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不断创造需求的工作和生活

一

人可以大致分成几种，一种是“少一事不如多一事”的人，俗称“好事之徒”；一种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人，俗称“遛边之人”；还有一种是在这两者之间的人，即“该做什么就做什么”的人，俗称“省心之人”。应该说，现实中第三种人即省心之人一直都占到大多数，就是人们常说的不擅空想、不擅空谈、不懒惰、不抱怨、很自然、很理性，有点随遇而安的那类人。然而，世界上的事情都是会变化的，只要时机到来、条件具备。当代人已经或多或少地感觉到，诸如消费社会、福利社会、大都市化、虚拟经济、虚拟社会等生活背景，还有自由主义、享乐主义思潮，都极易变成平凡而正常的生活的一剂“毒药”。

严格说来，中国社会正逐渐从传统走向现代，而不是像发达社会那样已经进入到所谓后现代社会或后工业社会阶段。中国社会对多元化的包容性还很弱，对传统社会的解构和重构刚刚展开，按照有些社会研究者的用词是正处于转型时期。中老年一辈由“省心人”所构成的那一至两代人，仍然在社会工作和社会生活中发挥着中流砥柱的作用，他们与政府权威性力量和传统型社会结构相互平衡，使得中国相对西方而言，近期更能够抵御各种危机和风险。例如前一段时间，华中地区有一个农村社会调查组通过深入中国乡间，发现因出口外向型企业倒闭而返乡的部分农民工，竟然能够比较自然地被二元社会中弱势一方所消化，较大程度上减低了社会风险。其中原因是部分农民工愿意转而为满足农村不发达市场的需求而工作，“该做什么就做什么”的“省心人”传统还在。不过，终究见惯了缤纷世界，时下农村青年中不省心的人显然还是越来越多。

笔者以为，省不省心实在不是判断世人积极或消极、好或坏的合理标准，即使从传统观点看，“不省心者”也并非都不好，例如“好事之徒”可能会创造点什么出来；“遛边之人”只要不拖累社会，也同样在创造着多元化的消费需求，像“宅男宅女”们跟流行文化就有一定关系。所以从本质上判断人积极与否的标准，应该是落在生产和消费两个方面。这就是说，既能创造出新的生产力，同时又能创造出新消费的人的行为自然是最好的，即使做不到二合一，如能创造出新消费的行为也是好的。由此可以看到，未来多元化社会对青年人的期待将是——坚持追寻不断创造需求的工作和生活。笔者要稍做澄清的是，这里的需求指的是有效需求，合乎环保的生产性需求自然包括在内，积极的消费需求也自然包括在内，可以支付的其它性质的消费需求也包括在内，但是不拟包括无法支付又不合理的消费需求，因为无法支付的消费需求往往产生于工作和生活二者极端分离的情况之下。

二

西方后现代或后工业社会无论是从国家战略上、从文化价值观上、从产业分工选择上，还是从消费观念和消费结构上考察，实际都是试图以创新和创造作为基石，因为创新和创造被认为能够带来无穷无尽的、以市场为中介的需求。西方社会相信人们通过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推崇创新，会催生出生产上和消费上的多样化需求，不断涌现的创新观念和行为又不断地维持和扩大着各种需求。显然，需求是现代社会发展的推动力，需求既来自于自然需求（个人生活必需）的不断放大，也来自于“无中生有”（非生活必需但具有生产或消费引力的观念或行为）。无论何种来源，“足够的需求”本身对于维护既有社会结构和生产生活方式都是至关重要的，特别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它是维护“生产和消费不断向上走”的人类社会发展轨迹之关键。

古语说得好，“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创新和创造活动促发人类无尽需求的前提条件是必须要形成市场共识，即使现代生产本质属于“资本的游戏”，也不可能把钱随便往水里扔。人们对于积极市场信号甚至是经济泡末的依赖，使得各种生产和消费活动善于顺风而行却不愿逆风而行，显示出人们并未在任何时候都具备向前走的信心和决心。如果市场消失或暂时衰退了，人们便很容易削弱原来的工作方式、生活方式的基石。例如最近金融危机发生后，西方利用杠杆原理建立起来的金融经济体系瞬间变得十分脆弱，以前对金融业创新的信心基本丧失。又例如西方先前已进行的未来创新技术研究，不管是磁悬浮还是第三代核电站，有了技术却突然发现本国没了市场，本是西方人的创造因为没地方用，反倒成全了中国先行先试。这些都是市场风险对于创新和创造的挑战，它给人的印象是一旦遇到经济“崩塌”的危机，创新和创造激发的需求似乎也不那么可靠。既然如此，西方社会还能否坚持倡导创新和创造是工作和生活的基石呢。

中国的情况相比西方，有共性也有特殊性。中国还没有进入高福利、高消费、虚拟经济当道的发展阶段，而是制造业蓬勃发展欲征服世界市场的时期，高效率制造工作的单调和辛苦对青年的影响，表现为不愿从事普通工作的风气逐步蔓延，例如部分农村青年因“累了”尽力想进入非体力劳动行列，城市青年则显出高不成低不就的情形。相比之下更值得关注的是，金融危机可能导致青年中出现不愿为创新冒险的风气。这两种情况似乎东西方都有之，但形成的具体原因有所不同。发达社会青年对普通工作消极的态度，历史上是因自由主义思潮、单纯消费主义以及福利保障过度的弊病，而中国青年对普通工作的消极态度很多是因为职业地位观念、劳动条件限制和福利保障不足造成的。西方青年对于创新和创造的退缩是因为市场风险打击，中国青年除了市场因素外很多时候是因为结构化社会的各种压力影响到创新和创造动机。

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有一定后发性，社会对多元化的包容必然不断提高，社会结构中的僵化弊病可以逐渐改良，改良前景为青年人的自由发展铺平了道路。不过，由于过去中国常常将西方社会对创新和创造的倡导以及西方社会无数成功的案例作为自身参照系，正面宣传“好事人”的工作和生活方式，现在一旦西方遇到危机其教育意义便有所下降。现在全世界都面临着新的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背景，连所谓世界先进体系都存在不确定的危机和挑战。这是否意味着原来认同的工作和生活模式不再是无可置疑的追求目标？还是正好相反，中国青年以此为良好契机，将生产和消费上的乐观主义和积极行动作为超越西方模式的有利工具。后一种选择要求中国青年面对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由种种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不是陷入颓废和丧失掉工作和生活的基本原则，而是敦促、配合社会移除导致消极状态的障碍，例如提升劳动条件和福利保障、确立开放流动公平的社会结构和多元文化价值观等等。

三

众所周知，如果人人都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那么生产和生活就不会向前了。先前日本曾出了一本很有社会反响的畅销书，主题是“日本社会走向下流了吗？”。稍后华语圈也受到影响，台湾和大陆先后都有了中文翻译版。现代社会信息借助网络广泛传播，个人在有意和无意中了解到的信息越来越多，自然导致新奇之事越来越少，好事之徒越来越少，而与此同时社会问题却越来越大。

从社会进化过程获得的公认观念是，有年轻人就有希望，无年轻人的社会就会趋向衰败。毕竟青年人无论是进取还是颓废，都会导致大量社会需求的产生，只是需求性质、种类不一样以及需求的持续性不同罢了。因此人们常常说，有年轻人就有消费，没有年轻人就没有消费。如果没有不断的、持续的、甚至不属于个人生存必不可少的消费需求，那么经济要高速发展，使市场空间得以保持并增大，就不太可能了。这是个经济动力的大问题，商界惯于打儿童牌、打青年牌就是这么来的。当然，如果青年只有消费而没有创造也是不行的，例如依靠“啃老族”的消费模式就是行不通的。此外，只有纯粹自娱自乐型需求而没有生产型需求也不行。

从这里可以推导出结论，就是21世纪理性的社会行为和个人行为的根本出发点，或者换句话说是社会成功和个人成功的关键点，实际在于能否有效地创造出需求来。人类历史长河中，人口在增长，生活水平在增长，当然要靠需求的增长带动生产的增长，或者是生产的增长推动需求的增长。这其中，社会要从生产增长和需求增长两方面考虑问题，例如社会促进投资和促进消费的政策，包括社会保障措施对消费的解放；个人也要从生产增长和需求增长两方面考虑问题，例如倡导个人的生产性消费、积极理性的消费，就能够既产生需求又产生增长。个体可以被看作是社会的细胞，从社会行动和个人行动的因果关系来分析，最终保证人类社会持续向上发展的因素，仍然是个人追寻不断创造需求的工作和生活。按笔者的说法，要推动个人争当“好事之徒”。

如果人们不能或难以创造出新的需求，就不得不想方设法使自己适应当前的社会需求。换句话说，就是“好事之人”做不了便做个“省心的人”。不过省心不能保证自己一辈子都会顺心，因为社会需求总是变动而不一定尽如人愿。因此不妨这样认为，“省心人”在目前中国经济社会的背景下，比消极颓废的人（农村和城市都有）要好，但是比创造需求的人还是要差一些。排序下来说明，青年人不能做消极的人，至少是要做省心人，最好是做创新创造的好事之人。

以上严格说来是理论化的分析，因为当前中国面临的现实问题是，部分青年人想做“省心人”似乎也没有足够的机会，这个对传统结构化社会的挑战比较严重。时下就业比较困难是人人皆知的情况，在人口不断增加、技术不断发达、经济遇到危机的背景下也容易理解。此时人们的信心和意志非常重要。有学校教师善意地提醒管理者不要招太多学生，一来学生就业不好会耽误学生未来发展，二来学生职业发展不好对于教育机构也有负面影响。这的确是个头疼的问题。但是总的来说，要对社会发展的未来和学生自我发展创新有一些信心。

很明显，政府和社会目前已经采取了一些比较务实的举措，来缓解青年就业压力。在笔者看来，政策措施的本质是试图在结构化社会中创造更多的机会或者岗位。为什么有时不叫做岗位而称为机会呢？因为岗位能够使“省心人”迅速稳定下来，而机会只是一种可能的岗位前景。不管是实习岗位、培训岗位，还是研究助理、行政助理岗位，甚至村干部志愿者或是支教志愿者都更多的表现为工作机会，而不是稳定的岗位，因为无论对于政府、社会还是学生个人都无法或不愿意将之固定下来。它们更多的是青年职业的出发点而不是职业旅途中间的固定站台。

无论如何，种种促就业措施始终包含着政府和社会的扶持和好意，也未尝不是青年自我奋斗的契机。例如，有的青年学生原来参加了政府有组织的志愿者活动，但是发现基层的岗位存在问题，要么是岗位比较虚，要么是没有实际岗位，就带着社会经验回到新的学习和创业中来，这就是一种积极的调整，不去怎么知道自己如果有能力还是要奋斗的道理。甚至有极少数幸运者在基层找到了创业灵感。

有比较、有思考才会有行动，社会实际将不断加深青年对于创造需求的工作和生活的认同感。他们逐渐认识到，结构化社会中的现有需求（包含部分善意地、人为地制造出来的需求），都包含有较大的局限性，只有自己尽力创造需求才能争取主动。对于青年人而言，“创造性破坏”的发展理论作为经济学观点理解起来不难，创新风险和回报都很大，但是个人要能够积极接受并付诸实际就不那么容易了，事实教育比理论教育要有效得多。

当代青年虽然相比上一代人面临更大的挑战，但是他们的确能够不断地创造出新需求。在笔者的观察中，每一代青年群体都有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方式，例如曾经见到一家MALL中的店员青年，工作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人际文化，互助互娱，积极适应业主和顾客的特点并内化到日常言行思中，虽然压力大但善于转移压力，工作与生活结合得比上一代人紧密得多，通过积极适应形成自己的群体生活和生存空间，反过来成为新商业文化的构成要素并影响其转变。

四

古往今来，小人物总是表现为随波逐流，因为总是在适应，而没有创造的行为。大人物之所以给人感觉游刃有余，是因为他们在创造着需求，从而提供生存机会给他人并拥有权力。在大政府背景下需求的创造者主要是政府，在小政府背景下需求的创造者主要来自于民间，特别是来自有企业家精神的人群体。小政府大市场是西方行政管理和经济管理的口号。如果它代表着一种趋势，那么个人对于需求创造的贡献就显得十分重要了。

在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生活里，政府的作用一直很重要，特别是最近在遭遇到全球性经济危机的时候，政府的巨大财政投入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对比西方国家展现出某种优越性。然而，随着刺激经济政策的深入，人们开始感到拿着、花着政府的钱却心里不是滋味，一会儿担心未来的通货膨胀，一会儿担心“扶劣挤优”、“国进民退”的负面效应，一定程度上陷入了矛盾反复。对国资“烫手山芋”的感觉实际也是对个人、企业和市场不能承担起稳定责任的痛心疾首。人们普遍明白，政府的经济刺激措施所激发的需求只是暂时的，而不可能是长远的、经常性的，因此社会中能够创造需求的组织、人群、个人需要不断地壮大，甚至应该是人人有责。近年来中国又提出一句响亮的口号——消费（实际是贡献消费需求）就是爱国，那么可以说创造（生产和消费需求）就更加是爱国了。

古代圣贤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但是大人物虽然因劳心创造而拥有权力，但创造过程明显是艰苦和枯燥的，他们不可能没有心力交萃的时候，不可能没有孤独和痛苦的岁月，所以又有前人语云“高处不胜寒”。如果个人没有远大的理想抱负便难以坚持奋斗，这似乎是阻挡普通人做创造需求的事业的个人价值观因素之一。不过无数经验告诉人们，艰苦不一定就是痛苦，例如“苦虽苦若是自己心甘情愿的便不觉得”，“时时替别人操心比时时替自己操心要感觉幸福一些”，这些说法几乎已经成为格言，但绝对不属于空洞说教。笔者曾经看到某某网络青年郑重其事地告诉别人他最喜欢这样的感觉，就是爬到城市中一幢最高的大厦的天台上，背负双手俯瞰下面的人与物，此举“凌驾于芸芸众生之上”实际不一定是因为某君狂妄自大、不可一世，也可以看作是胸怀愿意济世济人的宏愿。

人生的挑战不一样却都不轻松，世界是公平的，上帝也是公平的，大人物、小人物同样不轻松，可做选择但难以逃避。大人物要洞察当前和未来，“无中生有”、“时不我待”；小人物要面对眼前的具体问题和困难，“负重前行”、“乐观坚韧”。正因为如此，现实社会中许多有能力、意志力一般的人选择了中间道路。中间道路对于青年人来说意味着一种折衷的方案，中间道路从安全性和生活品质来衡量，是比较能够为当今受过良好教育且注重生活情调的青年所接受的一种工作和生活方式。它既包含有那么点省心，又包含有那么点创造，既不好高鹜远，也不得过且过。但是选择它也不意味着一生波澜不惊、一帆风顺，它还是使人要不时面临二难问题——某一时段你究竟是想要省心呢还是好事呢，做出抉择不容易。如此一来的后果是，个人在工作和生活上缺乏连续性，总是变动着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作者原文撰写于2009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