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技期刊研究界科研合作动机及相关问题研究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马凤 武夷山（发表于《科技管理研究》2009年第8期（下）

摘  要：在国内，尚未见有人从微观层面研究科研合作。国内已有的科研合作研究文献中，没有一篇是关于合作动机的研究，对个体科研人员之间合作的形式、效果等微观层面的研究也几乎是空白。我们从个体科研人员出发，通过问卷调查和开放性问题的问询，了解到科研人员合作的原因、形式、效果，以及科研人员对科研合作的看法，等等。

关键词：科研合作 合作动机 问卷调查 科研管理

 

Study of research collaboration motivations and related issues

——exemplified by Chinese Journal of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Periodicals authors

 

Abstracts: So far, there has seemed to be no any concrete analysis of scientific research collaboration at a microscopic level in domestic  literature. Neither any research report about motivations for collaboration nor micro-level research over forms and effects of collaboration has been found. We conduct a questionnaire survey to learn about the motivations, forms and effects of research collaboration. Also we collect a lot of related data by asking individual researchers to answer  some open-end questions.

Keywords: scientific  collaboration; motivations for collaboration;

questionnaire survey;  research management

 本文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0673019）支持

1 引言

近年来，科研人员和科技政策制定者对科研合作的兴趣不断高涨。人们普遍认为科研合作是“一件好事”，应该鼓励。为了推进科研机构和个体科研人员之间的合作，科研管理层采取了许多措施——号召科研人员加强合作，成立优秀人才聚集中心或跨学科研究团队，等等。有关部门也出台了一些政策，以改善和增进科学和技术之间的联系，促进跨部门、跨机构的合作研究——尤其是大学和企业之间的合作。大多数国家政府热衷于加强对本国科研人员参与国际合作研究的资助水平，似乎都相信合作能节省成本或带来其它利益。

 

对科研合作的高度热情和旨在促进科研合作的各项政策其实都暗含着许多假定条件：

①人们已经很好地理解了“科研合作”这个概念，对科研合作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

②不论是个人、团队、机构、企业或国家之间的合作，基本上都在处理相同或相关的问题，因此能够建立合作关系；

③能够使用一定的方法去衡量科研合作水平，进而观察它是否随着科研政策的变化而变化，

在此基础上制定相应的政策；

④合作越多越好，不论其是否对提升知识或探索科学奥秘有帮助。^[1]

但是这些基本假定依据什么呢？科研人员为什么进行合作、合著？科研管理者为什么支持科研合作？或者，更确切地说：

（1）科研合作的原因、效果、意义有哪些？

（2）科研合作活动对科技政策意味着什么？科研合作活动对政策的内在要求有哪些？

科研政策的制定是为科研人员还是为政策本身？^[2]

本文仅就科研合作的原因或曰动机及相关问题进行探讨。

2 科研合作动机研究相关文献回顾

已经有大量文献在探讨科研合作问题。在这些关于科研合作的研究中，de Solla Price，

Derek J.和Beaver,Donald.合著的《Collaboration in an invisible collage》（1966）^[3]和Robert K.Merton的《The Sociology of Science》（1973）^[4]被认为是重要的开拓之作。他们发现科研合作呈现出不断增长的趋势，尤其是期刊合著论文不断增多，并将合著关系作为科研合作的一个衡量指标。

总的说来，关于科研合作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大方面：①阐述科研合作的定量化衡量指标和维度或这些指标和维度的应用；②阐述常用的科研合作研究方法、技术等。近年来，科研合作网络成为科研合作研究的热点。

宏观上，交通、通信和网络等现代技术的发展，学科专业化程度加深，人们科研合作交流意识的增强等因素带来了科研合作的大幅增长。不过，如果从微观层面进一步分析，会发现个人之间的合作原因更多更复杂。当我们询问某位科研人员合作原因时，他（她）们不大可能说合作研究是因为通信技术的发展，而是说合作者为其提供了某些数据，或是因为他们曾见过面，发现彼此有共同的兴趣后，决定开展合作，等等。对于这种微观层面的合作动机，我们知之甚少。

在微观层面进行的少有的研究中，值得一提的是：Kyvik,S.和Teigen,M.1996^[5]年对科研合作中的性别差异因素作了一项调查；Myers，G.1991年^[6]对科研合作网络中的语言因素作了一次研究；Goran Melin 1994^[2]年采用问卷调查法对瑞典于默奥大学的科研人员的合作动机作了调查，并采用访谈法，收集了科研人员和科研政策管理者对科研合作和科研政策的观点看法等。

在国内，尚未见有人从微观层面研究科研合作。国内已有的科研合作研究文献中，没有一篇是关于合作动机的研究，对个体科研人员之间合作的形式、效果等微观层面的研究也几乎是空白。

3 中国科技期刊界“合作原因重要程度”调查与分析

合作有很多的衡量、测度方法。最早，人们采用的测度指标有：通话次数、航班数量、email来往量等，后来人们多使用合著来衡量。相比而言，合著关系是更直接有效的衡量合作的方式，因为共同发表的研究成果便是合作的结果。^[2]

我们以中国科技期刊研究界的科研人员为对象，做了一次关于合作动机的问卷调查，获得了一些数据。选取科技期刊研究界的好处是：从事期刊研究的人员分布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等众多领域；其中很多人并非专职从事期刊研究，而是以科研为主业，期刊研究为业余爱好；该领域的人员对于这样的问卷可能有较浓厚的兴趣。这些数据回答了“科研人员为什么合作”、“哪些科研合作动机值得提倡？”、“目前科研合作中存在哪些问题？”等，对我们了解中国科研合作现状可能有一定的帮助。

问卷调查的具体操作过程是这样的。选取《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06年到2007年间刊载的期刊论文中，注明了电子邮件地址的所有作者。大多数论文标注的是第一作者的电子邮件地址，但我们并不能确定第一作者的回答是否能代表其它合著者的想法。因为在同一个合作项目中，每个人参与合作的原因可能有差异。在分析、解释调查问卷结果时，这一不足我们未能考虑进去，这是要加以说明的。共搜集到307篇有电子邮件地址的论文，将307份调查问卷发送给了这些地址，回收到138份，回收率为45％。

在这次调查中，我们参考了以往文献中提到的合作原因，挑选了众多文献都涉及的共性合作原因，再加上我们分析出的其他可能原因，共归纳为13种。请应答者分别对这13种合作原因给予重要程度评定。个别回答者对问卷中的一些选项难以作出判断，没有给出重要程度评定，因此表1中有的选项的总数不是138。

Goran Melin也曾就合作动机做过调查。他在调查中列举了五种可能的合作动机。调查结果中，五种合作动机各自所占比例为：“合作者有特殊技能”（41%），“合作者有特殊数据或设备”（20%），“新方法的发展和检验”（9%），“社会原因:老朋友，以往的合作者等关系”（16%），“导师-学生关系”（14%）^[2]。与Goran Melin的调查相比，尽管我们列出的合作原因类别更多，有13种，对每种合作原因的描述也更为具体，但若将这13种合作原因归为几个大类，统计各大类所占百分比，则与Goran Melin的问卷调查结果非常一致。详见表1。

从整体上看，对表1中列出的所有合作原因，应答者认为其“完全不重要”的比例都不高，说明这些原因在科研合作中都存在。由此，我们可看到，个体科研人员的主要合作原因并非有些人所认为的“通信、交通、航班等费用的降低”、“地理距离限制的缩小”等外在因素，在回答者提供的补充信息中，也没有任何人提到是因为这些外在因素而合作。可见个体科研人员之间的合作原因更多是个人、微观层面的。

 

表1 中国科技期刊研究界 “合作原因重要程度”调查结果

 

多数应答者认为，“与合作者在学术方向上有共同的兴趣”（83.4%）、“与合作者对研究的问题有共同的观点；或认同合作者的某些观点”（80.4%）、“借鉴合作者的知识经验；通过合作，获取合作者的数据、方法或特殊能力（合作者善于使用某工具或研究方法，或具备某特定技能）等”（90.5%）、“通过合作，可将两个或多个不同研究领域或学科主题方向结合起来”（86.2%）、“通过互动合作，促进双方思想火花碰撞，带来新思路”（89%）、“与合作者经常交流意见、观点、知识等”（78.2%）“虽然从事的研究领域不是跨学科的，但仍需要多个专业领域的知识来解决特定的研究问题”（86.2%）、“从事的研究的领域是跨学科的，需要多学科知识”（84.1%）等这些与知识层面相关的因素都是重要或非常重要的。暂且将这些原因归为“知识、技术因素”。

除了这类回答比较集中外，社会关系方面的合作原因也呈现一定的集中性，但争议性也最强。对于“响应科研资助者或管理者对加强科研合作的倡导”选项，50.7%的科研人员认为“说不准”其重要性，26.8%（包括“非常重要”）的科研人员认为重要，22.4%（包括“完全不重要”）的科研人员认为不重要。由此看出，科研管理层对科研合作的推动促进作用并不确定、明显，或者说，科研管理层促进科研合作的政策并非总能得到科研人员的欢迎和支持。科研管理层在促进科研合作过程中，应充分考虑科研人员的要求和看法，不应将科研合作“强加”给科研人员。

对于“希望通过合作增加本人的知名度和在本领域内的被认可程度”选项，39.4%的科研人员认为“说不准”其重要性，20.4%（包括“非常重要”）的科研人员认为重要，40.1%（包括选择“完全不重要”）的科研人员认为不重要。一般来讲，合作能够带来对合作伙伴认可度的增加。合作研究并不一定能使研究者一下子被所有同行所知，但仍能够提高其显示度和知名度。

对于“通过分工、合作，各尽其长，能够撰写更多论文，提高研究产出”选项，33.3%的科研人员认为说不准其重要性，47.8%（包括“非常重要”）的科研人员认为重要，18.8%（包括“完全不重要”）的科研人员认为“不重要”。分工可能不被所有人所认同接受也属于合作，或者说分工只是低层次的合作，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合作，因此有相当一部分科研人员认为“说不准”。那么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的“合作”或怎样的共同劳动方式才称得上“合作”呢？值得思考。不论合作的层次高低，至少合作能够“各尽其长，共同完成”、提高产出，许多科研人员还是认为合作具有积极的意义。

对于“合作者（或其所在机构）是领域内的权威作者（或机构）”选项，43.8%的科研人员认为说不准其重要性，30.6%（包括“非常重要”）的科研人员认为重要，25.5%（包括“完全不重要”）的科研人员认为不重要。有的科研人员认为与“优秀人物”合作可以增加学识、提高研究质量，这种情况下，合作是“重要”的。但也有人认为由于评职称、谋私益等“名利”因素而“假合作”的情况也存在着，故而认为这种合作原因“不重要”，不值得提倡。

另外，“为了培养后备研究人员（合作者是自己的学生或晚辈）”，76.1%（包括“非常重要”）科研人员认为“重要”，这说明，由于导师-学生（晚辈）关系而合作的占有相当的比例。

从更广义的含义来讲，回答者给出的答案体现出，合作原因主要是认知、知识、技术因素。但是在相当程度上，社会因素促进、影响着合作。这表明，科研与认知、社会、实践是紧密相连的，在解释、分析科研活动和科研合作时，应该充分考虑到这些因素。

4 进一步了解到的相关信息的分析

作为问卷的填写者，科研人员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数据；同时，作为科学系统内的成员，他们对许多问题有自己的实践、理解和看法。除问卷外，我们针对“合作有哪些实际意义、效果？”、“科研合作的实际操作过程、工作模式怎样的？”、“科研人员对合作现状是否满意？”等问题与部分应答者进行了进一步的交流，他们有的列举了自己参与的科研合作实践和合作项目，讲述了对科研合作的现状和问题的看法，还提供了大量的科研合作相关信息。将问卷调查结果和进一步了解到的信息结合起来，使我们对科研合作现状有更具体、全面的了解。

总体上看，他们对开放性问题的回答所反映出的观点和看法与上述问卷调查结果是很一致的，但提供了更丰富的信息。可以将这些数据、信息归纳总结为如下几类：

①  其它合作原因

有人提到“产出高质量的科研成果”、“增大研究结果的影响程度”“增加论文被引次数、引证领域”也是合作的原因。人们对合作普遍持积极态度，认为合作研究的成果质量更高，带来的影响更大。有人提到“科学研究的需要”， “优势互补”“只有多人合作才能完成”， 可能科学研究本身就应是群体努力的结果，有的研究仅凭单个科研人员是很难完成或完成的质量不高。有人提到“对研究进行过指导，提出过意见”，可能合作者并没有参与具体操作、实践，但其指导或意见为合作项目的完成、论文的写作有帮助。有人认为这不是真正的合作，也有人认为这属于合作，只不过不是高层次的紧密合作。尽管目前对科研合作的概念、范围、形式、操作过程都没有统一的理解，但我们认为这属于“浅层次的合作”。有人提到“经费原因”、“研究力量集中，易于中标”、“为日后申请重大科研项目奠定基础”，似乎科研管理层认为合作研究的质量更高、更容易达到预期效果，科研人员认为合作研究更易获得项目的申请、资助。还有人提到“因为朋友关系”“社会因素的非实质性合作”，这与上述问卷调查结果也是一致的：社会因素促进人们之间的交流合作。不少人提到“一些‘合作’是建立在利益互惠的基础上”，“为了评职称”，“为了获取私利”，“为了钱” ，“为了名和利的分享”，有科研人员提到，尽管这些动机不可取，但确实有人从事项目研究和项目合作是为了获取利益。

②  两种主要的合作形式

合作形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合作者之间有明确的劳动分工，所有细化的工作部分之间的连接、协调由合作中的决策者决定。大家各自完成一部分，然后将结果组合到一起。这种方式可能是最浅层的合作。另外一种是，在合作项目启动之前，大家就许多研究问题相关细节相互探讨、交流意见。最后写论文时，各自完成论文的某部分，但其中的研究成果都是合作者之间多次交流过的，很难说某部分到底由谁来写比较合适。有科研人员以他们的合作实践为例，“在项目中有总指挥的（首席科学家），大多是分工合作各有侧重；定期开会讨论进度，最后的研究报告分工写，由一位最终统一体例”。这两种合作形式之间有一定的交叉。有时可能难以判断到底属于哪一种合作方式。很多时候，人们更提倡第二种方式。

③  不同学科领域研究人员合作的原因、形式不同，对合作的看法也不一

有人说到“对于合作动机，人文社会科学，约40%是科学理性的，40%是社会理性的，20%是非理性或混合性的；自然科学，大约60%是科学理性的，30%是社会理性的，10%是非理性或混合性的”。不同学科对合作的兴趣和需要不一样，导致不同学科的合作动机有差异，合作形式也有不同。如在医学领域，几乎所有研究工作都是合作进行的，而人文学科内合作很少。这种差异不需要人为改变。人文学科领域与其他学科领域比，研究人员之间可能更难达成思想观点的一致。研究对象与问题的性质也影响合作的形式，比如，虽然哲学研究学者许多是各自为战的，但在研究一些社会问题时，他们反而比较容易达成一致，合作增多。

④  科研合作的负面结果

大部分科研人员认为合作具有积极意义。合作可以增加知识，提高研究质量，利于项目完成，促进新思路、新观念、新发现等。

但合作只有益处，没有负效吗？有人说到“由于非理性因素的存在，合作研究往往不能落到实处，影响了成果质量；理性和非理性的矛盾，可能导致合作团队精神和心理等多方面的问题，不仅降低了科研效率和收益，还引发了部分科研人员的科学精神危机。所以，合作不仅有正收益，还有负面性”。这些观点是值得关注的。

⑤  合著关系衡量科研合作的有效性

一些科研人员提到科研成果署名作者数与实际合作人数不符的问题。

是否存在合作研究成果以单个作者署名的情况呢？从方法论观点来说，这与科研合作测度、评价方法具有很大的关联性。因为，如果大量的合作研究成果以单个作者署名，或大量的独立研究成果以多个作者署名，那么合著关系就不足以用来作为科研合作的评估指标。Goran Melin的问卷调查中，对于“共同研究成果是否以单个作者署名”，回答“是”的只占6%。但那些回答“否”的一些作者补充说明：自己没有将合作研究产生的论文以单个作者署名，但听说别人有这种情况，或看到了这种情形。不过，他们都强调说这种情况很少或这种情况是由于当时的特定条件才出现。“当合作者只是收集数据”，“会议研讨结果已经发表在其它期刊杂志上”，才将合作成果以单个作者署名。总的说来，有科研合作经历，但最后的论文只署单个作者名的情况很少。^[2]

有人说到“与自然科学不同，社会科学的合作又有特殊的地方。比如，合作就是给朋友挂个名，反正自己也没什么损失。有时，多挂一个与论文不相干的作者名对论文的主要作者没有损失。但需区分合作方与被合作方，或主要合作方与次要合作方的问题。比如，别人请‘我’挂他的名字，与‘我’请别人挂‘我’的名字，是有区别的”。考虑到共同研究成果不署全部合作人员姓名比署名作者多于实际作者数风险更大，可以推测，单个作者研究成果以多作者署名的比例肯定大于6%。

⑥  科研成果署名怎样反映合作关系？

对于论文署名顺序怎样反映合作关系，看法各异。往往第一作者是专家、管理者或项目领导人等‘决策者’，但署名顺序并不总能真实反映贡献大小，共同完成的科研成果，很难说到底谁贡献多，谁贡献少，应同等看待每位作者。“有的学生担心难毕业，担心将来找不到工作，愿意做导师吩咐的所有事情，不提出问题，也不开拓思想、观点”，“一些研究生撰写论文，导师从来不看，即使看了，改动也很少。但有的学校规定研究生必须是第二作者，导师必须是第一作者。这实际上是一种被迫合作。即使研究生是第一作者，如果导师没有付出什么劳动，导师没有必要署名的。实际情况是，很少研究生会这么做。在社科研究中，这种情况很普遍”。

科研合作的概念模糊，界限不明确，导致科研成果署名不规范。词典中合作的定义是：个人之间共同工作，实现共同的目标。“科研合作”可以定义为：科研人员共同工作，实现产生新知识的目标。但是，科研人员在多大程度上共同工作，才构成“合作”？^[1]合作中的贡献大小如何界定？哪些人员应署名，那些人员不应署名？怎样署名不让读者产生“第一作者贡献大”的误解？

⑦  科研人员对科研合作现状的满意度

合作效果不尽相同。由于合作效果受知识背景、合作动机、合作者的精神状态、参与合作的能力等许多因素的影响，不同科研人员对合作的满意程度不一样。“科学理性角度讲，亲缘学科合作满意度较高，大约60%-70%；跨学科合作满意度较低，大约30-50%。社会理性角度讲，由于合作者之间可协商、交流，较易达成共识，对合作的满意程度较高，大约70-80%”。

大部分科研人员对目前的科研合作现状持积极态度，“松散合作是主流，紧密合作已经起步。紧密合作是今后合作的方向”。如果多个申请单位竞标申请同一项目，科研管理层倾向于将项目批准给合作团队，甚至国家级科研项目立项时严格要求科研合作。而科研人员在申请项目时，也以团队申请，“易于中标”。但如何开展合作研究、合作研究的进展怎样、是否进行了真正的合作等，则是由科研人员决定的。故不免出现的情况是：项目申请时，申请人是合作团队，而在实际研究中，可能因为彼此参与合作和沟通交流的能力、“天时地利”等因素的影响，合作并没有按照预期的计划得到开展。或许科研管理层或基金组织机构不应该设立研究项目，应由科研人员决定，因为如果这样做，会导致那些需要这笔钱、这份工作的人来申请，而不是那些有好的思想观点、对研究工作感兴趣的人来申请项目。^[2]

5 结语

本文主要研究科研合作的微观方面，从个体科研人员出发，通过问卷调查和开放性问题的问询，了解科研人员合作的原因、效果，以及科研人员对科研合作的看法。

合作的原因有很多种。合作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宏观上的，如通信、交通等技术发展造成了合作的便捷性；微观上的，如社会偏好，个体科研人员的知识背景，科研人员之间的信息传递、数据交流，技术设施、研究设备的获取等。科研合作可能源于这些物质、知识、技术、社会等因素，也可能是这些因素的不同程度的组合。

尽管科研人员合作的原因各异，但都表现出对科研合作的实用态度。不论是物质、知识、技术或社会方面的益处，人们预想从合作中得到一些益处，进而决定合作。有的益处比较明显，如共享设备、获取数据、提高研究质量等，有的益处不明显，“互相交流思想、感情可能是合作活动中最重要的回报”，虽然不一定立即有合著等共同研究成果出现，但从长远来看，合作交流是很有价值的。另外，合作关系的建立靠研究人员自身，一般不需要其他的发起者，而且合作的形式、操作过程也是研究人员自组织形成的。由此可见，科研合作具有较强的实用主义特征和高度的自组织性。

科研合作有多种不同的形式。科研合作形式取决于学科的传统习惯、文化氛围、合作的主题领域。学科、知识背景、学术环境也起着重要的作用。此外，合作者距离远近也会影响合作形式。

合作效果也不尽相同。由于合作效果受知识、技术、社会、心理等许多因素的影响，合作的效果也有差别。

大部分科研人员对合作持积极态度，多数科研人员显示出科研合作的愿望。

科研合作的概念、界限不明确，对合作的过度“推崇”等因素，导致科研合作中存在署名合作作者与实际合作作者不符、“假合作”等问题。

既然如此，科研管理层在批准项目时，不应简单地认为合作研究优于独立研究，在评估、评价科研成果质量时，也不应简单地认为合作研究成果比独立研究成果质量高。科研管理者和基金组织机构在促进科研合作的过程中，除了为科研人员提供资金和设施等研究条件外，不应过于强调科研合作的益处或表现出对科研合作的过于“偏爱”。

将来的合作研究，应该更进一步阐释具体学科内的科研合作状况，调查研究科研团队内部的环境和科研人员之间的交互。科研合作的定义、界限应该得到明确，科研合作原因、合作形式、合作效果等之间的联系应该得到更确切的阐述。收集有关这些定性因素的定量数据，将定性分析和量化数据结合起来，发现合作原因变化发展的方向和强度，观察合作效果如何随之变化，进而针对问题采取措施，提高合作质量和效果。

 

参考文献：

[1]Katz,J.S.,Martin,B.R.What is research collaboration?[J].Research Policy,1997，26(1):1-18.

[2] Goran Melin.Pragmatism and self-organization Research collaboration on the individual level[J].Research Policy,2000,(29):31-40.

[3]de Solla Price, D.J.,Beaver, D.B. Collaboration in an invisible college[J].American Psychologist,1966,21(11):1011-1018.

[4]Merton, R.K. The Sociology of Science[J].Chicago: The Univ. of Chicago Press,1973.

[5]Kyvik,S.,Teigen,M.Child care,research collaboration,and gender differences in scientific productivity[J].Science,Technology and Human Values,1996,21(1):54-71.

[6]Myers,G. Politeness and certainty: the language of collaboration in an AI project[J].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1991,21(1):3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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