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世紀初的北京大學令人敬佩，不是因為它的學術成就，而是因為它宣導的民主與科學推動了中國歷史的進程。民主與科學的積極宣導者和推動者是文科學長 陳獨秀。北京大學的輝煌也可以說是北京大學文科的輝煌。這些輝煌歷史的直接創造者是陳獨秀。正是蔡元培慧眼識陳獨秀，為陳獨秀編造假學歷、假履歷，讓陳獨 秀出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由此創造了北京大學輝煌的歷史。

　　蔡元培與陳獨秀同是老革命党人，曾一度共同從事反清革命活動。1916 年12月26日，總統黎元洪發布命令，「任命蔡元培為北京大學校長」，同日的上午，蔡元培到西河沿的中西旅館走訪陳獨秀，勸說陳獨秀到北京大學就任文科學 長。汪孟鄒和陳獨秀同住在旅館，日記寫道：「12月26日，早9時，蔡孑民先生來訪仲甫，道貌溫言，令人起敬」。從這天起，「蔡先生差不多天天要來看仲 甫，有時來得很早，我們還沒有起來。他招呼茶房，不要叫醒，只要拿凳子給他坐在房門口等候」1。陳獨秀被蔡元培的誠意感動，決定舉家遷往北京，出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

　 　敬啟者，頃奉函開，據前署北京大學校長胡仁源呈稱，頃據本校文科學長夏錫祺函稱，錫祺擬於日內歸省加有他事相累，一時不克來校，懇請代為轉呈准予辭去文 科學長職務等語，理合據情呈請鈞部鑒核施行等因到部。查文科學長夏錫祺既系因事不克來校，應即准予辭職，所遺文科學長一職，即希貴校遴選相當人員，開具履 歷送部，以憑核派等因到校，本校亟應遴選相當人員，呈請派充以重職務，查有前安徽高等學校校長陳獨秀品學兼優，堪勝斯任，茲特開縣該員履歷函送鈞部。懇祈 詧核施行為荷。此致
　　教育部
　　附履歷一份

　　蔡元培急急忙忙辦理陳獨秀的任職手續，一方面肯定是北京大學文科的工作急需學長，另一方面應是也有點心虛，怕教育部不同意任命陳獨秀為文科學長，因為 蔡元培的《函致教育部請派文科學長》中所附的陳獨秀履歷純屬假學歷、假任職。北京大學官方認定《函致教育部請派文科學長》是「蔡元培正式致函」，應該完全 符合歷史事實，所以，完全可以肯定函中所附的陳獨秀履歷是蔡元培所擬。也就是說，陳獨秀的假學歷、假任職由蔡元培偽造。事實上，陳獨秀沒有在「日本東京日 本大學畢業」，也沒有擔任過「蕪湖安徽公學教務長、安徽高等學校校長」。

　　陳獨秀一生五次東渡日本，但每次在日本的逗留時間都不長，沒有接受過日本全日制普通大學的學歷教育，更沒有在所謂「日本東京日本大學畢業」。

　　1901年10月，陳獨秀首次赴日留學，先在東京高等師範學校補習日語，就讀於東京專門學校（早稻田大學前身）學習5。 「當時在東京的中國留學生不滿百人（或曰『不過二百人』），在一部分老留學生中，有一個團體名『勵志會』，只是以『聯絡感情，策勵志節為宗旨，對於國家別 無政見』。也有人說『惟言維新而已』。會員包容的很廣，『表現革命大團結之氣象』，其中不僅有著名的憲政派，亦有『主張根本改革之激烈論者』。曹汝霖、金 邦平等投機分子也囊括其中。陳獨秀到東京後也參加了此會。由於其成份複雜，『初時論頗激昂，漸次變質』，所以不久就分化了。陳獨秀與『張溥（即張繼）等， 後參加而先脫會』1902年，傳聞清政府和帝俄簽訂密約，陳獨秀偕潘贊華（桐城人）返皖」6。 1902年3月，陳獨秀回國，在南京拜訪汪希顏，並由汪希顏介紹認識了章士釗。此後回到安慶。「這時，安慶的一些青年志士原來主張維新的，現在認為非集合 群力，啟發民智，不足以圖存。於是陳獨秀聯合潘贊化、葛溫仲、何春台等在安慶北門大拐角頭藏書樓發起演說會，並在藏書樓辟一閱鑒室，陳列他從東京、上海帶 來的各種革命書刊，傳播新思想。又組織青年勵志學社，每週聚會，以相奮勉。一時風聲所播，聞者興起。陳獨秀還準備創辦《愛國新報》，『其宗旨在探討本國致 弱之源，及對外國爭強之道，依時立論，務求喚起同胞愛國之精神』。後人稱讚說：『清朝末葉，安徽的革命運動，發端於安慶藏書樓演說』，確是當之無愧的。演 說的首倡者陳獨秀，為當局所忌恨，不久被迫離開安慶，再次東渡日本」7。由此可知，陳獨秀第一次東渡日本，主要是學習語言，因參加革命，中止學習返國。在國內只熱衷革命活動，受到清政府的忌恨，被迫第二次東渡日本。

　　陳獨秀的第二次東渡日本，還有另一種說法。「1902年，壬寅，此時清廷又推行新政，公私費赴日本留學者不少，獨秀亦去到日本留學。據馮自由《興中會 時期之革命同志》稱：壬寅秋、葉瀾、董鴻禕、秦毓鎏等組織東京青年會，從事革命運動。又謂：『陳由己，字仲甫，民元後改名獨秀，安徽懷寧人。壬寅，留日學 生，入青年會為會員，成立時，拍照留念，獨秀與焉』。可知獨秀此時是革命黨了」8。陳獨秀這次到日 本的時間是1902年9月，與潘贊化相伴到日本，進成城學校（日本土官學校的預備學校）陸軍科。同學有劉季平和湯爾和。這年冬，陳獨秀「與張繼、蔣百里、 潘贊化、蘇曼殊等人另行發起組織，仿義大利獨立前馬志尼創立的革命團體『少年義大利』取名『青年會』。會約規定：該會『以民族主義為宗旨，以破壞主義為目 的』，乃『日本留學界中革命團體之最早者』，會後合影留念」9。陳獨秀這次在日本學習軍事，與受帝 俄侵佔東北的刺激有關。陳獨秀有意學武報效國家，打擊帝俄，收復東北。「1903年，帝俄在我東北違約不撤兵。東京留學生黃興等組織拒俄義勇隊，決心以尚 武精神，開赴東北。獨秀亦是其中成員。未幾，日政府循清廷的要求而勒令解散義勇隊，大憤」10。陳 獨秀把對清政府的憤怒，發洩到了清政府走卒的身上。清政府為適應世界潮流，派遣學生出國留學，但為了約束留學生，又派遣學監跟隨留學生進行監督。在成城學 校，留學生的學監姚煜（文甫）常鉗制學生，阻撓學生學習軍事，而且生活腐化，陳獨秀幾個人決心好好教訓姚煜。1903年3月31日晚，陳獨秀、鄒容、張 繼、翁浩、王孝縝等五人闖入姚煜的房間，聲言要割掉他的腦袋。姚煜哀求寬大。鄒容說：「縱饒汝頭，不饒汝發」，於是「由張繼抱腰，鄒容捧頭，陳獨秀揮剪， 稍稍發抒割發代首之恨」。並把姚煜的髮辮懸掛在留學生會館，在旁邊還特別寫上「留學生公敵姚某某辮」。事後，姚煜與清政府駐日公使勾結日本的警方，在4月 初把陳獨秀、鄒容、張繼三人送回中國11。這是陳獨秀第二次到日本的主要情形。陳獨秀第一次到日本僅半年，主要是學習日語，第二次在日本雖有近八個月的時間，但學習的是陸軍軍事，而且用心在革命活動上。可以肯定，陳獨秀這二次到日本的留學生活，都與「日本東京日本大學」沒有絲毫關聯。

　　1906年暑假，陳獨秀第三次到日本。陳獨秀這次和蘇曼殊同行，在日本僅逗留一個暑假，純屬暑假旅遊，沒有進學校讀書。暑假後，陳獨秀和蘇曼殊倆人一 起回國，在皖江中學任教。陳獨秀在皖江中學教書時，利用「蕪湖圖書社聯絡黨人，進行革命活動，被人告發，巡撫恩銘『欲窮治之，羽書連下』，陳獨秀被迫於 1907年春又到日本東京，入正則英語學校學習英語」12。這是陳獨秀第四次到日本。陳獨秀在日本「往東京神田區猿樂町二丁目番地清壽館，和章士釗、蘇曼殊住一室。和他們住在一起的還有鄧以蟄和二哥鄧初。陳獨秀和章士釗在正則英語學校學習英文，同時到早稻田大學學習法國等西歐文化。鄧初到日本學醫，鄧以蟄在弘文書院學日語」13。這次在日本，陳獨秀加入組織亞洲和親會14。 陳獨秀自述這次在日本，「交往最熟的是章士釗、蘇曼殊二人，他們三人住在一個貸家裏（即幾人合租一屋居住）。他說一人一個性格，他自己專攻西方民主學說， 酷愛西方文學，尤其是浪漫派的作品，他對雨果的《悲慘世界》佩服得五體投地。他說他對歐洲文學名著都涉獵了一下，沒有一篇能與《悲慘世界》匹比的。同時他 自認對『小學』（即音韻訓詁）、《說文》考據最感興趣，終其生都研究不輟」15。陳獨秀這次留學日 本，時間雖較長，但也沒有進入所謂「東京日本大學」。1908年秋，陳獨秀回國。10月15日，「安徽教育總會開秋季大會，陳獨秀應邀參加，並在閉幕式上 講話，主張改良教育；然後去浙江杭州探親訪友，年底重返日本，住東京『神田猿樂町二丁目一番地清壽館』」16。 陳獨秀這一次再到日本，也沒有進入「東京日本大學」，而是繼續學習英語。鄧仲純回憶說：「他和曼殊和尚、仲甫先生三人，共同住在東京一間小房裏，曼殊向仲 甫學字學詩文，所以曼殊的字很像仲甫，曼殊的詩，不僅像，好多是仲甫做的或改的；而仲甫則向曼殊學英文、梵文，每天都呀也呀的，他很討厭，時常還因此吵 嘴」17。陳獨秀在日本期間，還與章太炎交往密切。陳獨秀「很欽佩章的『樸學』，認為他是一個『國寶』，而章對陳的『小學』也十分賞識，認他為『畏友』」18。 周作人回憶說：「章太炎在東京報社裏來的一位客人，名叫陳仲甫，這人便是後來的獨秀，那時也是搞漢學，寫隸書的人。這時候適值錢玄同（其時名叫錢夏，字德 潛）黃季剛在坐，聽見客來，只好躲入隔壁的房裏去，可是只隔著兩扇紙糊的拉門，所以甚麼都聽得清清楚楚的。主客談起清朝漢學的發達，列舉戴段王諸人，多出 在安徽江蘇，後來不曉得怎麼一轉，陳仲甫忽而提起湖北，說那裏沒有出過甚麼大學者，主人也敷衍著說，是呀，沒有出甚麼人。這時黃季剛大聲答應道：『湖北固 然沒有學者，然而這不就是區區，安徽固然多有學者，然而這也未必就是足下。』主客聞之索然掃興，隨即別去」19。 陳獨秀在日本邊學英語，邊參加反清革命，邊研究「小學」。1909年9月，陳獨秀回國，「年底，與胡淵如一起去程演生家拜訪，從此與程結為友好，旋即赴杭 州，與妻高大眾之同父異母之妹高君曼正式同居，相處甚歡；任杭州陸軍小學歷史、地理教員，通過在該校任教的劉季平，認識沈尹默」20。 陳獨秀這次在日本時間最長，但也只是進入正則英語學習英語，或是到早稻田大學學習法語，並沒有進入「東京日本大學」。陳獨秀在日本雖進入過多所學校讀書， 但沒有從任何一所學校畢業取得畢業證書。完全可以肯定陳獨秀沒有接受過日本正規的全日制普遍大學系統的專業學習，更沒有畢業可言。「1914年7月，陳獨 秀又東渡日本，這是他第五次也是最後一次去日本。他到日本後，進雅典娜法語學校學習法文，同時幫助章士釗編輯《甲寅雜誌》，『度他那窮得只有一件汗衫，其 中無數蝨子的生活』」21。

　　陳獨秀一生到日本五次22， 這五次中有一次是旅行度假（第三次），一次是亡命日本求生活（第五次）。其餘三次雖在日本留學，但一次是學習日文（第一次），另二次都是在正則英語學校學 習英語（第二、四次。其中第四次還到早稻田大學學習法語）。由此可以得出一個結論：陳獨秀沒有進入過「日本東京日本大學」學習，完全不可能從 「日本東京日本大學畢業」。蔡元培「正式致函」教育部說陳獨秀從「日本東京日本大學畢業」肯定是假學歷23。蔡元培替陳獨秀偽造了一個假學歷欺騙教育部，讓陳獨秀有一個「體面」的學歷，順利獲得北京大學文科學長的任命。

　　蔡元培不但給陳獨秀偽造了一個假學歷，而且還偽造了假的任職。陳獨秀確實和蕪湖安徽公學、安徽高等學校有著極為密切的關係，但沒有擔任過安徽公學的教務長，更沒有任過安徽高等學校的校長。

　 　安徽公學的前身是安徽旅湘公學。安徽旅湘公學由旅湘的皖籍人李光炯等1904年初創辦，校址在湖南長沙。「李光炯於1902年曾隨吳摯甫東渡日本考察教 育，1903年應聘湖南高等學堂會歷史教習。翌年春，他與無為盧仲農（數學教習）創立旅湘公學於長沙。趙聲、黃興、張繼等人都曾在該校講過課，是一個革命 學校」24。安徽旅湘公學具有濃厚的革命色彩，受到安徽革命黨人的關注，並努力推動遷校回安徽，以 擴大招收安徽省籍學生，培養安徽省的革命人才，推動安徽的進步，促進安徽的革命。1904年冬，安徽旅湘公學遷回蕪湖，改名為安徽公學。鄒魯的《中國國民 黨史稿》這樣描述安徽公學：「『安徽公學』創辦於1904年春。1902年李光炯隨吳汝綸考察日本教育後，1903年應聘湖南高等學堂任歷史教習，翌年 春，他與數學教習盧仲農創辦『安徽旅湘公學』於長沙，聘革命党人黃興、趙聲執教，以培養革命骨幹、散布革命種子為宗旨，指導學生閱讀革命書刊」25。陳獨秀是安徽旅湘公學遷回安徽的積極倡議者和推動者，熱心用力推動安徽旅湘公學遷回蕪湖，改辦為安徽公學，「所以後來高語罕說：『遷校運動的中心人物，就是陳獨秀。』1905年2月安徽公學正式在蕪湖開學，校址就在繁華的『二街』上」26。 安徽公學創辦初期，分中學、師範兩部，首批招生五十餘名。陳獨秀雖然積極推動安徽旅湘公學遷移回蕪湖，但安徽公學開辦之初，陳獨秀並沒有在校內任職。因為 這一時期陳獨秀一方面熱衷編輯《安徽俗話報》，另一方面已積極投身反清的暴力革命活動。「1904年上半年，當陳獨秀創辦《安徽俗話報》的時候，東京留日 學生軍國民教育會暗殺團的主持人楊篤生和團員何海樵等六人潛回北京，伺機行刺頑固派的首領慈禧太后，但始終沒有找到下手的機會，後因經費用完，不得已南 下。何海樵到上海後介紹蔡元培加入暗殺團。蔡元培又介紹愛國女校懂化學的教師鍾憲鬯、俞子夷二人入團，製造炸藥。不久，章士釗、劉光漢等人也加入了暗殺 團」27。1904年10月，陳獨秀應章士釗的函請到了上海，由楊篤生監盟，參加軍國民教育會暗殺團28，躲在蔡元培租來的房子裏，天天跟隨楊篤生等人試驗炸藥，研究暗殺。蔡元培曾回憶說：「楊篤生君、何海樵君、蘇鳳初君等，立志從暗殺下手。……其後蘇君偕同志數人至，投孑民。孑民為賃屋，……教授制炸藥法，若干日而畢」29。陳獨秀到上海不久，黃興也逃亡上海，同楊篤生、陳天華、張繼等人策劃起義。11月「19日（農曆十月二十五日），劉師培與萬福華行刺王之春於上海英租界四馬路、湖北路口的金穀香西餐館。因萬福華不諳槍法，功敗垂成」30。 20日，章士釗到獄中探望，暴露了身份。章士釗、黃興、張繼等被捕，上海的暗殺活動被迫暫停。1905年1月，陳獨秀回到蕪湖。陳獨秀回蕪湖後，繼續從事 暗殺的暴力革命，參與策劃吳樾阻擊出洋五大臣的暗殺行動。「吳樾為揭穿偽立憲的騙局，在赴京行刺五大臣之前，曾『與趙聲（伯先）、陳乾生（獨秀）密計於蕪 湖科學圖書社小樓上』。趙與吳互爭北上任務。吳問：『捨一生拼與艱難締造，孰為易』？伯先曰：『自然是前者易，而後者難。』吳曰：『然則，我為易，留其難 以待君。』議遂定，臨歧置酒，相與慷慨悲歌，以壯其行。吳樾草擬了萬言《意見書》『謄清後交張嘯岑一份鄭重囑咐』張，他若離開人世，『萬一無法發表，便交 湖南楊篤生先生，或者安慶陳仲甫先生』」31。陳獨秀是暗殺活動的積極分子，一腔熱血，無限熱情， 積極投身暗殺暴力活動，根本不可能靜心安徽公學的任何教務。1905年6月17日，《安徽俗話報》第20期出版後，陳獨秀為了聯絡安徽革命志士，「『一肩 行李，一把雨傘，足跡遍江淮南北，到處去物色革命同志』。他和柏文蔚、宋少俠、王靜山、方健飛等，聯終『淮上豪傑的皖北之行』，先到懷遠、蚌埠、然後經蒙 城、渦陽、亳州、太和、阜陽、正陽關到達壽縣。陳獨秀在壽縣住了半個月，遍訪江湖俠義之士，始識孫毓筠（少侯）32、張澍侯（之屏）、鄭贊丞、石敬五（竟武）、宋健侯等，然後經合肥返蕪湖」33。陳獨秀這次遊訪，目標是尋找淮上健者34， 尋找革命同志，籌備反清組織岳王會。1906年2月，岳王會在蕪湖成立。以安徽公學的教員、學生為主體，陳獨秀任會長。岳王會成立後，陳獨秀更加積極投身 反清暴力革命，不再負責《安徽俗話報》的事務。《安徽俗話報》缺少陳獨秀便辦不下去。汪孟鄒回憶說：「仲甫的脾氣真古怪哩。《安徽俗話報》再出一期，就是 二十四期，就是一足年。無論怎麼和他商量，說好說歹，只再辦一期，他始終不答應，一定要教書去了」35。由知可知，此前陳獨秀一直負責編輯《安徽俗話報》，還沒有到安徽公學任教。1905年暑假，陳獨秀尋找淮上健者回蕪湖後，才到安徽公學擔任國文教師36。 「安徽公學『係清末民初安徽中等學校之最著者』。它『以培養革命幹部，散布革命種子為教育宗旨。在學校內部，除由教師經常講說革命道理外，並指導學生傳閱 革命書籍刊物』。在這個學校擔任教授職責的，都是當時革命思想及行動的領袖人物，除陳獨秀外，有劉申叔（化名金少甫）、陶成章（光復會的主要領導人）、周 震麟（華興會的主要成員）以及柏烈武（文蔚）、張伯純、蘇曼殊、謝無量、冷遹、江彤侯等」37。查 找陳獨秀1905年的種種生活記錄，沒有任何一點證據記載陳獨秀擔任過安徽公學教務長。1905年秋，陳獨秀進入安徽公學任教，講授國文，但僅過一個學 期，陳獨秀就離開安徽公學，創辦徽州公學。1906年3月，陳獨秀「與徽州旅蕪同鄉共創『徽州公學』（即『徽州初級師範學堂』），並任該校『監學』及教 育、地理、東語課程教員」38，因此脫離安徽公學。搜集目前所能見到的資料，沒有一點陳獨秀任安徽公學教務長的記載，陳獨秀「曾任蕪湖安徽公學教務長」肯定是一個假的「履歷」。

　　陳獨秀沒有擔任過安徽公學的教務長，更沒有擔任過安徽高等學校的校長。安徽高等學校由陳獨秀主持創辦，但陳獨秀只擔任過教務長，沒有擔任過校長。 1912年1月初，陳獨秀任安徽都督府秘書長，主持安徽的實際工作，大力推行行政改革，以新政權施展政治抱負。陳獨秀「任都督府秘書長時間不長，就由李光 炯接替了。陳把秘書長職務交出後，就在原安徽高等學堂的舊址，重辦安徽高等學校，自任教務主任，聘安徽桐城馬通伯任校長」39。 對於安徽的這段革命史實，沈寂「曾訪問過民初皖都督府收發科長張嘯岑」。張嘯岑回憶說：辛亥革命後，「孫少侯是安徽第一任民軍都督，因其嗜大煙，實際主持 工作的是秘書長陳獨秀。同時在安徽大學堂舊址，重辦安徽高等學校，聘馬其昶（通伯）為校長。陳自任教務主任，即將秘書長讓給李光炯。」沈寂認為，「這是 1912年的事。此事雖不見於書面記載，但可找旁證，在南京《臨時政府公報》第二號（1912年1月30日）為保釋劉光漢的《安慶來電》中，有秘書科成員 陳仲列名。章士釗在英國獲訊武昌起義，立即由倫敦返國，一到上海就打聽『仲甫蹤跡，或謂方從孫少侯游』。這些均可印證張嘯岑所述是實。陳獨秀之所以把秘書 長讓給李光炯，據張嘯岑說是因與孫少侯的意見不合。此後則專任安徽高等學校教務主任（或稱教務長），一直到1912年年底」40。沈寂的研究成果很接近歷史真實。安徽高等學校由陳獨秀倡議創辦，但因為時任軍督府秘書長，忙於安徽全省的實際政務，不可能用心於一間學校的行政事務，因此，可以肯定陳獨秀是安徽高等學校的創辦人之一，並自學校創辦開始就只擔任教務主任，從未擔任過校長41。

　 　陳獨秀也強調自己沒有「學位頭銜」，「從來沒有在大學教過書」。1916年12月，陳獨秀接受蔡元培的聘請，決定出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從北京回上海 後，曾對鄰居岳相如這樣說：「蔡先生約我到北大，幫助他整頓學校。我對蔡先生約定，我從來沒有在大學教過書，又沒有甚麼學位頭銜，能否勝任，不得而知。我 試幹三個月，如勝任即繼續幹下去，如不勝任即回滬」42。陳獨秀的自述是對其履歷最權威的說明。陳獨秀強調自己「沒有甚麼學位銜」，說明的是根本沒有進過正規的全日制普通大學讀書，或者是沒有在甚麼大學畢業，所以沒有獲得任何「學位頭銜」。陳獨秀也強調「從來沒有在大學教過書」，肯定也就不可能擔任過安徽高等學校的校長。

　　這種種史料證實，陳獨秀沒有從「日本東京日本大學畢業」，也沒有擔任過「安徽公學教務長、安徽高等學校校長」。蔡元培所擬的陳獨秀的「日本東京日本大 學畢業，曾任蕪湖安徽公學教務長、安徽高等學校校長」肯定是偽造的。蔡元培是一代教育宗師，為甚麼要給陳獨秀偽造假學歷、假履歷，騙取教育部任命43陳獨秀為北京大學文科學長呢？

　　蔡元培抱著整頓北京大學的決心出任校長，而且清楚要整頓好北京大學，「第一要改革的，是學生的觀念」。要辦好北京大學，就必須徹底改變讀書做官的舊觀 念為讀書研究學問的新觀念。因為「北京大學的學生，是從京師大學堂『老爺』式學生嬗繼下來（初辦時所收學生，都是京官，所以學生都被稱為老爺，而監督及教 員都被稱為中堂或大人）。他們的目的，不但在畢業，而尤注重在畢業以後的出路。所以專門研究學術的教員，他們不見得歡迎；要是點名時認真一點，考試時嚴格 一點，他們就借個話頭反對他，雖罷課也所不惜。若是一位在政府有地位的人來兼課，雖時時請假，他們還是歡迎得很；因為畢業後可以有闊老師做靠山。這種科舉 時代遺留下來的劣根性，是於求學上很有妨礙的。所以我到校後第一次演說，就說明『大學學生，當以研究學術為天職，不當以大學為升官發財之階梯』。然而要打 破這些習慣，只有從聘請積學而熱心的教員著手」46。北京大學只有「廣延積學與熱心的教員，認真教授」，才能「提起學生研究學問的興會」47。 蔡元培對北京大學的剖析非常準確、深刻。因為北京大學曾經以古代太學的繼承者自居，一部分教師是在官場失意後暫居學府，必依然牽系宮闕，平時行為舉止多帶 官場習氣。耳濡目染之下，學生也不免將學校視為養成出身、步入仕途的必由階梯。蔡元培為剷除這種腐敗，反復強調北京大學的本質是研究學理，強調鑽研學問的 純粹性，消除教育的工具主義性質。蔡元培擊中了北京大學忽視學術訓練、學生以官階高低攀附師長以獲日後提攜的不良風氣的要害。蔡元培對大學教化功能的重 視，不僅有糾正北京大學校風的現實考慮，而且緣於德國教育家威廉·洪堡的教育思想的熏育，同時也有傳統儒家注重個體修為思想的影響。在蔡元培的心目中，理 想的教育應當是一種人格教育，一種健全、優美精神的培植。所以，蔡元培整頓北京大學從文科做起，延聘教員從聘請文科學長開始。北京大學的文科學長不但必須 是「積學與熱心的教員」，還必須具有革新的思想，勇於「整頓」的革命的精神，而且還必須具有明確的新教育主張。蔡元培熟知陳獨秀的革命歷史，知道陳獨秀的 個性和品性，並且欣賞陳獨秀的「毅力與責任心」。通過湯爾和的推薦和閱讀《新青年》，蔡元培知道了陳獨秀「今日之教育方針」，認定陳獨秀「確可為青年的指 導者」48。

　　 蔡元培「很佩服」陳獨秀的「毅力與責任心」。一是因為陳獨秀創辦《安徽俗話報》，二是和陳獨秀共同參加過軍國民教育會暗殺團。1903年8月，陳獨秀應章 士釗之邀來到上海，與章士釗、張繼等人編輯《國民日日報》，這份報紙的宗旨和《蘇報》一樣，因宣傳反清革命而風行一時。清政府設置重重障礙，使它只辦3個 多月，便不得不停刊。於是，陳獨秀又回到安徽。1904年3月31日，陳獨秀在安慶辦起《安徽俗話報》。這份報紙初辦時，商定由房秩五負責教育欄，吳守一 負責小說欄，其餘各欄均由陳獨秀負責。陳獨秀還負責全部排版、校核等49。因汪孟鄒的蕪湖科學圖書社無印刷設備，所以由陳獨秀將稿件匯齊後，寄上海章士釗創辦的大陸印刷局承印。「每期出版後，陳獨秀都是親自動手分發，卷封，付郵」50。1904年暑假，「桐城學堂改名為桐城中學，由安慶遷回桐城縣城，吳守一隨校到桐城，房秩五也東渡日本留學」。編輯同仁相繼辭去，只剩下陳獨秀獨力支撐。「這時陳獨秀寫信給汪孟鄒，要求到蕪湖來辦《安徽俗話報》，並寄宿在科學圖書社，貼給汪伙食費」51。陳獨秀到蕪湖後，住在圖書社，自掏伙食，獨力編輯出版《安徽俗話報》。18年後，陳獨秀回想這段經歷時說：「我那時也是二十幾歲的少年，為革新感情所趨使，寄居在科學圖書社樓上，做《安徽俗話報》，日夜夢想革新大業，何物臭蟲，雖布滿吾衣被，亦不自覺」52。《安徽俗話報》發行半年，即達數千份。「報上印出的代派處有五十八處，除安徽各地外，有上海、北京、保定、南京、鎮江、沂州、長沙、沙市、南昌、新民屯等地」53。發行幾乎遍及全國。「一時幾與當時馳名全國之杭州白話報相埒」54。 《國民日日報》停刊後，鼓吹革命，抗俄衛國的聲音一時沉寂。俄兵侵犯中國主權的行徑逐漸擴大。為警示國人，1903年12月15日，蔡元培與劉師培、陳競 全等發起創刊《俄事警聞》。蔡元培曾追述創辦該報的經過：「我回上海後，有甘肅陳鏡泉君，自山東某縣知縣卸任後，來上海，頗有積蓄，願意辦一點有助於革命 的事業，與中國教育會商，決辦一日報，名為《俄事警聞》，因是時俄國駐兵東三省，我方正要求撤退，形勢頗緊張，人人注意，故表面借俄事為名，而本意仍在提 倡革命。以翻譯俄國虛無党事實為主要部分。論說，預列數十目，如告學生、告工人、告軍人之類。每日載兩篇，一文言，一白話。推王君小徐主編輯及譯英文電， 我與汪君允宗任論說及譯日文報」55。1904年2月，《俄事警聞》改名《警鐘日報》。蔡元培因辦 報，從劉師培的介紹中知道了享有「皖城志士」之稱的陳獨秀，特別欽佩陳獨秀鍥而不捨的精神。蔡元培說：「我在上海《警鐘報》社服務的時候，知道陳仲甫君。 那時候，我們所做的都是表面普及知識、暗中鼓吹革命的工作。我所最不能忘的，是陳君在蕪湖，與同志數人合辦一種白話報，他人逐漸的因不耐苦而脫離了，陳君 獨力支持了幾個月。我很佩服他的毅力與責任心」56。1904年10月，陳獨秀應章士釗函請到上海參加軍國民教育會暗殺團，與同是暗殺團成員的蔡元培相識。參加暗殺團有極嚴密的入會形式：「開會時，設黃帝位，寫誓言若干紙，如人數，各簽名每紙上，宰一雞，灑血於紙，跪而宣誓，並和雞血於酒而飲之。其誓言，則每人各藏一紙」57。 蔡元培和陳獨秀同組的暗殺團是軍國民教育會暗殺團的上海分團，是一個極為秘密的暴力小組，只有六個人，由蔡元培負責接待和安排。1904年初，東京留日學 生的軍國民教育會秘密組成暗殺團，成員為楊篤生、蘇鵬、何海樵、周來蘇、胡晴厓、湯重希等六人，密謀暗殺清政府的大臣政要，並以慈禧太后為暗殺的第一對 象。暗殺團成員先在橫濱學習製造炸藥，後回北京潛伏，窺伺了約五個月，因慈禧太后戒備森嚴，無法下手，而且經費用罄，不得不離開北京南下上海。何海樵到上 海後，與蔡元培多次密談。蔡元培由何海樵介紹參加暗殺團，並密謀成立上海暗殺團。上海暗殺團成立後，其他成員陸續來滬，均由蔡元培接待。蔡元培說：「乃集 同志六人，學製造炸藥法於某日人，立互相鑒察之例，甚嚴。……同志數人至，投孑民。孑民為賃屋」58。 陳獨秀參加了上海暗殺團，在上海學習暗殺手段一個多月，幾乎天天與蔡元培在試驗室裏學習製造炸藥，倆人常常聚談，相處親密、融洽。陳獨秀回憶說：「我初次 和蔡先生共事，是在清朝光緒末年，那時楊篤生、何海樵、章行嚴等，在上海發起一個學習炸藥以圖暗殺的組織，行嚴寫信招我，我由安徽一到上海便加入了這個組 織，住上海月餘，天天從楊篤生、鍾憲鬯試驗炸藥。這時孑民先生也常常來試驗室練習、聚談」59。這次相聚，蔡元培不但和陳獨秀共同生活，互相了解，而且和陳獨秀結為革命同志，為十幾年後陳獨秀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尊定了堅實的基礎。

我 到京後，先訪醫專校長湯爾和君，問北大情形。他說：「文科預科的情形，可問沈尹默君；理工科的情形，問夏浮筠君。」湯君又說，「文科學長如未定，可請陳仲 甫君。陳君現改名獨秀，主編《新青年》雜誌，確可為青年的指導者」。因取《新青年》十餘本示我。我對於陳君，本來有一種不忘的印象，就是我與劉申叔君同在 《警鐘日報》服務時，劉君語我：「有一種在蕪湖發行之白話報，發起的若干人，都因困苦及危險而散去了，陳仲甫一個人又支持了好幾個月」。現在聽湯君的話， 又翻閱了《新青年》，決意聘他。從湯君處探知陳君寓在前門外一旅館，我即往訪，與之訂定。於是陳君來北大任文科科學長，而夏君原任理科學長，沈君亦原任教 授，一仍舊貫；乃相與商定整頓北大的辦法，次第執行。61

蔡元培與陳獨秀本是舊知，曾在「同志六人」的暗殺小組同生共死，對陳獨秀「本來有一種不忘的印象」，這無疑是蔡元培決意聘請陳獨秀的基本前提。但蔡元培決 意聘請陳獨秀的重要基礎，應是「翻閱了《新青年》」。《新青年》出版到1916年12月第2卷第4號，恰好是十本。在這十本《新青年》中，能引起蔡元培思 想共鳴的應是陳獨秀宣傳法國文明的《法蘭西人與近代文明》、《現代文明史》、《現代歐洲文藝史譚》、《東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異》以及從第1卷第6號開始的 批孔非儒。蔡元培遊學法國數年，對法國文明有切身體會，而且也主張批孔非儒，所以肯定能從陳獨秀的文章中找到共鳴點，但這些應不是蔡元培決定倚重陳獨秀 「整頓北大」的主要原因。蔡元培「決意聘」陳獨秀為北京大學文科學長，應由陳獨秀《今日之教育方針》促成。陳獨秀《今日之教育方針》刊登在《青年雜誌》第 2號，標誌提倡「新教育」的始作俑，為「新教育」的內涵定義作了基本規範。陳獨秀提綱挈領地談了「教育」的廣狹兩定義、三大要素、四個目標和四條方針。陳 獨秀認為革新教育的重點是教育方針，治理教育須從三個方面入手：「一曰教育之物件，一曰教育之方針，一曰教育之方法」，而且強調「三者之中，以教育之方針 為最要：如失之的，如舟之柁」。陳獨秀認為，中國教育問題的核心是適合不適合今天中國社會的實際，適合不適合在新的世界中求生存。「竊以理無絕對之是非， 事以適時為興廢。吾人所需於教育者，亦去其不適以求其適而已」。「易詞言之，即補偏救弊，以求適世界之生存而已」。因此，陳獨秀提出教育有四個目標：「第 一當了解人生之真相，第二當了解國家之意義，第三當了解個人與社會經濟之關係，第四當了解未來責任之艱巨」。與這四個目標相適應，陳獨秀定出教育的四條方 針：一、現實主義、二、唯民主義，三、職業主義，四、獸性主義62。陳獨秀宣導的這種教育方針是對中國傳統教育的否定，也是對中國舊教育進行全面革新的基本依據和基本思路。陳獨秀這種教育方針切合蔡元培要革新北京大學的重要思路63， 認為陳獨秀不但具有革命精神，而且具有全新的符合世界潮流的教育思想，是不可多得的教育人材，認定陳獨秀是「整頓」北京大學文科的最佳人選。所以說，沒有 湯爾和的大力推薦，蔡元培想不到陳獨秀，但如果沒有陳獨秀主撰《新青年》，熱心傳播法國文明，並提出「今日之教育方針」，具有新教育理念，蔡元培肯定不會 替陳獨秀編造假學歷、假履歷，「決意聘」陳獨秀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所以，蔡元培「聘定陳獨秀的首要考慮，與其說是學術專長，不如說是其在當時思想界足以 影響青年學子的特殊地位。抱定改革之心的蔡元培確信，陳獨秀這位昔日辛亥時期的同志如今更可成為刷新北大的得力助手，因而對其委以重任」64。

　　蔡元培「決意聘」陳獨秀長北京大學文科，旨在借助既深受西方自由思想薰染，又疏離現實政治體制的邊緣知識份子來整頓北京大學的腐敗。蔡元培對北京大學 的改造以文科作為切入點，不僅因為改造理科需要大量的物力、資金的保障，更主要是因為文科教育關涉人的精神狀態，並且有可能延伸到社會思想、文化習俗層面 發生影響，源自蔡元培「重學輕術」、完善人格的教育理念。蔡元培「決意聘」陳獨秀長北京大學文科，爾後又聘請由陳獨秀引薦的劉半農、胡適、章士釗、李大釗 等以傳播西方文化思想為志職的知識份子進入北京大學，一方面是因為這些人的留學背景與其依據德國教育模式來整頓北京大學有會通之處，另一方面也有通過這些 人給北京大學注入新思潮、新氣象。蔡元培實施這種有鮮明取捨標準的用人方針，《新青年》的作者才有機會進入北京大學，也使《新青年》的作者聚合成為新青年 社團成為可能。

　　世上的事情很多必然性是由偶然性促成。陳獨秀和蔡元培的鬥爭友誼、湯爾和的推薦和倆人具有相同的革新教育的理念，這些肯定是蔡元培「決意聘」陳獨秀長 北京大學文科，共同整頓北京大學的必然性，但如果不具備蔡元培接受校長任命時陳獨秀正好在北京「出差」的偶然性，陳獨秀也不會出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因為 陳獨秀恰好在北京，蔡元培可以「三顧茅廬」，說服陳獨秀長北京大學文科。如果陳獨秀這時不在北京而在上海，蔡元培就只能馳函相邀而無法當面勸請，陳獨秀對 到北京本心有躊躇，或許就辭謝不就了。陳獨秀不長北京大學文科，胡適也就難來，劉半農更不可能來。章士釗也是陳獨秀引薦而來，章士釗不來，李大釗就不可能 來，楊昌濟等人更來不了。缺少了這些人，就算五四運動會發生，沒有陳獨秀和胡適的新文化運動會是甚麼模樣，實在無從想像。

　　我回北大，即告訴蔡先生，陳獨秀到北京來了，並向蔡推薦陳獨秀任北大文科學長。蔡先生甚喜，要我去找陳獨秀征其同意。不料，獨秀拒絕，他說要回上海辦 《新青年》。我再告蔡先生，蔡雲：「你和他說，要他把《新青年》雜誌搬到北京來辦吧。」我把蔡先生的殷勤之意告訴獨秀，他慨然應允，就把《新青年》搬到北 京，他自己就到北大來擔任文科學長了。

沈 尹默的回憶有一些歷史事實，但肯定不是全部歷史真實。沈尹默和陳獨秀確定是「故友」。早在1909年，沈尹默就與陳獨秀相識。那時，陳獨秀留日回國，在杭 州任浙江陸軍小學史地教員，而且剛和高君曼同居，工作、生活都極為暢意。陳獨秀致信蘇曼殊，這樣描述這段生活：「去年歲暮，再來杭州，晤劉三、沈君默…… 仲別公後胸中感憤極多，作詩不少。……仲現任陸軍小學堂歷史地理教員之務，雖用度不豐，然『侵晨不報當關客，新得佳人字莫愁』」66。 沈尹默是年剛好由陝西返回故鄉杭州，常與馬一浮、劉三（季平）等人在一起談天作詩。劉三和馬一浮也是陳獨秀過從甚密的好友。某日，陳獨秀在劉三家看到沈尹 默所作的詩，第二天就登門訪沈尹默，一進門就「大聲說：『我叫陳仲甫，昨天在劉三家看到你寫的詩，詩做得很好，字其穀入骨』。這件事情隔了半個世紀，陳仲 甫那一天的音寄如在目前。當時，我聽了頗覺刺耳，但轉而一想，我的字確實不好，受南京仇淶之老先生的影響，用長鋒羊毫，又不能提腕，所以寫不好，有習氣。 也許是受了陳獨秀當頭棒的刺激吧，從此我就發憤鑽研書法了」67。陳獨秀和沈尹默的友誼就是這樣開 始。1913年2月，沈尹默進北京大學預科教書。因為資格老，在北京大學文科很有些勢力。周作人就說：「沈尹默與馬幼漁很早就進了北大，還在蔡孑民長北大 之前，所以資格較老，勢力也比較大，實際上兩個人有些不同，馬君年紀要大幾歲，人卻很是老實，容易發脾氣，沈君則更沉著有思慮，因此雖凡事退後，實在卻很 起帶頭作用」68。沈尹默進入北京大學預料，全托了章太炎的盛名。「當時，太炎先生負重名，他的門 生都已陸續從日本回國，由於我弟兼士是太炎門生，何、胡等以此推論我必然也是太炎門下。其實，我在日本九個月即回國，未從太炎先生受業，但何、胡並未明言 此一道理，我當時也就無法否認，只好硬著頭皮，掛了太炎先生門生的招牌到北京去了」69。1917年，沈尹默在北京大學任教已經五年，成為北京大學老資格的教授，在北京大學很有些勢力。蔡元培被任命為北京大學校長後，曾到北京大學預科探訪沈尹默。沈尹默曾向蔡元培提出革新北京大學的建議70。蔡元培應對沈尹默有所倚重。沈尹默見到陳獨秀後，存在向蔡元培提議請陳獨秀為文科學長的可能性。但是，沈尹默與陳獨秀已七八年沒有聯繫，「忽遇陳獨秀」，怎麼可能清楚陳獨秀這些年的所作所為，憑甚麼一見面就能確定陳獨秀勝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呢？沈尹默的說法令人生疑。

吾 國今日教育界之現象，上焉者為盲目的國粹主義，下焉者為科舉之變相耳。此先生所謂偽教育也。現代西洋之真教育乃自動的而非他動的，乃啟發的而非灌輸的，乃 實用的而非虛文的，乃社會的而非私人的，乃直觀的而非幻想的，乃世俗的而非神聖的，乃全身的而非單獨腦部的，乃推理的的而非記憶的，乃科學的而非歷史的。 東洋式的舊教育，胥反乎此。欲求競進，烏可得哉。72

陳 獨秀的這種教育思想更系統的表述是在天津南開學校的講演稿《近代西洋教育》中，陳獨秀強調中國教育必須取法西洋，「中國教育必須取法西洋的緣故，不是勢力 的大小問題，正是道理的是非問題」，是具體教育方法改良的根本保證。陳獨秀強調中國教育要學習西方的教育理論，提倡「自動的而非被動的，啟發的而非灌輸 的」的教育方針。陳獨秀指出傳統教育，「多半是用被動主義。灌輸主義，一心只要學生讀書萬卷，做大學者」，「所謂兒童心理，所謂人類性靈，一概抹殺，無人 理會」。西方的近代教育「則大不相同了。自幼稚園以至大學，無一不取啟發的教授法，處處體貼學生心理作用，用種種方法啟發他的性靈，養成他的自動能力，好 叫人類固有的智慧得以自由發展」。這是陳獨秀從教學方針的角度闡述學習西方的現代教育思路。其次，陳獨秀從教學內容的角度，提出教學的內容「是世俗的而非 神聖的，是直觀的而非幻想的」，注重職業教育。陳獨秀指出：「西方教育所重的是世俗日用的知識，東方教育所重的是神聖無用的幻想；西洋學者重在直觀自然界 的現象，東方學者重在記憶先賢先聖的遺文」。陳獨秀因此強調「中國教育若真要取法西洋，應該棄神而重人，棄神聖的經典與幻想而重自然科學的知識和日常生活 的技能」。陳獨秀還高度重視體育教育，認為西方教育「是全身的，而非單獨腦部的」。陳獨秀認為中國人體質不好，是因為不重視體育教育，陳獨秀認為：「中國 教育大部分重在後腦的記憶，小部分重在前腦的思索，訓練全身的教育，從來不大講究」。因此，中國的教育摧殘了讀書人的身體，使知識份子「面孔又黃又瘦，耳 目手腳，無一件靈動中用」。陳獨秀強調，中國教育一定要向西方學習，因為「西洋教育，全身皆有訓練，不單獨注重腦部。既有體操發展全身的力量，又有圖畫和 各種遊戲，練習耳目手腳的活動能力」73。陳獨秀從教育方法、教育內容和學生的全面發展這三個方面，對比了中國和西方的教育，指出中國教育必須學習西方教育。學習西方教育不僅可克服教育弊病，而且從根本上改造現代中國人的素質習性與文化品格。

　　陳獨秀對北京大學文科的改革和整頓，始終貫徹蔡元培以「研究學理之目的」的宗旨。1918年9月20日，陳獨秀在北京大學開學式上演說，指出現在學生 的求學目的「可別為三類：（一）研究學理；（二）備畢業後應用；（三）得畢業證書」。抱第三種目的人「必不多」；第二種目的，「雖不得謂之大謬，而僅能適 合於專門學校；惟第一目的，始與大學適合」。為了研究學理，陳獨秀提出了三項辦法：（一）注重外國語。因為「最新的學理，均非中國古書所有」，而譯成中文 的名著又很少；（二）廢講義，因講義「不足以盡學理」，教員抱著講義上課是一種懶惰的表現。（三）多採購參考書。由教員指定參考書之冊數、頁數，「使學生 自閱，而作報告」76。這三項具體辦法，都貫穿著陳獨秀的基本教育思想，即自動的，啟發的，反對被 動的，灌輸式的教育。同時，陳獨秀還建立和完善各項管理的規章制度。從《北京大學日刊》發布的《文科學長告白》，可以看出陳獨秀整頓與改革的部分措施，最 重要的是嚴明校紀，完備制度。凡是違反校規校紀的學生，決不遷就姑息，一律給予相應處分。許德珩當時在北京大學就讀，清楚「蔡元培到來之前的北大，校風很 腐敗，學生自由散漫，紀律鬆馳。蔡到校後，力圖改革，整頓校風。陳獨秀來校任文科學長，和蔡元培一起，積極推動北大的改革」。許德珩還回憶說：「陳獨秀在 整頓上課紀律當中，還與我鬧過一場誤會。當時我們班上有一同學是黎元洪的侄子。此人經常缺課，並叫人代他簽到。陳獨秀不調查研究，誤聽人言，就把這件事記 在我的身上，在布告牌子上公布我經常曠課，記大過一次。我當時是一個窮苦學生，冬天穿夾衣過冬，宿舍裏沒有火，所以我不是在講堂上，就是在圖書館裏。當我 見到這個記過布告時，十分驚異，並極端憤怒。我一怒之下，就把布告牌砸碎了。陳獨秀性情一貫地急躁，他也大怒，對我的砸布告牌又記了一過」77。陳獨秀雖是一位反傳統的闖將，但心中有抹不去的士為知己者死的情結。蔡元培知他用他，陳獨秀竭盡才智整頓北京大學文科，以報效蔡元培。

　 　陳獨秀在整頓校風校紀的同時，也對文科的專業設置和課程進行改革，擴充文科，增設新系。北京大學文科原先只有中國文學、中國哲學、中國史學和英語四門 （系）。陳獨秀主持文科後，中國文學系於散文、詩之外，增設詞、曲、小說。外國文學系於英國文學外，增設法、德、俄諸國文學系，世界語也列為選科，矯正偏 重英語之舊習。哲學系於中國哲學，西洋哲學外，又增設印度哲學等。史學系於本國史、西洋史外，增設印度史、東洋諸國史、考古學、古文字學、美術史等課。規 模確日見宏大，教授也日益增多78。並分別設立哲學、中文和英文研究所，並根據學生期末考試成績， 不斷進行新的調整。學生除完成必修課外，可以自由選修各課。學生既可聽本系老師的課，也可去別系聽課，還可以與教師自由商討學理、自由討論問題。進北京大 學文科各系聽課的既有經過入學考試的正式生，也有經發證註冊的旁聽生，甚至有悄然而至的「偷聽生」。毛澤東和瞿秋白就曾是北京大學的旁聽生。陳獨秀還鼓勵 學生多讀書，並努力為此創造條件。《北京大學日刊》曾有這樣一則《文科學長告白》：「文科各門擬各設閱覽室，以為學生讀書之所。希諸群各將所授科目至不可 少之參考書（漢文或譯文）約需若干部，開單賜下，以備採辦購置」79。北京大學文科經陳獨秀改革和 整頓後，不但改變了學生的觀念，而且引進了《新青年》的作者，形成新青年社團，匯結成一股勢不可移的新文化運動的潮流，推動了歷史的進程。後人評價說： 「蔡元培將陳獨秀請到北大，不僅推進了北大文科改革，尤為重要的是，以《新青年》為陣地，團結了一批具新思想的教員，對北大成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發源地產生 了積極作用」80。

莊 森　男，1968年生，廣東省湛江市人，文學博士，文學博士後，教授，現為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博士後。研究方向：中國現代文學與思潮，中國當代大眾傳播發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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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於《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四十七期（2006年2月28日）首發，如欲轉載、翻譯或收輯本文文字或圖片，必須聯絡作者獲得許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