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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或任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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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或任何人
2009.06.02
人和人不一样。不然三字经一开头不会说：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正因为如此人和人非常的不一样，在同样的情况下，小人和君子的作为和选择会有天壤之别。因为如此，动不动就“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或者任何人，尤其是在“中国人”和任何人并不是那样坏的情形下（所谓人之初，性本善），实在是一种丑陋的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恶习。
前些天看到最近一期《炎黄春秋》上一篇关于段祺瑞的文章，才发现那个被“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的中国人”，其实完全不是被“恶意”推测的那个样子。
我在前些天的《突然间道德沦丧？》博文中提到： “真正的道德沦丧，在于为了某个目的而罔顾事实。”
这是我读1840年来中国近代史的切身感受。过去一百年来“仁人志士”们总是为了伟大的理想一会儿推翻了这个，一会儿又推翻了那个，结果社会一团糟，人民遭受巨大灾难，直到小平同志幡然悔悟实行了改革开放。
《突然间道德沦丧？》博文链接：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234610
真正罔顾事实的人，绝大多数情况下就是不假思索和义正辞严地“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或任何人，而且在这样做的时候总是做出一副极爱国和极有道德感的模样。
这正说明“做人要厚道”非常之重要。
《做人要厚道》博文链接：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235355
杨玲兄写过一篇《道德是蟑螂》，说管他真圣人还是假圣人，统统要灭掉。我不赞同。
杨玲兄《静夜狂思-58-道德是蟑螂》博文链接：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215995
圣人是没有的，如果连假装讲理的人都被消灭了，除了赤裸裸的小人当道，一会儿对这个人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一会儿对这个人莫须有，还会有什么？
我个人宁愿生活在一个假装有教养和有节制的伪君子很多的社会中，也不愿意生活在一个连假装有教养和有节制都不可能的社会之中。
人和人之间的不同，就在于他们的“教养”，也就是“习”相远。“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或任何人，动不动像野狗一样地乱咬，实际上是否认任何人之间在基本教养上存在的巨大差别。
经过了过去一百年的动荡，中国人作为一个整体，已经失去了非常多文明社会赖以维系的基本教养。
其中最糟糕的一个习惯，就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或任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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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孙女眼里的段祺瑞》文章链接：http://history.news.163.com/09/0530/15/5AIS40FH00011247.html
外孙女眼里的段祺瑞：清廉朴素嫁姨太太
《炎黄春秋》2009年5期 作者：杜婉华
段祺瑞是北洋时期皖系的头目。北洋时期应该算近代史最黑暗的时期：军阀割据，相互征战残杀，压榨盘剥百姓，独裁，腐败，阻碍全国统一。段祺瑞更是“三一八”惨案的制造者，鲁迅先生纪念刘和珍一文早就把他鞭挞得体无完肤。
这是教科书里给人们的印象。
可是，近年我的好朋友张乃惠(段祺瑞的外孙女)多次跟我谈起她外公的情况，却还有另一个段祺瑞。家人心中的段祺瑞很值得深思……
乃惠说：我外公段祺瑞的私生活在当时是有名的清廉朴素，就是不贪污肥己，不卖官鬻爵，不抽大烟，不酗酒，不嫖娼，不赌钱。当时人称他为“六不沾总理”。
当然，我外公和当时其他军阀一样，也讨了几房姨太太。听母亲说，外婆怕别人说她不贤惠，就主动给外公找姨太，当时的第四位姨太，一进门就愁眉不展，原来她已经有了意中人，外公就吩咐我外婆要像嫁女儿一样，成全她和意中人的婚事。段祺瑞让姨太出嫁的事，在当时传为佳话。
外公当了那么大的官，人们会以为他财产不会太少，母亲也能继承他的遗产，还有文物什么的，
其实，外公不吃空缺，不收礼，除了好家风，什么也没留下。母亲印象最深刻的礼物是当时的江苏督军、后来成为日伪汉奸齐燮元送的，其中一件是几扇镶嵌着各种宝石的屏风。五光十色，非常惹眼。家里人都喜欢得不得了，都盼望我外公能留下这件宝物。谁知第二天再看，宝物不见了。原来外公一早就派人归还给齐燮元。我外公除薪水外，没有其他收入。他下台后经济紧张，就搬到小房子住。以前从不过问家务事的外公，开始算细账。
人们不会相信，外公当官二十来年，一直租房住，倒也有过所谓的房产，怎么回事哪?我外婆是袁世凯的干女儿，老袁就以送套房子给他义女的名义，给了段家一栋房子。这栋房产的原房主是和老袁打牌输了40万大洋，才把房子抵押给老袁，可没给房契。等老袁一死，房主的儿子拿着房契来找国务总理段祺瑞，要收回房子。外公说，既然房契在人家手里，就应当把房子退给人家，他二话没说。带着一家人搬了家。这栋房子只住了两年。
但是，不管怎么说，外公曾是堂堂中国的领袖级人物。数千年家天下和世袭传统的熏陶，位高权重的官员总要荫及子孙。“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怎么说我舅舅、姨父什么的总要捞个有实权的一官半职吧。
偏偏我的外公不在此列。母亲说，大舅段宏业从小寄养在亲戚家，十几岁才回到外公身边，小时候缺少良好教育，文化水平不算高。可能受外公影响吧，特别痴迷围棋，是当时围棋界的尖子。不少人劝外公给儿子在政府部门安排个职位，外公都不答应。我外公是根据他自身经历考虑的：他小时候受的是儒学教育，十五岁的时候因段家遭受劫难，家里人无奈，给他极少的钱让他独自离家，徒步跋涉两千里去找堂兄参军入伍。当兵后所遭遇的艰难困苦常人无法想象。所以，外公认为，孩子们应该靠自己，从最低层做起，一步步上升，不能一下子就做官。
乃惠笑笑说：“段祺瑞的后代，就像我这样的，平常人，没出息!”
乃惠一直生活在北京，知道北京张自忠路三号(当年执政府，段祺瑞办公的地方)，很长时间都作为东城区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1926年3月18日这里发生了段祺瑞下令枪杀游行学生事件。她知道无论外公如何清廉正派，都没办法掩盖他杀死无辜群众的罪行。
可她强调，这里有一些事情非说清不可。
我们家认为这是千古奇冤!听母亲说，当时我外公并没在执政府，而是在家里。学生游行示威的事，他事先并不知道，怎么能下令开枪?那时候，通讯可不像现在这样神速。当然，学生们游行是有正当理由的，那时候正是国共合作进行北伐，目的是要结束祸国殃民的军阀混战，当国民革命军来到天津大沽口与东北军阀奉军开战时，日本帝国的军舰居然协助奉军，并与英美等八个西方国家联合发出通牒，威逼国民军撤退，还要求撤销大沽口的防务。列强公然在中国领土上指手画脚，有血性的中国人当然难以容忍，于是在共产党人李大钊等带领下，先在天安门聚会，随后示威群众来到铁狮子胡同执政府大门，要求进去面见段祺瑞本人。激愤的群众不顾一切地向大门内冲，一个值班营长，见群众来势凶猛，慌了神，脱口喊：“开枪!”士兵听令持枪向人群直射。惨案就发生了。
乃惠说：母亲告诉我，惨案让我外公极度悲愤不安，那几天吃不下，睡不着，年轻时落下的病根儿又犯了，真是身心交瘁。他在政府召开的会议上说，“学生们年轻，热情，爱国心强烈，但他们容易冲动，很容易被人利用。”这里说的“被人利用”显然指的是共产党人。不必讳言，外公确有他一贯的反动立场，不会轻易改变。但是他又认为，学生们应该得到同情并给以保护。他颁布文件申明：“伏念青年学子热心爱国，血气方刚，陡起填膺之愤，意气所激，遂尔直前。揆其情迹，实有可原，特颁明令，优加慰恤。”他让人立即调查死难者的名字，给予优抚。他还在悼念三一八惨案死难同胞大会上，当众长跪不起，并立誓终身食素以赎罪。这个誓言一直坚持到他病危，虽然医生一再劝他改变饮食，增加营养，他始终没动摇，直到临终。请你们想想，如果是他本人下令开枪杀人，他何必这样做作，他原本就有很重的腿病，却不顾自己的痛苦，长跪不起。
当然，有人会认为，政客为了平息老百姓的愤怒，有时也会做秀，这，我不好说什么。
乃惠说，我向活到102岁的母亲发过誓，一定要还原真实的段祺瑞给世人，特别是晚年的赎罪补过之情。我希望他能得到人们的谅解。
听了乃惠的一席话。我陷入了沉思。特别是这一长跪不起的形象与我心目中的段祺瑞迥然是两个人。
我不会忘记：三一八惨案，死了47人，伤了150余人。当时引起舆论界一片哗然。连国外媒体都有反映。国内有良知的社会知名人士鲁迅、周作人、梁启超、林语堂、朱自清、蒋梦麟、闻一多、凌叔华等，纷纷发表谴责言论。北洋时期的报刊很多，如《语丝》、《国民新报》、《世界日报》、《晨报》、《现代评论》、《清华特刊》等全都加入批评谴责的行列。特别是共产党员邵飘萍主持的《京报》大篇幅连续发表了133篇各式文章，猛烈抨击段祺瑞政府，由刘半农作词、赵元任谱曲的哀歌唱遍了京城。社会媒体轰轰烈烈的阵势，使段祺瑞政权的合法性受到质疑，段政府最终以内阁总辞职下台，民间抗议声才渐渐平静下来。
那么，应该如何看待这一段历史呢?!
按照多年的思维定势，总觉得段的长跪和吃紊咱是一种“作秀”。尽管如此，又觉得，即便是“作秀”，在那种特定的环境里，是不是多少有利于缓和一触即发的官民对峙局面，总比警特密布，紧盯捂紧要强一些。
也许我太天真，太善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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