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考据学学术人的学术生涯

在一个稳定的时期，学术呈现出结构性。这种结构性可以通过这个时期的学术人的学术生涯体现出来。如果学术制度具有结构性，那么，它将有力地塑造着身在其中的每一个学术人的学术生涯并且通过这些学术人的学术生涯表现出来。从这个角度出发，研究一定时期学术人的学术生涯并且比较他们的学术生涯，可以了解一个特定时期的学术制度。
了解一个学术人的学术生涯的基本资料是这个学术人的传记和年谱，以及同他相关的一些文章，自传是第一手的材料，但是需要年谱或传记的辅助，也需要跟他有关的人物所写的关于他的文章。在这些资料中，关注哪些方面则需要根据研究的目的加以选择。即将研究的是清朝的学术制度，那么，就需要在学术人的经历中，选择具有共同性的经历来加以研究。这只是第一个步骤。接下来，需要对所出现的现象给与概念，能够在接下来的讨论中使用。第三，这些归纳的现象并非都是学术制度包含的内容，因此需要按照它们同学术制度的关系加以分类，并且进一步考察它们的关系和存在的基础。另外一个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学术人都是经过沙淘过的，是被学术人之后的学术人所重新记录并且排序的，经过了再加工的过程。这一点将会影响到我们对材料使用的程度和侧重。
根据已有的学术史研究和一般的观点，清代主流的学术是儒学中的一个分支，考据学，又称为乾嘉学派、汉学。几乎所有的文史类学术史研究著作，都会强调顾炎武、黄宗羲等等人是清代考据的先驱或奠基人，他们之后是考据的派别割据的场面：惠栋是吴派的始祖，戴震引领皖派，浙东学派首推黄宗羲等。在这些人之下是他们的弟子或再传弟子。这些所有学术人的学术生涯构成了清代看似连续的学术场景 。

钱大昕是乾隆二年（1728年）生，他的父亲是一个秀才，在家教书。这种条件虽然并不能保证钱大昕能够在学术上做成成就，但是使得他具有了一个接触儒学的机遇。钱大昕跟随父亲学习到同其他儿童无异的文本，学习做八股文，准备应科举考试。在他十五岁的时候，他转拜曹桂芳做老师，曹是钱的姻亲，而且是钱祖父的学生，这里面的血缘关系可能更胜过在学识上的原因。钱在考秀才的过程中认识了王鸣胜。王是同年的秀才。王的父亲王尔达看好钱，在他二十三岁的时候把女儿许配给钱，并且让钱居住在家里。钱一直苦苦希望能在科举中胜出，但直到结婚时仍然是一个秀才。如果他不能获取更高级的科举功名，那么他就只能去教书了。这并不是很好的出路。在他二十五岁的时候，乾隆皇帝出游江南。皇帝停留经过的地方都有学术人，他们纷纷做诗写赋，并且这种行为是皇帝所准许的。通过一些做官的学术人的评点和皇帝的认可，那些较好的诗赋作者将给与奖赏。因此，对于希望进入仕途的学术人来说，这是一个机会。钱把握住了这次机遇，获得了举人的称号。并且结识了主审诗赋的官员。在次年，他便到京师，进入了仕途。钱二十八岁的时候通过了科举的会试，殿试，获得了从政的正式资格。他出任了两次地方会试的考官，第一次在山东，选取了李之藻，第二次是在浙江，选取了邵晋涵。这两个人通过这样的考试就可以被认定为是钱的学生。在第三次被任命为河南乡试考官的时候，钱的父亲去世，按早习俗他回家守孝，不可以当官，但是可以有其他的世俗职务，他先后在几个书院里讲学或是当书院的山长。

钱大昕是传统学术制度中众多学术人之一，他的一生并没有太大的波折，但因此而具有典型性。他的经历可以说顺利，也就说明了他更好地契合了当时学术制度的各种结构性的要求。那些充满挫折的学术人的学术经历可以看做是在这个制度中没有通过结构性规则的结果。我们可以不断地叙述其他所被研究的学术人的学术经历，而实际上，已经有大量关于学术人的学术经历的传记已经出版。虽然不是全部，但他们都是在学术发展中被认为是重要的人物，他们的连续性已经被认为是学术的连续性了。通过阅读这些人的传记，就很容易地发现，作为一个时代的学术人，他们的学术经历的确具有某种相似性，下面列举的是他们一生中所要涉及的：幼年对经书的学习，准备科举，认识朋友并且主动交往，做私人教师，编修书籍，著述并送人请教指正，做官僚，书院讲学或是办书院。
实际上，钱的学术思想在他步入仕途之前已经成形了，但是似乎他的仕途对他的学术地位有着重要的影响。来自仕途的影响进一步扩大了他的知名度，而作为一个在科举中胜出的人来说，研究他的文章以及著作，就顺理成章地成为每一个试图通过科举的人可能研读的对象了。这种可能性在他作为乡试的主考官时则被增强了。因此，学术人身份和官僚身份处于相互支持的位置上，学术在政治中的社会效用影响了学术在学术人中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反过来加强了持有这种学术的学术人的社会地位。
学术对学术人的影响的一个例子是戴震。戴震参加了多次的科举考试，但是没有通过会试。他在考试落第之后，拜访了钱大昕。可以想象，当时他肯定也拜访了其他更多的人。那个时候，钱已经功成名就，而且在京城的学术人以及官僚中具有了地位。钱认为戴震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并且通过自己的关系网，传播了对戴震的良好的评价。结果就产生了一个学术传播的效应，更多地人试图结交戴震。这种名声对于戴震来说，是一种学术名声，因为戴震仍然没有得到功名。但是，这种名声也许没有像想象中的那么大，而只是有些具有官僚身份的学术人欣赏他的才能罢了。尽管如此，在封建帝王准备修撰《四库全书》需要大量的学术人来工作的时候，主持这个项目的官僚举荐了戴震。戴震在都城官僚及具有官僚和学术人双重身份的人们中间的活动给他带了仕途上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反之又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学术的地位。这种地位只有对另外一类学术类型进行比较时，才能看到它的社会意义。例如同数学、天文学等学术人的比较。一种学术的社会地位依赖于隶属这种学术的学术人的社会地位，只有学术人的社会地位加强并且保证了，这种学术才能取得更好的发展机会。政治因素在传统学术体制中的影响远比现代学术制度中的影响强大。主要的学术类型必然地采取社会的形式来维持自己的地位，儒学就是这样，它会吸引或者迫使这个社会中有才智的人优先选择儒学这种学术类型，而不是数学或者天文学。
这种压力并不仅仅存在与不同的学术类型之间。在考据学盛行的时候，也必然意味着隶属儒学的其他学术也处于较为恶劣的发展处境。赵翼、以及章学诚的史学就是这样的例子。他们的贡献是在晚清被研究新学的学术人逐渐被认识到的。在他们生活的那个时代里，他们大部分时间是孤独的，并且没有一个优越的发展自己学术观点的环境。他们的学术经历不能不被视为不幸，而他们没有能够通过科举获得官僚的社会地位则是另外一种不幸。但是，这种不幸的根源在于他们选择了与已经具有社会地位的学术相悖或是不同的路径。这个路径同主流的考据学的某些学术观念相冲突。这种情况只有到考据学成为人们反思的对象时才能作为一种具有社会意义的学术被人们认识到。这个机会一直到晚清时才具备，因为这个时候是学术制度发生变化的时代。
通过上面的叙述，可以看到，这种个人学术经历的比较并且分类将有助于对一个时期的学术制度产生怀疑，提出问题并且对它进行解释。
在一个学术人的学术经历中总是存在很多可以分析的地方。在这里，幼年接触学术训练的环境，同其他学术人的友谊，科举，书院以及在中央可以聚集学术人的机构是分析的重点。选取这些要素的原因首先是，这些方面是一个学术人学术经历中最普通的事情，它们几乎在每一个学术人那里都存在，可以作为结构性的事件来分析；其次，这些方面构成了学术制度的形式，对它们的分析将为分析学术中其他现象带来便利。

学术人幼年时期的学术环境
在任何一个社会里，社会个体的生长都具有一个幼年与成年的分期。例如成年礼。在这种分期前后，个体在社会行为上将发生变化，他的活动范围将进一步扩大。尽管在传统社会以及在现代社会里表达这种分期的观念和方式不同——传统社会依赖生理特征，而现代社会从法律上规定未成年与成年的年龄——但有一点是共同的，个体被束缚在家庭的社会关系中。家庭的变迁会影响到学术人幼年时期对学术类型的接触以及选择，这已经成为常识。
家庭的社会背景将影响到学术人的成长，按照布迪厄的观点，这是文化资本的继承过程。传统学术人的早年生活的确是这样的，他们的家庭里至少有一位是通过最基本的科举等级考试，获得秀才的功名。这个功名可以保证一个学术人从事教学的资格。因此，我们会发现，学术人的家庭大多是是教师家庭。这种家庭保证了最基本的儒学经典的传承，以及对科举考试的训练。父亲或是兄长充当了更小的孩子的教师，或是依赖其他的家族及师生关系得到学习。这种学习并非是学术的，而一开始总是以科举训练为主，即便背诵经典的文本也是出于这个考虑。家庭的血缘关系构成一个庞大的网络，可以提供机会给与学术人早期的训练。学术人对家庭的依赖很大，家庭中能够保证这样的一个接触到经典的环境成为大多数学术人成长前期的共同特征。当这个条件不能被保证时，学术人的成长中将更大程度上依赖他个人的学术机遇。他可以凭借自己优秀的记忆力或者是理解力来获得生活范围内的赞誉而得到帮助，或者是在获得秀才的功名后从事私人教师，进而在受教家庭里接触到大量的藏书。但这些都是一些机遇，需要有个人的天分作为交换，没有家庭所提供的条件稳固并且有利。
依赖血缘关系的家庭或家族是学术人学术生涯开始的第一个环境。这个环境的意义还在于，它是学术人聚集的场所之一。如果在一个家族中只有一个学术人，那么他的学术交流将主要是外向交流。而这个数量增加之后，就会在家族内部依赖血缘关系构成学术交流，这种形式被称为“家学” 。家学是以父子的纵向方式，兄弟的横向方式表现出来的。它把学术同家族联系在一起，构成这个家族的一部分。对产生家学的一种解释是认为门第观念强化了一个家族中的儒学学术人把自身的儒学学术特色化的倾向并且仅在家族内传播和继承。门第观念造成了家族之间的界限，它的效果更多地是依赖血缘关系对一个家族的团结。而且，家学也并非在所有的家族中产生。家学产生依赖两个条件：首先，这种学术是否具有世俗的社会效用。儒学学术同科举的结合把自身赋予了考取功名的工具性社会效用，此外，它还可以作为象征性的资本使用（书香门第）；其次，最有利接触到这种学术训练的环境是怎样的。最有利的环境是同学术人生活在一起，因为只有接触学术人才能保证接触到学术，接受学术的训练。第一个条件使得学术人对其子女的期望是通过科举考试获得功名，第二个条件则把这种期望转换成社会事实，在家庭内部的实施学术教育。万氏家学、王氏家学等都是在清代考据学中出现的家学。这些家学成为具有很大名声的家学，而大量的家学则并没有被发现。总之，家学是一种依赖血缘关系构成的学术交流形式，只要一个家族中具备了不止一个学术人并且在家族内部构成交流时，就有可能产生具有名誉的家族学术。
家塾是一类训练家族内部子弟的机构。它由家族的公共经费支持，只有那些属于家族内部的子弟才具有资格进入家塾接受学术的训练。与家塾的水平相近的一类塾馆是由地方居民出资供养的，学生需要缴纳学费。由于家族的塾馆财政丰厚，并且能够聘请更高水平的教师，因此，它总是水平较高的一种。而居民供养的塾馆并不稳定而且教师的收入并不多。学术的侧重仍然是在家族。家族对学术的影响只有在家庭的构成方式发生变化时才能改变，它的变迁将影响到基本学术训练的环境的变迁。这种变迁即是由居民供养形式的训练场所对家族内训练场所的替换。

交游
交游是儒学学术人的学术生涯中都存在的现象。在已有的针对儒学学术人的研究中是关注学术人的交游情况的，因为交游的人物往往对学术人的学术思想产生影响，通过了解一个学术人同哪些人交往可以间接地研究该学术人的学术及各种行为。在这里，交游被看成是一种学术组织的形式，尽管它并不是非常正式，但是同样具有结构性。
交游的社会行为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结交其他的学术人，一个是广泛地参与到社会的交往中。交游的主要特征是学术人的社会融入。
尽管交游可能发生的情景很多，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持久的交往关系总是建立在学术人之间。在选择交往对象的时候，尽管是一个随机的偶然事件，但在数量的统计上却呈现出特征，即交往存在于具有各种身份的学术人中间。同年通过同一级科举考试的人可以偶然地认识，没有中举的人也可能偶然地认识。按照交往的学术人在学术中的取得位置，交往可以分为两种基本的类型。
边缘-中心型交往。这种交往发生在尚未取得功名或者是在学术人中间具有广泛知名度的学术人与那些取得官僚身份或者具有学术知名度的学术人中间。这种交往非常集中地发生在科举考试的前后。在这种交往中，交往双方的地位在开始的时候是不平等的，但这并不能阻碍交往的发生。边缘学术人往往是交往的主动方，而中心学术人则被要求交往。通过这种交往，中心学术人可以对边缘学术人进行评价。这种评价对边缘学术人的社会地位的提高具有帮助。对这种评价的需要并非是所有边缘学术人交往的原因，但是不管是什么样的原因，只要采取了这种形式，来自中心学术人的评价总是不可避免的。
同辈型交往。这种交往类型发生在地位相似的学术人中间。它包括两种更为详细的形式，边缘学术人的交往以及中心学术人的交往。同辈交往构成了学术人在层级之间分布的结构，他们以各种目的采取了交叉性的交往，构成了学术人内部讨论的非正式形式。它是按照学术人在学术界的自我定位进行的交往，这种交往建立的社会关系不仅保证了一个学术人同学术界的联系，而且把学术人从个体的形式组合成学术人的共同体。中心与边缘的等级秩序可能带来学术的压制弊端，但是这种分离也能保证边缘学术人所建构的关系以及学术内容能够得到更新。
交游对一个学术人学术见闻的扩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与此同时，它同样能够帮助学术人扩大他的学术影响，把学术从一个个体建构的事件转换成社会的事件，并且随带着更多要求的实现。这也许是传统社会中学术人交往的主要的动机。在现代社会中，这种交往则发生了变化，并非是说这种交游的方式变得不重要了，而是以另外一种学术人交往方式得到了制度性的建构。
交游具有这样的意义：
1、扩大一个学术人的见闻，刺激学术的生产；
2、取得既有学术群体的认同，扩大个体的知名度；
3、建立人际关系网络，扩展融入社会的机遇；

讲会
讲会是目的明确的学术人集会，在结构上它同现代学术制度中的学术会议具有某种程度上的相似性。例如，在传统学术制度中的讲会以及现代社会学术制度中的学术会议都具有学术人的等级秩序，发言的人与听众，主要发现人与次要发言人等等对立的学术层次。
讲会的财政支持并不是稳定的，这是传统学术制度中主要的特征即它的财政支持的缺失带来的学术公共制度的不稳定。现代社会的学术制度在很大一部分上是在建立稳定的学术公共制度。以甬上证人书院讲会为例，它的财政支持首先是由首倡者万氏家族来承担，但在此后的几次讲会中，则分别有该地方的经济富裕的人家分别支持。家族财政支持是私人支持的一种方式，它不是一种稳定的来源，依赖于私人的投入程度，并且没有同家族脱离关系成为具有公共性质的资金 。
私人对学术公共制度的财政支持并不局限与讲会，大量书院都有私人财政支持的痕迹。家族财政支持的不稳定性将影响到学术公共制度的稳定。讲会以及书院都并非是一种稳定的制度，而是因为同家族等不稳定因素的依赖关系呈现出时兴时废的历史特征。
私人对学术的支持的原因可以归结为儒学在传统社会中的取得的结构性的地位。它可以营造一种儒学文化并在个体的社会心理中打下印记，使得个体对儒学充满一种亲和的情感，这种情感就如同学术人对学术的情感一样。在这种情感的支配下，私人可能对学术采取支持的行为。儒学通过科举同政治联系在一起，它是获取仕途资格的手段之一。通过支持儒学可以交换到进入仕途的资格，这对于一个家族来说并不损失什么，付出的经济资本可以以政治资源以及文化资本作为补偿。

书院
根据已有的清代考据学学术人的学术生涯来看，书院——尽管它被称为是传统社会中的学术机构、教育机构甚至是研究机构——都不是学术人获取社会身份的首要选择。它是在青年时期准备科举考试的场所，是在晚年退出仕途闲居时可以讲学的地方。即便从参加科举的学术人的数量以及所有书院的容纳人数的数量的比较这一方面，就可以知道，书院并不是一个普遍的教学机构。
书院是学术人交往形式制度化的萌芽，在传统社会的学术公共制度中，它的制度化形式比较高，具有相对稳定的财政支持以及学术人集中的自由性，与讲会比较它更稳定，与中央的官方机构比较它更缺少政治的束缚而更纯粹。在一开始，书院就是青年学术人为准备科举考试而聚集在一起相互学习的地方，它并不需要复杂的机构构成，几乎不存在藏书（这跟儒学学术的经典文本以及传承的师法，家法有关）。这种性质一直保留在书院中，并且由于它能够吸引一批学术人而具有祭祀儒学先贤的功能。书院也为那些在学术人中间取得知名度的学术人提供讲学的场所以及听众，他们也会获得薪水。因此，书院也起到了宣传一种学术并且培养后继的学术人的作用。现代学术机构的基本特征都可以在书院里找到，但是并不能说书院就是一种学术机构。因为，大部分被认可的儒学学术的生产都不是在书院中进行的，它为学术成果提供了传播的场所。传统学术生产对家族、师生传承以及交游等的非正式形式的依赖要大于对公共制度的依赖。
书院本身财政支持的不稳定，影响到它的薪水的不稳定，同时它有选择地宣传某些儒学学术观点而反对其他，都导致书院并不能充分地吸引学术人的聚集。在书院中，学术人聚集的原因可能更多出于一个个人条件考虑。欣赏某些学术人的学术观点，结识广泛的同辈人以及学术权威人物，为自己的将来仕途以及学术之路铺平道路等都可能影响这种聚集。因此，与其说书院是一种教学机构，准备科举考试的机构，不如说它是讲会形式的进一步制度化的形式，从各方面来说，它只在财政的支持上比讲会更为稳定一点。
与学术相关的其他机构，例如训练基本学术技能的私塾，并不是作为强制来实施的，而是取决于一个家庭对学术的认可以及财政支持的可能性。它由家庭做出自由的选择。因此，学术并不是被普及成每一个国家的人民发展的共同的基础，而是作为一种改变身份获得社会地位变迁的资本、工具。这与科举带来的效果是一致的。从这一点来看，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科举的竞争是那样的残酷，文学作品对中举后的范举所表现出来的行为刻画为什么能引起现代人的惊讶，尽管今天的高考也在持续这样的竞争。另一方面，官学把一个地方的被认可为才俊的人们集中在一起，并且由国家供养。它的这种行为的基础是政治中保留的善待有才能的人的方式，它帮助政府树立一个求才爱贤的形象，它只供养非常有限的学生，与官学对应的广大的行政区域的人口相比，就知道它是具有非常严重的象征性的。

科举
任何一个涉及中国传统社会研究的研究者，都不能不涉及到科举。尽管科举同传统社会的各种学术类型具有密切的关系，但是，它本身并不能被看做是学术制度的构成部分。它本质上是一种选拔官吏的制度，儒学则历史地成为这种选拨制度的区分标准之一（科举考试的内容并不局限于儒学，也涉及到其他的学术类型）。科举对于学术制度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通过它我们可以了解到儒学这种学术类型在政治中获得的社会效用以及这种效用对学术制度本身的影响。科举揭示了学术类型及其学术人同其他群体的关系问题，揭示了学术类型的社会效用的制度化形式。在通过科举考试之后，一个学术人的身份发生了变化。在通过科举考试之前，他以一个学术人的身份参与社会交往，在通过科举考试之后，他获得了另外一个身份，官僚，他作为一个官僚参与社会交往。科举在一个个体人身上实现了两种身份的组合，使得这个个体具有在学术以及政治两个领域活动的资格和权力，并且这个两个领域由于这个个体的唯一性而混淆在一起，互相影响。
科举赋予学术类型，尤其是儒学学术的资格效用是以学术同国家的治理的意义关系为基础的，儒学学术被视为教化帝国的民众，维持现存秩序的有力工具，在国家治理中处理事件中不可缺少。这种意义一旦被解构，那么，学术，不仅是指儒学，都将被抛弃，而学术人的社会地位也将发生变革。科举考试偏重儒学，以儒学获得仕途资格的官吏在官僚体制中的升迁快，获得的职位高，这种看得见的社会地位非常有力地刺激民众把学习儒学作为主要的目标。在这样的缺乏协调的竞争秩序之下，科举考试就显得非常拥挤和残酷。科举也把儒学提高到同政治资源联系最为紧密的地位，这种地位一方面吸引人们学习儒学，另一方也形塑了儒学的学术形态。
儒学作为标示一类学术人的学术形态，必然地在学术人的心理中产生学术情感。这种情感保证了学术人对该学术的忠诚以及开拓的勇气和实践，它维持学术人对学术的纯洁看法。科举把一种工具性的情感带入到学术人群体中，这种情感把学术工具化为通过科举考试的手段。在批判科举的文本中，我们不难发现指责科举带给学术人行为上的影响，这些指责的文本是学术情感对学术工具情感的指责 。尽管学术情感维持了学术的独立性，但是它并不能抵消工具情感所产生的压力或者说诱惑，实际上，步入仕途仍然是作为一种学术情感保留在儒学的学术传统中，对于科举儒学在本身的观念中并不排斥，这一点把儒学同科举结合起来。同儒学相比，道家的学术则在传统中不提倡进入仕途，它强调清净修行的观念引导它的学术人在宗教那里寻找到了社会效用的结合之处。儒学学术人所展示的两种看似矛盾的情感也同样存在与其他学术类型中，它是学术类型在社会效用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通过科举这样一类的制度形式，它们彼此依赖。
通过科举的学术人，在其政治生涯中，由于他们本身所具有的学术人身份认同和学术情感，会自觉地把自身的政治资源转化为支持学术发展的有力手段。他们可以支持管辖区域内的学术公共制度的发展，支持讲会，举办书院。一些官僚被任命为地方科举考试的考官，这中便利的条件使得他们能够选举自己所认可的学术人。通过这种方式，学术中原本存在的多种分支就得到了筛选。政治资源给与了他们学术权威所具有的权力，这一点是同现代社会中教授对高等学校科研体制的利用是相通的。
通过科举考试的学术人一部分是到地方做官，那些通过最高科举考试会试的学术人则有可能进入到中央的学术人集聚的场所，这些场所包括翰林院以及国子监。不管是在地方上做官还是在中央的机构中任职务，他们接触到大量第一手文本及实地资料的机会都增大了 。这种机会是在以前的苦读中所不可能具备的，它也是刺激学术发展的有力环境。编书、修撰历史书籍、记载地方典故与历史等等以个人著述、政府著述的形式得以保存下来，这些活动也构成了学术积淀的内容。学术人的著述大多是以他们对经典文本、历史典籍以及个人社会活动的记录，它们的写作一般出现在学术人能够接触到大量藏书的青年时期，或者是晚年，因为青年时期的官僚身份多少能够够帮助他接触到大量的藏书并且保证他有条件对这些藏书的整理。官方一直保持着修撰前一个朝代历史以及记录本朝代大事情的传统，这也需要大量的学术人。在清代，不仅官府而且一些官僚也倾向于编撰典籍。这种编辑对学术人的需求更为巨大，考据学的出现以及对学术人的吸引一大部分上是受到了这种官方行为的影响，至少没有《四库全书》的修撰，戴震是没有机会进入仕途，并把自己放在考据学的历史中的。因此，科举以及这些学术人在通过科举后的官僚身份对学术的形态以及发展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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