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家眼里，人都是好利恶害之徒，卖棺材的人总是希望死的人越多越好，养儿不过是为了防老，什么仁义道德之类，全是屁话，毫无意义。人生在世，道德无益于人，真才实学用处也不大，真正对人具有决定意义的是“势”。与儒家“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的政治逻辑不同，法家的政治逻辑则是“得势者得天下，失势者失天下”。韩非认为，即使才德之高如尧舜者，如果他不得势而为一介平民的话，那末，就是三户人家他都摆不平，反之，才德之低如桀纣者，如果他得势而为一国之主，他就可以君临天下。他举例说，一棵参天大树，如果是长在山谷里，它在高度上也是无法与长在山颠之上的小树相比的，这不是因为小树本身有多高，而是因为小树所处的势位远高于那大树。韩非的这个思想是颇有合理性的，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的实际情况。

 

自古及今，人生的命运大段取决于个人所处的势位，而非取决于个人的才德。相对于势位，才德真是微不足道。我常常如此想来，为什么天下之人如此贫富贵贱不等？主要是各人生来所处的势位就大不相同：相对说来，出身富贵者，其势位就要高于出身贫贱者。这种相互差异的势位情况就是各人家庭的具体条件。

 

除此以外，更有后天通过个人主观努力获得的势位。例如，高考时由于考生成绩不同而考上不同等级的大学，这些考生从此便各自获得了不同的势位，如考上清华、北大者，其势位就高于考上其他大学者。这种人为获得的势位既有个人努力的因素，也有其他因素，但个人努力的因素是最重要的。

 

因此，在人生不同的转折关头，一定要努力把握好各种对自己有利的机会。所谓把握好机会，就是当自己有进入较高势位的机遇时，一定要尽到自己的一切努力来达到目的。当然，在这样做的时候，一般说来是应该谨守法纪的，倘若目无法纪，不择手段，则国家的社会秩序就乱了。不过在法纪不严明的情况下，做老实人是必定要吃亏的，因为老实人在自己有进入较高势位的机遇时不敢“闯红灯”，而许多奸滑之徒却因为能够趋炎附势而找到自己的“靠山”，所以他们就敢于“闯红灯”并且因此使自己得以顺利进入较高势位，由此把老实人抛在了他们的后面。老实人之吃亏，其亏就吃在这里；趋炎附势者之赚便宜，其便宜也就赚在这里！

 

古往今来，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能是法纪严明到无空可钻，尤其是重人情的中国社会，从来就是“关系第一”、“法纪第二”，在这种情况下，只知循规蹈矩而不会趋炎附势的老实人在人生的各个转折关头都必定要吃亏，从而使自己的势位一次又一次落后于奸滑之徒。所以，这儿要对向来老实本分的青年人劝勉一句：再也不要做无谓的老实人，在不违法的前提下，应该虚心地向奸滑之徒认真学习其趋炎附势的本领。如果学来学去都学不来，则无论自己今后的人生命运如何，再也不要怨天尤人，只能自认缺乏奸滑的天份，要怪只能怪自己的遗传基因有问题。

 

我所谓的奸滑之徒就是缺乏道德良知的人（不必是违法乱纪之徒），老实本分者就是有道德良知的人，这两类人之所以在社会上前者往往得势而后者往往不得势，主要原因在于：前者缺乏道德良知，后者具有道德良知。这就是说，在一个法纪不严明的社会里，特别是在“关系第一”、“法纪第二”的中国社会里，道德良知是阻碍一个人在社会上取优势地位的关键因素，换言之，一个人如果在道德上无所顾忌的话，他在这样的社会里就比较容易得势而取得成功。当然这种成功是“霸道”意义上的成功，而非“王道”意义上的成功。但是，儒家的“王道”思想其实是虚伪的。举个例子：刘阿斗与诸葛亮谁最合适做刘备的继承人？按照儒家“内圣外王”的逻辑，当然应该由诸葛亮来继承刘备的皇位，因为诸葛亮的智仁勇远胜于刘阿斗，然而，儒家不仅讲“内圣外王”，更讲“亲亲”、“尊尊”的宗法原则，按照这个原则，只有刘阿斗才有资格继承刘备的皇位，诸葛亮则没有这个资格，所以，儒家所谓的“内圣外王”不过是屁话一句，完全没有什么实用性，它的“王道”是从属于“亲亲”“尊尊”原则的。在根本上，儒家的处世行事是以血缘关系及裙带关系为转移的，“王道”不过是虚晃的东西，在干部路线上就是表现为打着“任人唯贤”的招牌，干着“任人唯亲”的勾当。万不可为其表面现象所迷惑，谁偏信了儒家的“王道”思想，谁就上大当了。

 

人们常说“不要让老实人吃亏”，这其实是劝奸滑之徒不要让老实人吃亏，犹如劝狼不要吃羊。可是，狼能不吃羊吗？羊必须也变成狼,才不会被狼吃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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