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传统学术类型的生存

十九世纪，二十世纪是欧洲文明对世界各地域文化形态发生巨大影响的世纪。在这两百多年的时间里，社会形态发生了明显并且深刻的变化。在这个进程中，科学不仅作为一项事业得到了发展，而且也被视为对象被加以研究。科学社会学把科学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建制来研究，关注科学是如何发展的，受到了哪些社会因素的影响。其中一个较著名的问题是李约瑟问题，它追问科学为什么在欧洲成为一种建制而不是在中国，因为中国的科学技术在传统社会时期是相对发达于欧洲的。然而，更为普遍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人文的学术总是先于科学的学术得到发展呢？这个现象不仅在中国的历史中是这样的，而且在欧洲及其他文明的社会中也是如此。
科学成为社会中的建制并且对人类的社会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令人们经验地感觉到在知识之间存在的差异，这种差异并不仅仅表现为对象的差别而且还表现为方法、语言等方面的差别。知识之间具有差异性。科学首先在观念上洗涤了此前对知识有效和正确性的观念，把知识区分为科学和非科学。在现代的学术制度中，知识的差异性不仅在观念上被认同，而且以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人文、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按照不同的策略和追求获得各自的生存和发展，这种分类的观念也是随着科学不断地侵入人类生活以及人们对科学的反思而获得的。科学以其巨大的力量诠释自然，带来人类影响自然的力量上的突飞猛进，结果是人们推崇科学，但这也促使人们反思过去的知识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社会发展，促使人们思考非科学的知识的生存。科学在击溃一些知识的同时也促使另外一些知识不断地分化和变革，同当下社会领域结合并形成各自的社会效用。显然，科学并不能解释所有的问题，在它力所不及的领域中，总是存在着另外一种不同于科学的知识在以某种形貌发展着。这潜在地构成了不同的知识之间存在的差异。我们可以从关注的问题域，思维，概念的使用方面，也可以从具有某种知识的个体的社会身份上区别各种知识，既是知识类型之间的，又是知识层次上的。由于知识总是与某种社会中的社会个体结合在一起，这个社会个体的社会身份与知识之间构成了共轭的影响关系。它意味着知识同其他的任何人类制造品一样，是人类的产品，能够产生各种影响个体以及社会的力量。通过这些方面的区分而得到确定的知识，我把它称为学术类型。
区别不同的学术类型一般的观点是使用的学术语言的差异程度。学术语言的差异程度越大，学术类型的属于同一种类型的可能性就越小。但在学术语言之外，仍然存在着许多地方可以区分出两种不同的学术类型。在术数、天文、历法、数学以及儒学之间，它们使用的学术语言是不同的，因为使用数的语言，术数以及天文、历法、数学之间存在更多的相似性，尽管如此，它们在考虑更为细微的对象上仍然存在差别，在对待研究的价值判断上也存在差别。同时，社会也为学术类型提供了标示。不同的学术类型意味着它们的学术人在同一个社会中的社会地位将会体现出某种程度上的差别。中国传统社会的学术类型中最主要的是儒学学术。儒学学术是一种人文学术类型，它拥有唯一而且固定的经典文本以及供奉祭祀被深深怀念的学术先贤。对经典文本以及学术先贤表达出来的情感——忠诚、尊敬甚至墨守成规——是标示着这个学术类型的存在并且生存着的征兆。儒学学术人在追求官僚身份这一方面具有有利的条件，而术数的学术人则以方士的身份，融入到宗教中，并且在政治上是不可能得到高的官僚地位。在获取传统社会的优越社会地位方面，不同的学术类型具有不同程度的能力。
与自然界的事物相关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利用数的语言加以表达的学术类型同科学的关系是紧密的，这在欧洲以及中国的学术发展中都是相同的。通过被人们认可的传统社会中的自然科学家的传记以及相关的资料，可以得到几个关于学术人经历的特点。首先，一些学术人加入到官僚阶层中，而同时另一些学术人则以方士的身份在民间活动。这表示，在同一类型的学术中，由于学术人社会地位的差异，学术的发展形貌也不同；其次，依赖社会关系的学术传递。一些学术人在政治机构获得职位，例如钦天监；或者是在政府主导并支持的修书中承担有关历法、星象的部分的修撰，还有一些学术人则直接受到皇帝的青睐，而获得了政治机会。这些人的人数有限，他们的官职给与了他们能够进入被记载的资格，但是，他们并不是学术人群体的全貌，而是其中的一部分。其他一些学术人的生活则并没有得到基本的保障。他们的身份多样，但都以人们生活中的需求作为营生的条件。他们的学术传承是基于父辈的掌握而获得的，同时，由于学术人的谦虚以及交游的能力，仍然在结交朋友的过程中得到指点，并且依赖这种本领在政府的机构中获得成功。
儒学的社会效用在政治中得到制度化，这种条件保障它能够作为一种优势的学术类型得到发展。一方面，儒学的学术人可以占据官僚体系中的一部分职位，并且具有机会升迁到最高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职位；另一方面，通过科举这种体现学术社会效用的制度，以及皇帝对儒学的偏爱，不仅刺激了国家机构衍生出儒学的机构以及尊崇这种学术的文化，而且也诱惑帝国的民众为了能达到社会地位的升迁流动而追逐儒学学术。即便大量的儒学学术人不能够进入到仕途并且获得官僚身份，他们也具有幕僚、教学的资格和场所，以及相对稳定的收入。相比之下，那些其他的学术类型的学术人把自身的社会效用建构偏向于民间的自由市场。方士、道士、乃至具有儒学身份的学术人，最好的结果是进入到官僚或是受到某些官僚以及皇帝的欣赏而获得一个人的优越生存，但这是一个人的事情，并且在文化里，这些身份并不被视为正当的具有吸引力的社会身份。他们把目光投向自然或者是利用自然对自身生存的修养上，在观点以及社会实践的愿望上同儒学都是有相悖的地方。儒学的兴盛必然地对这些学术类型形成压制，更何况它们在政治中的社会效用没有得到制度的帮助。它们的兴盛必然地需要等待它们的社会效用被重新定位并且赋予制度化的色彩。
这样，我们又回到了一开篇就提到的那个问题。由于不同学术类型在一定社会的社会效用不同，而导致了它们之间存在着生存条件上的差别，这种差别可能很细微，但它影响了学术类型本身的发展趋向。儒学这种学术类型把自身同政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它不仅从政治获得稳固的意义赋予，而且依赖构建了的科举制度得以巩固，它自身的扩展也营造了一个有利于自身生存的环境，肯定儒学，赋予儒学名誉。与此同时，其他的学术类型，大多是与数的语言的使用有关，虽然并没有丧失掉在政治中获得意义赋予的机会，但这种赋予并非在于它同一个制度的意义赋予，而是在于同个体欲望的结合——帝王对不死的追求，以及对自己统治的永久性追求——往往带来迷信，即便如此，一个帝王或者一个平民过分地沉迷于这些事情，都会招致来自儒学学术人的批评和指责。在民间，这些学术类型依然是更多地体现与个体需要的结合，并且不管是在政治上还是在民间，它们都缺少一种社会效用的制度化形式用来保证人员对这些学术的追求（这样就不能把一个社会中最有才智的人吸引到学术发展进程中），难以集聚社会资源，用于建立公共的学术体制。这些学术同宗教的结合是学术人普遍具有缺乏关心社会整体秩序（他们希望通过自身的修养达到社会整体的修养），脱离尘世的实践方式。这些也限制了它在社会中的活动空间和机遇。
处于儒学优势的学术制度中，任何一种不同于儒学的学术类型，在生存中都将会遇到困难。这种困难是在任何一个社会状况下都存在的，而且不仅存在于不同的学术类型之间，同样也存在于同一类型的学术中不同的观点上。考据学的兴盛代替了理学的主流地位，这种变迁是在同一学术类型中的分支之间进行的。因此，它的更替并不影响到整个学术制度的变迁，发生的只是在一种学术制度下重新确立哪一种分支更适合，更恰当地建构当下的社会效用。从这种意义上，中国传统社会的学术制度是从汉代逐渐确立起来的。那一个时期，学术类型之间的关系得到排序并且影响了各自发展的倾向性。“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及过分地偏重以儒学作为选择官僚体系的候补人员的政治行为可能是有助于实现政治人企图维持社会秩序的愿望，但在这种行为中同时生产了儒学的政治社会效用，并且以政治权力作为维持儒学发展以及营造儒学文化的基础。它在朝代更替的过程中没有丧失掉这种社会效用，一个原因是这种效用的确是有实际效果的，另一个原因是由于上一个朝代的教训以及儒学文化透入社会结构而产生了惯性。第三个原因则考虑到在中国近代的变迁所处的环境，一种外来文明带来的冲击足以激起整个民族的危机感及其对被冲击社会形貌的改变。即便是在近代的学术变迁中，儒学地位的下降仍然是一个反复的过程。中国传统社会内部的其他学术类型没有能够获得儒学那样的地位，也没有在朝代更替以及君王的个人爱好的机会里获得意义的赋予和建构，这方面的原因很容易就被归结为是儒学不仅是一种学术而且也是一种社会结构，它的文化和制度限制了儒学以外的学术类型的生存条件。除此之外，与数语言相关的学术类型同民间以及个人欲望的结合，造成它本身神秘乃至迷信的特点，它的学术人在主流的观念和行为上都表现出了退避社会的特征，同自然的接触而获得的知识最终归为个人意义上的修养以及遵从，它的效用范围不仅有限，而且在儒学文化里缺乏吸引力。在朝代的更替中，宗教是组织叛乱的方式之一，而这些学术类型同它的关系往往对学术自身的发展不利，它缺少像儒学那样的世俗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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