。刊物通过它的公开发行与公开的特征传递出比信函，个人评价跟为客观和可操作的、具有说服力的学术评价，刊物的等级也赋予学术信息以重要程度的信息，这两个特征都在公信程度以及可量化程度上增强了。近代论文影响统计方法的产生更是使得量化成为简便、可操作的事情。它促使学术人在论文发表上积累数量，也重视论文发表刊物的等级。当这种评价同学术人的其他利益相关时，期刊等具有评价特征的交往方式就有可能产生不利的效应。抄袭等被视为是学术中被诋毁的行为，恰可以通过学术制度本身的运作得到解释，而无需追究到个体的品质的问题。
使得学术人之间产生关联的因素并非总是学术本身。学术本身对个体关联产生的影响恰是非常微弱的，往往只要存在少数几个学术人在学术上的共同兴趣就能满足在交往上的需求。广泛的学术交往是由学术之外的因素加以推动的。因此，在学术人的交往中，既有少数几个学术人构成的交往圈，也有数量大的学术人交往圈。在传统社会里，一个儒学的学术人具有广泛的学术交往圈，将有助于他获得学术名声，得到学术支持和获取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在现代社会中，教育制度对学术人的束缚以及分科特征对学术人身份和志趣的划分，都影响了现代学术人的交往既局限在少量的学术人中间，而且类型也多数集中在相同的领域中。在不同的学术类型之间，学术人的交往也不同，自然科学的学术人交往比人文与社会科学的学术人交往频次更少。在学术人成长的不同阶段，受其学术地位的影响，交往的程度也不同，在处于学术边缘的时期，迫于融入学术界的压力，交往就会频繁，而一旦进入到学术中心，交往的程度与结构就会发生变化。这些都可以看作是学术在具有不同社会意义时对学术人的行为产生的效应。

学术的社会效用
学术的社会效用指学术在学术人与其他群体之间产生的关联。这个概念用于描述和分析学术是如何与学术人结合并且使得两者融入到社会中。在学术人与其他群体之间存在的社会关系以及行为规范是与学术相关的。缺乏学术对学术人社会关系建构的支持，学术人也丧失了社会的身份。学术本身（在学术仍然作为私人议题的时候）尽管没有形式，但是可以通过它本身的议题以及在社会中生发的意义来影响学术人的行为，并且在这种行为中获得新的议题和意义。在某种程度上，学术人只是学术的一个载体形式，他们呈现怎样的社会形象，也受到学术的约制。按照福柯对话语和权力之间关系的观点，什么是学术，什么样的陈述是学术都是先于学术人而存在的，一个社会个体希望成为学术人，需要首先接受既定的陈述规则，然后才能发生学术的变革。
学术的意义建构是学术的社会效用在社会生活中的效应，被赋予的意义能够在观念上支持学术，并且具有发展到稳定支持的制度化形式的可能。意义的赋予即可以来自学术人群体内部，也可能来自学术群体外部的其他群体。这两种意义赋予的来源，在学术文献中都可以寻找到踪迹。一般地，对一项研究都可以从多个方面来说明进行这项研究的必要性，包括对于学术本身的延续发展，或者对管理、认知未知世界，经济方面等有可猜想的实际效用。即便考虑到它是由某个学术人写作的，也不能否认一点，在这些对必要性的解说中，它试图通过它的重要性来获取支持。在现代的学术体制中，这种赋予研究以重要意义的学术修辞是构成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其他群体支持学术研究的表现和遗留，它也意味着，学术并不是单纯地属于学术人，而且也同时属于其他相关的群体。在传统社会中，学术人的著述是个人的私人行为，它是学术人学术情感以及学术圈的竞争结果，并没有学术人世界意外的力量参与到著述的支持中。因此，它的写作具有相当大的自由性和个人性质。在现代学术制度中，这种自由和个人性质被公共的学术制度逐渐淹没，学术著述不再是一个学术人成熟思考的结果，而转变成被催促的生产学术的机制。生产学术已经被认可为是学术人的基本职能。多元的公共学术制度 在吸引其他群体支持的同时，也必然地面对学术适应它们的需求的问题。研究的资金消耗增大都迫使它考虑其他群体的需求。在这种意义建构中，学术人同其他群体之间产生各种关联。群体之间的关联，可以从社会分工的角度解读。由于不同群体之间从事着相异的工作，因此产生了彼此需要和交换的必要性和现实性。但是分析一下分工逐渐明晰的历史过程，就可以看到，意义建构是如何的重要。意义建构不仅先于明确的分工，而且也是分工的推动动力。在传统社会中，学术人的存在状态是一种混合形式，他们同时具有各种身份，而不仅仅以学术来获取生活的各种条件。官僚、幕僚、皂隶、私人教师、以及编修书籍等各种身份都与一种专门依赖生产学术的工作现代学术职业相差甚远，多种身份把学术禁锢在非学术的身份中，使其只产生实用的价值。儒学是传统学术类型中具有优势发展条件的学术，这些条件的获得，是以它在政治中所产生的教化以及荃选官员的意义建构为基础的。天文星相也是由于它们对王朝的命运的预测而被建构在中央的机构中。这些意义建构导致它们能够把自身同其他的人群分离开来。在学术职业化的过程中，近代欧洲，学术成为学术人的职业，依赖于现代大学制度所提供的教职。在中国的学术制度变迁中，同样依赖于大学以及教育制度所维持的公共学术制度来实现的，而这个制度的支持是以学术在政治人中获取的意义建构为基础的。
学术的意义建构既可以促成短期的行为，也可能促使一些相关的长期的制度、规范的产生。这些制度嵌入在社会之中，并且获得稳定的支持，形成学术的社会效用。它对学术人的社会地位以及学术的发展环境产生的影响都是巨大的。不管是在传统社会还是现代社会的学术制度都存在着学术的社会效用，学术成为一种职业，可以说是学术的社会效用的新的体现形式。在学术职业形成过程中，学术的社会效用发挥了极重要的角色。在学术职业中，学术作为一种获取社会身份并且仅以此参与到社会中标签，教职的申请、晋升、研究的要求等构成了标识学术专门化的特征。学术人的身份倾向于单一，并且在多个身份中，学术人身份是主要的。除此之外，学术可以做为教化的工具。在任何社会里，同教化联系的事物中，必然地存在学术，这不仅是因为，学术本身对语言的使用，更重要的是学术本身的观念一致更能导致人群在秩序上的统一。教化把学术同教化的制度结合在一起，它使得学术能够居留在知识机构中。现代教育制度的产生把学术规整在教育制度中，并为学术人提供了职位。学术也可以发挥资格的社会效用。科举制度以及现代的教育制度都具有赋予制度中的人各种资格的功能，这些资格对于社会个体参与社会获取生活资源都是具有吸引力的，导致学术能够吸引大量的个体参与到学术中。
在学术变迁中，变迁主要发生在学术的问题域、交往形式以及学术的社会效用三个领域。学术的问题域变迁繁复，每一个学术领域都构成一个纵向的历史变迁。学术积累说认为学术的变迁是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现代的学术总量总是比以前大而且更为准确；学术的变革说，认为学术以范式的方式存在并且以突破既有范式的方式发生学术变革，从而带来学术的发展。这两种说法建构了一幅学术问题域在范式内积累，在范式之间变革的变迁图景。但是，对于某一问题的解答并非存在着唯一性。社会秩序的治与乱问题不仅引发了春秋时期的百家争鸣，也引发了此后不间断地思考和社会实践。越是概括的问题越不具有解答的唯一性。多种解答提供了丰富的选择，其结果并非是等同的发展，而是被筛选的得到了发展和定位。在不同的学术类型之间以及同一学术类型内，分裂不仅作为特征存在，而且它根植于对问题域的处理方式。分裂与筛选是学术问题域变迁的特征，也是变迁的主要方式。在传统向现代的变革中，对于民族以及国家危机的感触，对于富强、独立以及完整社会形貌的追求，不仅引发了学术人以及其他群体对西方学术类型的兴趣，而且在传统学术类型中同样引起了解答的思考和社会思考。只是在当时的环境下，西方的学术类型更具有被选择的条件。西方学术类型的社会效用被逐渐建立，而儒学的地位则相对下降。建立的教育制度把学术人从传统社会的交往方式中拖拽出来，给予他们职位，职业化的学术特征逐渐明朗起来。
在这三个领域中，蕴含着三种主要的变迁动力。在学术问题域中，新议题的出现以及它上升为公共议题。在学术世界中，学术的问题并非总是唯一的，而是不断地塑造主流的问题，区分出前沿的研究和滞后的研究。在物理学历史上，利用相对性原理解释物理规律特别是大尺度中的物理规律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它逐渐成为主流的物理问题之一，由于它与牛顿物理学之间的差异而被认为是现代物理学的基础。这导致了在物理学中区分经典物理学和现代物理学，它们的基础并不一致。新的议题出现并且导致了旧有议题光辉的暗淡。
在学术交往中，传统交往方式的变革以及新方式的引入也是引起学术变迁的动力之一。现代出版业不仅提供了有效率的期刊出版，而且扩大了学术人同更多不同群体的接触。伴随电视以及网络传媒技术，学术人以专家、学者或知名人士的身份迎合了不同群体的需求，它为学术人建构更多样的社会效用提供了便利。在这些新的交往方式的影响下，学术将呈现多种形貌，受到商业需求的督促和约制，学术人也将频频在媒体上抛头露面，扩大社会影响的力度。学术人伴随现代传媒构造的交往方式走出纯粹的学术人交往圈，成为一个社会中的贵族阶层。
在学术的社会效用中，学术意义的丧失以及获取也可以导致学术的变迁，这种变迁是该种学术类型生存的变迁。不管学术类型处于怎样的制度中，只要它的社会效用受到压制，那么它的生存就要受到限制甚至致命的打击。但就儒学而言，它既经过秦代的焚书坑儒的毁灭性打击，由此带来后世今文、古文经学的争论，也经过汉代一朝的极力推崇，重获政治效用而延续千年。这种变迁促使学术制度发生根本性的变革，并影响到其他学术类型的发展，它决定了一个时代中学术的整体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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