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格利茨怪圈”是由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提出的关于亚洲国家和美国之间资本流动的奇特现象。

     “斯蒂格利茨怪圈”的典型症状是，亚洲国家将本国企业的贸易盈余转变成官方外汇储备，并通过购买收益率很低的美国国债（收益率2%—3%）回流美国资本市场；美国在贸易逆差的情况下大规模接受这些“亚洲美元”，然后又以证券组合投资、对冲基金等形式将这些“亚洲美元”投资在以亚洲为代表的高成长新兴市场获取高额回报（收益率10%—15%）。简单的说，这好比一个人以低息把钱存入钱庄，然后又反过去向钱庄借高利贷。

    目前，在学术界发生的学术信息循环情况，与资本市场的资金循环情况如同一则。典型症状是，在我国怪异的学术和人才评价“指挥棒”影响下，我国学术界为追求论文的引用率，不惜将本国纳税人支持下获得的绝大多数优秀学术研究成果，大肆公开发表在一些国际期刊出版集团控制的学术期刊上（而且以此为荣）；同时，一些国内学术期刊为了扩大一点国外发行量、提高一点影响因子，不惜将自己学术期刊的网络出版权、期刊信息等无偿或低价出让给一些国际期刊出版集团。从而，形成这些国际期刊出版集团的学术信息高度垄断，引发国外网络学术期刊信息价格的强势上涨。在我国科技创新的国家背景下，科技投入不断增加，学术信息需求量不断扩大，我国年轻学者（目前我国科技工作者的平均年龄为37.9岁）群体越来越大，对国外数字化的学术期刊信息的依赖程度不断提高，逼迫我国学术期刊信息机构不得不以高价购买回许多本来就是我国学者发表的学术论文信息；在这些国际学术期刊信息的支撑下，我国学术论文、学术期刊信息的产量不断增加，而这些学术信息又源源不断地再次流入到这些国际期刊出版集团（而我国学术期刊由于没有高质量的论文逐渐在国际上被“边缘化”；在学界，呈现的是一种“论文投外刊、学术信息机构定外刊减内刊、学者读外刊引外刊”的风景线），如此循环往复。简单的说，这就好比我国学者以无偿或低息把学术信息提供给国外出版集团，然后又反过去向这些国外出版集团高价购买学术信息。

    要走出我国学术信息循环的这种“斯蒂格利茨怪圈”怪圈，必须改变国家和一些学术机构的有关政策，让我国学术界把高水平论文尽量发表在我国的优秀学术期刊上；同时须要我国学术期刊改革创新，优胜劣汰、组建自己的学术期刊出版集团，增强竞争服务意识和传播能力。